来国企上班的第一天，王晓晴有了全新的从大厂跳槽国称呼——“王总”。

此前她在大厂工作过13年，我后悔了前同事一直叫她“晓晴”、从大厂跳槽国“王老师”或英文名；“王总”二字让她很是我后悔了恍惚，总感觉是从大厂跳槽国在叫别人。

如王晓晴一样，我后悔了很多在行业动荡和内卷中疲惫不堪的从大厂跳槽国大厂人，正在选择“上岸”去央国企。我后悔了与互联网大厂的从大厂跳槽国劳累和35岁红线相比，央国企没有明显的我后悔了年龄歧视，不会轻易被裁，从大厂跳槽国工作也更轻松，我后悔了不失为一个旱涝保收的从大厂跳槽国铁饭碗。

但作为另一种形制的我后悔了“外来物种”，缓慢的融入中，他们也时刻感受着自己的水土不服。

央国企，会成为大厂人的救赎之地吗？

王晓晴记得，在那个宽阔的会议室，当自己接受国企董事长的一对一面试时，西装革履的领导对她慷慨激昂勾勒着未来，用的是中气十足的男低音：

“加入我们，你可以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她莫名被那个声音感染，决定跳槽。

不久前的2023年秋，猎头找到了王晓晴——一个处于35岁危机中的互联网人，称这家科技类国企正在招聘中层管理者，给出的薪资足以与她在大厂的持平。

王晓晴萌生了换工作的念头。在年龄歧视日趋严重的大厂，她丧失安全感已久。公司高管的内斗、业务的停滞，也让她越发不适。

她开始考虑人生下半场的去处。在王晓晴看来，央国企没有年龄歧视。被互联网大厂贴上“大龄”“太老”标签的员工，在很多央国企只能算“年轻人”。在她将要奔赴的那家国企，四十多岁的员工并不少见。

面试一帆风顺。没有打压薪资的环节，她也未被问及婚育情况这样的私密问题，谈起福利，甚至比大厂有过之而无不及。

她觉得自己是被尊重的。

于是，面试两三天后，王晓晴奔赴了这家典型的国企。

那天她一大早入职，包括董事长在内的所有人都微笑相迎，看上去其乐融融。

这里朝九晚六，从不加班。同事们说话做事都慢条斯理，大家说她语速噼里啪啦，“一听就是互联网公司过来的”。

“这里其他都很慢，但是下班快，”王晓晴说，“他们下班的速度跟火箭一样快”。好几次，她想和同事一起坐地铁，去一个洗手间回来，大家都没影儿了。

过去王晓晴经常加班，最疯狂的时候会通宵，时常周末无休，因为“在大厂不加班，你就是异类”。

“但在这个国企，加班，你是异类。”她说。

在新公司，有时她想悄悄加个班，但6点刚过，负责关灯的后勤就来了，提醒她赶紧回家。

作为一个想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的卷王，王晓晴是铆足劲想在国企大干一场的。互联网大厂的业务变动频繁，经常“做着做着，一个业务就被砍掉了”，哪怕这个业务成功在即，那让她感到很痛苦。

相较之下，她觉得国企的业务规划更加长远，可以深入沉淀，做出一些成绩来。

跳槽后，她保持着过去高强度的工作节奏。表面上，她准点下班。回到家，她坚持偷偷加班——“不能让同事发现”，因为当卷王可能被排挤。

而这样闲淡的工作，对想躺平的田甜是个极大的诱惑。2022年10月，她从互联网大厂降薪50%进入一家央企。

果然，她在央企的工作很轻松：周末双休，平时是早晨9点到11点半，下午2点到5点工作，内容在她看来无非是“琐事”。

“我上一次下午5点就解放，还是在读小学的时候。”田甜说。

她整个人都放松下来。每天5点下班回家，她美美地为自己做顿饭，生活，又回来了。

入职第二天，王晓晴风尘仆仆跑去参加她在国企的第一次中层管理者会议。她发现在座的十多个中层里，她是唯一一个带笔记本电脑的。

其他人都摊开纸质笔记本，一笔一划认真记录大领导发言——“哪怕大领导说的是废话”。

有人看了一眼手机，大领导当场发火，“下次开会，所有人不准带手机”。

偶尔，王晓晴有种“回到过去”的感觉。

像是大厂早就线上报销了，但在这家国企，报销堪比长征二万五千里：要先打印纸质报销单，再挨个集齐公司的6位领导签名。

一次，临近报销截止期，王晓晴拿着一笔300多元的报销单去找领导。6位领导中，只有董事长在。但董事长拒绝签字，理由是：“前面的人都没签，要按顺序一个一个来签。”

“为了这点钱，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她开始怀念在大厂时，企业滴滴一键打车免报销的便捷。

而许多多所在的央企更为“严谨”，就连申请对外采购一个几十元的办公用品，都要按固定格式填写申请表：什么时候用楷体，什么时候用仿宋，什么时候用某种字号，什么时候用另一种，还有加粗标黑，行间距，字间距……一旦格式不对，就打回重填。

同事们一边抱怨，一边默默执行着。许多多感到很无语：“一个人浪费20分钟，一个公司要浪费多少分钟？”

田甜怀念的，则是互联网大厂的平等氛围。

一次聚餐，田甜所在央企大领导因为开会迟到了。那20分钟里，所有人都站着等。田甜好奇询问一位跟自己要好的同事，大家为什么不坐。

后者告诉她，领导没来，大家怎么可能坐？

田甜当场僵住了。

她越来越意识到，在央国企的一个重要生存法则，是要让领导开心。

之前她在互联网大厂做的是商务合作，对人的接纳程度很高。在央企，她被分到和顶头上司——一位女主任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室只有她俩。

主任是个话痨，上班时间经常逮着田甜唠家常，翻来覆去说自己几十年前从外地来北京闯荡的“风云史”，田甜务必随时倾听，及时反馈，她意识到，为领导提供情绪价值，是自己工作的重要内容。

她的“工作”完成得很好。一个同事告诉她：你来之后，主任变开心了。

但田甜的内心是略煎熬的。她向凤凰网解释自己“逢场作戏”的工作动机：“你不让她开心，她肯定让你不开心。”

凤凰网的多位采访对象都注意到一种现象：对于互联网大厂，央国企的心态非常矛盾。

私底下，央国企人对大厂人常常是鄙夷的。

田甜听说，有人给办公室女同事介绍互联网大厂的相亲对象，后者一脸抗拒：“那不行，40岁以后就没工作了。”

“央企的人觉得自己是食物链的顶端，一听互联网，哎呀，阿里字节腾讯都没用，那都不行，都能倒闭，我们不会倒闭，我们在这里能干到退休。”田甜说。

当着一个媒体主编的面，王晓晴的领导曾把互联网大厂贬得一文不值。领导说，互联网大厂那帮人只想赚钱，业务变得很快。在现在的形势下，它们各种裁员、砍业务，不赚钱的业务都被砍掉，哪怕这个业务长远来看对国家有好处。

“这时就体现出国企的价值了。我现在发现，还是国企能承担起社会责任。”领导正色道。这次王晓晴已经不再被他的声音感染了。

但另一些时候，央国企又显出对互联网大厂的羡慕和尊重，视它们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立志要学习大厂，提高效率——

一位从大厂跳到国企的中层管理者就被明确告知，之所以招自己进来，就是为了引进互联网大厂的管理体系，推动制度变革。

许多多所在的央企为了对标互联网大厂，甚至将大厂文化模仿到了极致：

在这里，每个员工都有属于自己的花名；

大厂员工要写周报，这家央企就要求员工天天写日报；

大厂要加班，这家央企也鼓励大家加班；

这家央企还常年引用大量互联网术语，要求员工都要有OKR（目标管理法），而且要上下级“对齐”。

但在现实中，这样的做法往往沦为形式主义——大家见到领导，还是本能地把“某总”脱口而出，不敢叫其花名；而天天写日报，又加重了埋头干活、已经很累的员工负担。

许多多的日报总是写得很简略，内心深处，她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但她那位对实际工作很少过问的直接领导，却极其热衷把日报写成洋洋洒洒的小作文，拿着成果向上级邀功。

比如领导当天问了一句“某某活儿干了吗”，许多多只要回答一个“嗯”字，出现在领导日报里，就会是100多字的 “指导许多多配合某某部门做了某某工作，取得了某某成绩”。

“上面的领导根本不知道底下谁在干活，谁在偷懒。”许多多说，和互联网大厂的扁平化管理、谁干活谁偷懒一目了然相比，央国企的管理结构是金字塔形的，下面的声音很难传到上面去。

该公司衡量优秀员工的标准之一，是拉出上下班打卡记录，看谁加班时间多。一些员工因此故意造假，下班先吃饭或逛街，晚一点再回公司假装加班，深夜发一条有办公室照片的朋友圈。

许多多觉得，这家公司只学到了互联网公司的皮毛。

在互联网大厂，管理者得面对360环评，下属有权给上级打分——她亲眼见过一个领导因下属评价太差被调离；但在央国企，想升职加薪，做好向上管理即可，一线员工的看法并不重要。

李娉婷在离开大厂，平薪进到一家国企子公司后，确实应领导的强烈要求，制定了新的考核管理体系，打造了互联网式的职业晋升和激励制度。

但问题是，她身在业务部门，她的领导无法推动人力部门，在国企落地互联网式的管理体系。

“人力部门说，这是你们部门自己的事情，跟我们没关系。”

王晓晴所在部门属于国企的新板块，还处在从0到1的阶段。她做的是品牌宣传工作，认为公司此刻很需要媒体曝光。靠着工作时间的全力以赴和业余的“偷偷加班”，只花了两周，她完成了预计三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量：

梳理出一百多家媒体，联系上它们的最高层和相应跑口记者。她甚至和两个头部媒体聊出了对方愿意免费报道的品牌选题。

在王晓晴胸有成竹向上级汇报工作时，后者一句话把她打懵。

领导说：梳理和维护媒体关系没啥价值。

她瞬间感觉，自己的班都白加了。

王晓晴觉得上司其实并不懂业务，但掌控欲极强。她每次提出建议，比如“某总，这件事这样做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时，领导会马上说，“这个肯定不行”。

她认为这背后是一种隐秘的心理——“领导可能自身能力并不是很强，所以如果发现下属很有能力和想法，他就会产生不安全感”，“表现得废物一点，其实更安全”。

和王晓晴一样，李娉婷也保持了在互联网大厂时的工作强度。她是公司的平台运营负责人，不但要跟进业务，还要手把手带团队，经常从早忙到晚。

但用以判断她工作合格与否的标准，并不是一套明确的KPI目标，而是领导喜怒无常的主观感受。

在李娉婷看来，领导对工作很上心，但缺乏整体规划，经常抓小放大。他时常会在夸赞她的第二天，冷不丁在工作群里发飙，挑剔某个对工作全局毫无影响的细枝末节，进而否定整个团队的工作态度和成果。

更让李娉婷烦躁的是，领导还会给她部门塞关系户。那是个新人，此前没有任何相关经验，同一件事情，别人十几分钟就能完成，他要花两个小时甚至更久，也没有任何主动提升自己的意愿。“他的心思没有放在工作上，也不和同事主动沟通。”这让李娉婷觉得很棘手。

在她看来，互联网大厂也有关系户，但关系户也会好好干活；而在她所在的国企子公司，关系户只会摆烂，领导却放任不管，还会反过来对干实事的非关系户员工挑剔至极。甚至，关系户做不好的事，她得背锅。

忍无可忍之下，李娉婷坚持退掉了关系户。

“人的三六九等，在央国企表现得太明显了。”一位从大厂进入国企的员工对凤凰网感慨，被平等意识深刻影响的大厂人，进来可能会面临很大冲击。

大厂卷王们渐渐认清一个现实：

大厂的业务是自下而上驱动的，有市场压力，所以距离用户更近、掌握更真实数据的一线员工会被重视，可以随时反驳领导；

而央国企的业务是自上而下驱动，通常没有市场压力，所以领导说啥就是啥，员工照做便是，不需要个人意志。

王晓晴在网上看过一个比喻：“在大厂是牛马，在国企是丫鬟。”

她觉得这话非常贴切。尽管大厂也有嫡系和关系户一说，但无论谁都得牛马一样拼命干活，才能有升职加薪的空间。央国企则不然，所有人都像丫鬟，围着领导转——

嫡系和关系户像领导贴身的上等丫鬟，“只需要把领导伺候好就行”。

而她自己，就像是外来的负责杂活的下等丫鬟。“你看影视剧里，在宫里干活的，永远都是地位最低的。不是说你洗碗洗得好、做饭做得好、干活很牛，你就地位高了，因为你跟领导远啊。”

王晓晴觉得，这就是很多想干事的、有专业技能的互联网大厂人在央国企处境尴尬的一大原因。

“在互联网是身体上的累，在央企是心累，”身为非关系户的李娉婷确实有低人一等的感觉，“活得就像是一个互联网大厂的外包”。

许多多承担了部门最多的工作量，这些活儿甚至比在大厂时都多，她却时常觉得，自己并不被尊重。

一次，直接领导对上上级称，某项工作已完成。不久，毫不知情的许多多在汇报时如实表示，工作刚推进了一半。

直接领导沉着脸把许多多叫到一个无人会议室，吼道：“滚！马上辞职！”

入职国企子公司半年后，李娉婷裸辞了。

其实她内心也纠结，她已婚未育，很担心自己接下来找不到工作。

但持续的情绪压抑，经常让她焦虑、抑郁，她的身体也不断出现一些小毛病，时不时胃痛。医生说，这在很大程度上跟精神压力有关。

“太难受了，想立刻离开，根本没法考虑闪辞后简历好不好看。”王晓晴在入职一个月后，选择了从国企裸辞。

办完离职手续那天，她头也不回地走了，没有和任何人告别。

她坦承，互联网大厂并不完美，也有PUA，也有各种人浮于事，在离开时，她原本没有任何留恋之心。但现在，有了国企的对比，她又看到了“前任”的闪光点。

哪怕是那些已经可以实现完美躺平的互联网大厂人，也会不时面临着另一重痛苦——空虚和无聊。

在工作强度只有互联网大厂十分之一的央企待了一两个月后，田甜开始感觉不对劲。

她越发觉得话痨主任的单向输出毫无营养。她也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内容，但这里没有大厂的活水机制，很难转岗。每天她闲得发慌，混一天下来，状态比在大厂上一天班更萎靡。

更大的冲击，出现在她和互联网大厂朋友们的聚餐后。

她发现，朋友们的整个状态是积极向上、发光发热的，而不到30岁的自己却在一个小小的地方蜷成一团。“别人都在进步，只有你一个人在退步。”

在央企工作的这半年，她觉得自己没学到任何东西。温水煮青蛙，她担心自己慢慢丧失竞争力。

“相比互联网的35岁焦虑，我更不能接受我一辈子就是这个样子了。”她说。

田甜回到了互联网大厂，顿时感觉“整个人都变正常了”。

后来她听说，央企主任在开会时，当着很多人的面，评论她的辞职是一个冲动、不理智的决定，“外面是每个月多给了她点钱，但她能干多久呢？”

在绝大多数人眼里，主任的话或许没错，毕竟也有很多大厂人调整了心态，最终长久留在了央国企这样安稳的避风港。但此时此刻，田甜还是想勇敢一把，听从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和混日子拿低工资等退休相比，她更想趁着年轻，多去经历，多去创造一些可能性。

至于每天5点下班回家做饭的那种悠闲，等老了再感受吧。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作者 陈默｜ 编辑 周褶褶

排版 魏蔚

(责任编辑：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