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摘 要：有明一代私家藏书兴盛，私藏史学史当时的撰述史学家无不四处搜访典籍，以求遍览群书，明代从中获得更多有用的家著资料。在四处搜访、特色收藏书籍的私藏史学史过程中，明代史学家的撰述藏书数量不断增多，从而坐卧书斋，明代就能经、家著史、特色子、私藏史学史集环绕相向。撰述明代史家具有史学家与藏书家双重身份：为史学研究搜集典籍，明代成为藏书家，家著其藏书助力史学研究以及著述编撰，特色随后又在新发现的基础上继续搜罗所需典籍。通过“聚、读、辞”的方式，明代史学家实现了私藏与撰述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明代史家 私人藏书 撰述方式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3年上卷
“对于历史，除了作者亲见亲闻及实物材料以外，我们总要根据文献才能进行工作。对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研究和史学编著，如果离开了历史文献，很难想象工作会怎样进行。”明朝是中国古代私家藏书进入鼎盛发展的时期，同时，出于统治者对史学领域管理政策的放宽、明朝无国史且实录失实等原因，私家著史就成为了学术研究的着力点。史学研究需要文献史料作为支撑，明代史学家与以往学者相比是幸运的，他们身处知识被大量印刷出版的时代。明代私家藏书也因此带有更加明显的“学术性”特征，当时的许多史学大家为了治学，或聚集书籍，或遍访他人藏书楼借阅、抄录史料。在明代私人藏书兴盛的背景下，史学家对典籍的收藏、利用以及藏书对史学家撰述的影响，值得深入探讨。
01
明代史家的藏书之风
明代私人藏书活动是因宋元以来印刷技术进步、出版业发展、社会文教下移、读书人群壮大而产生的重要社会现象。据范凤书先生所著《中国私家藏书史》统计，明代私人藏书家人数远超前代，能核查到的多达897人。印刷术的发展进步是明代私人藏书兴盛的主要原因。与唐以前手抄节录、竹简卷轴相比，印刷技术的进步降低了书籍的出版成本，书籍不再是写在竹简、羊皮、布帛上的奢侈品。尤其是江浙地区，作为当时的经济、科技与人文中心，造纸、制墨、刻书技术发达，出版业繁荣，书坊众多：“主要城市的刻书与藏书机构星罗棋布，图书刻印出版业有一套非常成熟的运作流程”。并且明代对私人藏书家的身份背景毫无要求，藩王宗室、权贵官僚、布衣百姓、商人白丁等都可以进行藏书活动。其中上层社会的藏书活动引导着社会风气，“今宦途率以书为贽，惟上之人好焉”，藏书成了一种雅好，被融入个人的日常社会交往中。在浓厚的社会藏书氛围中，无论是真好书者还是跟风者都极大的推动了当时私人藏书的发展。
明代私人藏书发展兴盛，并趋于学术化，对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明代的史学家大多数都是私人藏书家，藏书在私家著史中为史学家提供了强大的知识储备，凭借丰富的藏书，史学家能在信息来源匮乏的年代随时查阅文献，补充史料，完成史学著作。这一时期涌现出的一些著名史学家，如王世贞、焦竑、胡应麟、钱谦益、黄宗羲等，利用私人藏书进行史学研究，他们在史学领域取得的成就与私人藏书密切相关。
王世贞藏书堪称规模庞大：“王元美先生藏书最富，二典之外，尚有三万余，其他及墓铭朝报，积之如山”，其弇山园中有四书室用于藏书、治学。“凉风堂”为王世贞夏日休息、阅书之所，“其他则朝夕坐尔雅，随意抽一编读之，或展卷册，取适笔墨”，“尔雅楼”中不仅藏有大量书籍，更有古帖、古器。“王世贞一生以修国史自任，他平生之志在于作一部纪传体‘国史’”，他几十年如一日地收集各种文献史料，以期能“一从事于龙门、兰台遗响”，完成生平志愿。王世贞藏书十分注重版本，追求珍、善、孤，尤其喜好宋刻本，其“尔雅楼”中多为宋刻，“少宛”亦是如此，其中以有南宋名家赵孟頫画像的两《汉书》为冠。“小酉”楼五楹，藏书多达三万卷，可惜晚年被子孙瓜分殆尽，“小酉”遂空有其名。
焦竑“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贯。善为古文，典正驯雅，卓然名家”，他学问斐然，淹贯古今。他年少好学，心慕书籍，却家境清贫，无力购书。为了能够遍览群籍，焦竑常向人借书，手自抄录，待少有资产后，便开始四处购书，充盈书架。焦竑藏书，每本书籍必一一阅读、点校后才放入书架，编撰有《焦氏藏书目》，今已佚。其学识渊博，即使在人才济济的金陵，也能于文坛之上傲立群雄。在黄宗羲看来，即便是“后七子”领袖王世贞，与焦竑相较也要略逊一筹：“先生积书数万卷，览之略遍。金陵人士辐辏之地，先生主持坛坫，如水赴壑，其以理学倡率，王弇州所不如也。”
胡应麟三十六岁时藏书已达四万余卷，经、史、子、集无不涉略，筑有藏书楼“二酉山房”。他本是一介布衣，没有太多闲钱，为了购得心仪的书籍，“时时乞月俸，不给则脱妇簪珥而酬之，又不给则解衣以继之”，常因新得一本古籍高兴得手舞足蹈，挑灯夜读。因为经济拮据，胡应麟藏书并不注重版本，也不为收藏宋梓费心劳力，耗费金钱：“余则以书之为用，枕籍揽观，今得宋梓而束之高阁，经岁而手弗敢触……亡论余弗好，即好之胡及暇也。”胡应麟亦重视对书籍的校勘、考订。他购买的《太平广记》虽校雠精良，但内容缺失很多，于是约友人祝鸣皋考证补订，使之复归完书：“《太平广记》近乃有刻本，出晋陵谈氏雠校，颇精。今六代唐人小说杂记，存者悉赖此书，第中间数卷全缺，仅目存，首帙。吾暇当与足下参互订补，俾此书复称完壁，亦异代子云也。”
钱谦益藏书“尽得刘子威、钱功父、杨五川、赵汝师四家书。更不惜重赀购古本，书贾闻风奔赴”，又在红豆山庄修建“绛云楼”用以安置书籍，楼中所藏典籍众多，钱曾“述古堂”的藏书也仅是“绛云楼”的十分之三而已。“绛云楼”藏书摆放有序，分门别类，共有七十三大柜，十万卷以上，其中不乏宋元珍本、孤本，钱谦益感慨自己“晚而贫，书则可云富矣”。为了收集史料完成著述，钱谦益还四处奔波借书，他在《有学集》中记道：“戊子之秋，余颂系金陵，方有采诗之役，从人借书......于是从仲子借书，得尽阅本朝诗文未见者”。四处奔波借书的钱谦益自己却有“藏书僻”，他的藏书绝不外借。曾有人向钱谦益借《九国志》与《十国纪年》，钱谦益本已答应借出，临了却反悔，借口自己并没有这两本书，结果绛云楼一炬，两书原本荡然无存，只留下抄本。
钱谦益对每本藏书的新刻、旧刻以及不同版本之间的异同非常熟悉，在与友人闲谈时能信手拈来，这源于钱谦益重视对藏书的阅读与校勘。钱谦益读《春秋繁露》，“苦金陵本讹舛，得锡山安氏活字本，校雠增改数百字，深以为快”，后又见《春秋繁露》的宋刻本，才知锡山本原是据宋刻本而来。钱谦益从天水长公处得《营造法式》残卷，为了能够看到一部完好的《营造法式》，“遍访藏书家，罕有蓄者。后于留院得残本三册，又于内阁借得刻本，而阁中却阙六七数卷。先后搜访，竭二十余年之力，始为完书。图样界画，最为难事，用五十千购长安良工，始能厝手。……赵灵均又为予访求梁谿故家镂本，首尾完好，始无遗憾”。
黄宗羲好书，也致力于藏书，其“身心性命一托于残编断简之中，故颠发种种，寒以当裘，饥以当食，忘忧而忘寐者，惟赖是书耳”。黄宗羲藏书楼名为“续钞堂”，他的藏书除四处搜购外，更多的是遍访各家藏书楼手抄所得，其子黄百家在《学箕初稿》中写道：“家大人方将旁搜遍采，不尽得不止。则是目所未见，世所绝传之书，数百年来沉没于故家大族而将绝者，于今悉得集于续钞，使之复得见于世。”黄宗羲常慨叹“读书难，藏书尤难”，他与友人相约前往山中化鹿寺翻阅祁氏藏书，“载十捆而出，经学近百种，稗官百十册，而宋元文集已无存者”，半路上友人将《礼记集说》与《东都事略》窃去，藏书于归家途中丢失，气的黄宗羲称这位友人为“书贾”。遗憾的是，“续钞堂”的藏书于丧乱中几经辗转，最后存之者不过十之四五，且“残腐败缺，错杂零星”。藏书之路艰难，历朝书厄不可胜计，书之聚而又散，不能长守。
明代更多的史学家也许不是闻名于世的私人藏书大家，流传下来的资料对他们的藏书活动也记录甚少，但他们的史学活动仍与藏书密切相关。宋濂幼年家贫，嗜书好学，常借抄于藏书之家，后有“青萝山房”藏书万余卷；邱濬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家中积书万卷；陆深亦“手不释卷，家藏万余卷，皆手自雠勘”；谈迁家贫无藏书，于是不惜脚力，遍访藏书之家而成《国榷》；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顾炎武，祖上以儒学传家，其亦克绍箕裘，先辈藏书聚而又散、散而又聚，到顾炎武时尚存五六千卷，他在颠沛流离中常借抄于藏书之家，其藏书又有增加。类似谈迁、顾炎武的学者还有很多。
史家大多是藏书家，这是明朝史学的一个重要特色。
02
对藏书与著述关系的认识
明代私人藏书家虽多，目的却各不相同。胡应麟仿画家分类，将私人藏书家分为两类：一类为装饰书架的好事家，另一类为闭关读书的鉴赏家。与胡应麟的简洁分类不同，清代洪亮吉将藏书家分为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以及掠贩家，这五大分类几乎包括了所有类型的藏书家，但唯独没有提到以阅读、著述为目的的藏书家。程焕文先生在《关于私人藏书家的分类》中对此作了补充，他将私人藏书家分为学问之藏书家、收藏之藏书家与掠贩之藏书家三类，其中学问之藏书家“因学术研究之需要，从事图书的积累，藏在于用是其共同特点”。范凤书先生则将“学问之藏书家”称为“学者型藏书家”，这类藏书家是“藏书家群之主体，他们占藏书家群的绝大多数。他们为工作、治学，为加强自身修养而收藏，这些收藏又有助益于他们的著述、编纂、校勘、刊刻以及各自的业务工作”，该类型的藏书家由藏书、阅读与学术研究等要素共同构成，他们借助于私人藏书完成学术工作。
明代史学家毫无疑问是“学者型藏书家”，他们根据学术研究需要，四处搜访书籍，久而久之，收藏的书籍便多了起来，从案头到书架再到修建专门的藏书楼来摆放书籍，渐渐也成了藏书家。对“学者型藏书家”来说，书籍的聚集与收藏是基础，重要的是知识的获得与再生，明代史学家早已意识到了“聚、读、辞”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王世贞认为藏必读，读必辞，否则就是白费功夫，他曾在写给胡应麟的《二酉山房记》中提到：“虽然，世有勤於聚而倦於读者，即所聚穷天下书犹亡聚也；有侈于读而俭于辞者，即所读穷天下书犹亡读也。”明朝私人藏书之风兴盛，跟风藏书者甚众，其中多为好事者流，他们为收藏书籍竭尽心力，藏书楼中摆放着奇珍异本，甚至同一书之不同版本皆搜罗完备，其藏书楼可谓一座小型图书馆。虽然藏书者苦心聚书，但聚集书籍而不读，反束之高阁任其蒙尘，只是空有一些书而已，如此藏书，就算将天下之书网罗殆尽，在王世贞眼里也与无书没什么区别。聚而痴读，虽博览群书而无所得，或束手束脚不能发为文章，没有将所读之书进一步运用转化出新成果，这在王世贞看来也只是白读了些书而已。
比王世贞稍晚的胡应麟认为，藏书的目的就是读书，在他看来：“夫书聚而弗读，犹亡聚也”。为了使辛苦收藏的书籍能发挥作用，胡应麟大部分时间都独坐书斋中静心读书，并在收藏书籍时做到“即披即阅”，从而能够“大而皇王帝霸之事功，显而贤哲圣神之谟训，曲而稗官野史之记录，葩而墨卿文士之撰述，奥而竺乾柱下之宗旨，亡弗涉其波流、咀其隽永。”并且，胡应麟搜猎藏书注重的是藏书的使用价值，他认为藏书的作用是“枕籍揽观”，而不是束之高阁，精心保护，因此相较于需要重金求购的宋元珍本，胡应麟更倾向于以更少的钱买更多实用的书籍。
藏书不仅在于读，更在于辞，“至家无尺楮，藉他人书史成名者甚众，挟累世之藏而弗能读，散为乌有者又比比皆然，可叹也！”胡应麟能成为明代博学多识的大学问家，正是因为他对万卷藏书做到了“即披即阅”，然后能“根抵群籍，发为文章”，其《诗薮》虽羽翼《卮言》，却匠心独运，自成一家；《少室山房笔丛》重在辨伪考订、梳理补正；《少室山房集》杂收胡应麟一生诗作文章。因此王世贞慨叹，世人收藏书籍如同胡应麟一般能够勤于阅读才可以说是“聚书”，阅读书籍如同胡应麟一般能够勤于著述才可以说是“读书”。读《丹铅录》，胡应麟感慨“国朝不可无”，读《正杨》又慨叹“用修不可无”，因为杨用修与陈晦伯两书仍未涤清错误，又“取厥义例，增而广之，得失是非方册具列，不敢俾用修之误复误后人”而作《丹铅新录》；读《后汉书》，胡应麟将古来史书分为三等；读《汲冢三书》，胡应麟以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义、体，其中韵味难以模仿，而将其作为判断古书真伪依据之一……“二酉山房”作为一座具有指向性藏书的小型图书馆，藏经、史、子、集四万多卷，胡应麟日夜坐卧其中，展卷披读，时有发明，其识也博洽淹贯，其学也著作等身。
谢肇淛在《五杂组》中批评好书之人有三病：“其一，浮慕时名，徒为架上观美，牙签锦轴，装潢炫曜，骊牝之外一切不知，谓之无书可也；其一，广收远括，毕尽心力，但图多蓄，不事讨论，徒涴灰尘，半束高阁，谓之书肆可也；其一，博学多识，矻矻穷年，而慧根短浅，难以自运，记诵如流，寸觚莫展，视之肉食面墙诚有间矣，其于没世无闻，均也。”由王世贞、胡应麟、谢肇淛可见明代学者在聚集藏书上的基本观点，即藏书既不是用来装饰书架，炫耀坐拥书城的奢侈品，也不是深锁柜中、闲置积灰的收藏品，私人藏书应是用而聚，聚而读，读而辞。史学家在撰写著作时，收集史料是一项长期、基础且重要的工作，就像搭建高楼需要先筑地基，没有地基，楼越高越容易倒塌，史学著述没有史料做基础，写得越多则越空洞。在对藏书进行阅读学习后，能真正发为文章才算是实现了藏书的价值，正如谢肇淛所说，年少读书虽脑力发达记忆力好，但笔力尚浅，著述艰难；中年读书任意笔墨，却容易遗忘，“惟有著书一事，不惟经自己手笔可以不忘，亦且因之搜阅简编，遍及幽僻，向所忽略今尽留心，败笥蠹简皆为我用。始知藏书之有益。”
“牧翁钱氏曰：‘聚书不同，有读书者之聚书，有聚书者之聚书’”，钱谦益与好友李如一聚书正是为了读书，是“读书者之聚书”。“古之史家，必先网罗放失旧闻，摭经采传，”在信息来源匮乏的时代，学者获得史料的方法单一，大规模聚集书籍并进行阅读是获得知识与收集资料的主要手段。对于钱谦益与李如一来说，聚书、读书的最终目的仍然在于学术研究，在需要查阅资料进行写作时，能从书架上随时抽取书籍，从中寻找所需资料完成著述才是不断聚集藏书的意义。绛云楼藏书万卷，古籍史料丰富，钱谦益以绛云楼藏书为基础，广集资料，纵览相关书籍后才敢下笔，如此纵使不如先贤史笔，也不至疏漏鄙薄。
李如一藏书：“搜辑圣贤遗文，其余六经、四部，聚之勤，读之力，而守之固，斯可谓强学力行，”何为聚之勤、读之力、守之固？钱谦益指出：“搜阁本，访逸典，藏弆刓编齾翰，老而食贫，指其藏书曰：‘富猗、郑矣。’故曰聚之勤。其读书也，阙必补，讹必正，同异必雠堪，病不辍业，衰不息劳。仿宋晁氏、元氏书目，自为诠次，发凡起例并如也，故曰读之力。论学以六经为源海，以笺疏为梯航，谓朱子于《戴记》未有成书，网罗钩贯，撰《礼经缉正》。易箦时犹自幸彻简，故曰守之固。”书籍聚散无时，钱谦益诸多著作的产生都有赖于绛云楼万卷藏书，未曾想一朝火起，经年心血付之一炬，李如一万卷藏书也于明清交际之时毁于战火，不存于世，那为何钱谦益会盛赞李如一对藏书“守之固”？李如一的“聚、读、守”，并不是将书籍聚集起来，尘封在藏书楼中秘不示人，以期能长久保存。李如一的“守”是通过“辞”，也就是撰述《礼经缉正》等著述来实现的。藏书虽然终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天灾人祸中散佚，但当其成为学者写作的养料，成为著述的一部分时，就能以另一种形式流传下来，这就是李如一的“守之固”。
03
纂辑成史：明代史学家的撰述方式
史学发展离不开史料，历史著述离不开文献。藏书的兴盛，使得大量私家学者可以获得系统的文献，摆脱史料不足的羁绊，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私家史学的发展，并培养了众多的民间史学家，使史学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私人藏书带来的私家史学崛起，使得史书书写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官方的束缚以及官方对史料的垄断，促进了官方史学和私家史学撰述活动的进一步分离，推动了私家史学的发展。明代私家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纂辑成史”，从文本角度来看，明代史学著述很大程度上就是史料的重新剪裁和编纂。
书籍是史料的载体，拥有丰富的藏书也就意味着掌握了丰富的史料。明代史学家在阅读藏书时，往往会有目的性的将一些史料进行梳理、摘录以备使用，这些收集整理好的史料只需进行系统编排，就能纂辑成一本史学著作。有明一代，以原始史料纂辑而成的史书比比皆是，官方辑录的各类“史鉴书”与《永乐大典》为私家树立了榜样，史部类目“史钞”的发展也达到了鼎盛。应廷育的《金华先民传》“自正史外并参以诸家文集及家状碑记。于每《传》之下，各注明用某书，……所据旧籍共四十余种，而其大概则本诸《敬乡录》《贤达传》《金华府志》三书云。”李时珍编撰药学“百科全书”《本草纲目》时“渔猎群书，搜罗百氏。……稍有得处，辄着数言……上自坟典，下及传奇，凡有相关，靡不备采”。徐光启的农业生产生活著作《农政全书》辑录两百多种书籍，对相关史料进行系统摘录，并在每段开篇书“某人曰”或“某书云”，以向读者说明辑录史料的来源，同时书中又有徐光启的真知灼见与研究成果。
王世贞藏书万卷，在史学方面着力于国朝史研究，其自“弱冠登朝，即好访问朝家故典与阀阅琬琰之详”，搜集诏令文书、府库文献、条例等，“晚而从故相徐公所得尽窥金匮石室之藏”。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王世贞几经修订成《弇山堂别集》，其中《史乘考误》十一卷，兼采国史、野史、家史，无缺漏，无添足，力求是非论断得当：“一共征论92种书籍，几乎涵盖了嘉、万以前所有重要的史书，亦有个别文集”。王世贞的其他著作如《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觚不觚录》《凤洲笔记》等皆为纂辑所藏当代史料而成，《明野史汇》的成书也得益于他“时时从人间抄得之”。
翰林院修撰焦竑私人藏书万卷，又因主修《国史经籍志》而遍览中宫秘籍，收集了一般私人史学家无法接触到的国朝原始史料。于是“取累朝训录，方国纪志与家乘野史，门分类别，采而缉之”，纂辑成当代人物传记《国朝献徵录》，其内容辑自明朝开国以来之训录、海内碑铭、纪、志、状、表、传、齐谐小说、家乘野史等。黄汝亨遗憾于雷礼所撰《国朝列卿纪》未萃群流，王世贞《琬琰录》且多挂漏，而盛赞焦竑《国朝献徵录》广搜博采。
钱谦益《列朝诗集》效仿元好问《中州集》，广采众家，收录明朝约两千名诗人的诗文，并为每位诗人编写小传，后小传被单独辑出成《列朝诗集小传》。钱谦益为将明代诗人网罗殆尽，“发其家藏故明一代人文之集”以作参考，又辗转于丁菡生、黄虞稷后人等处借得藏书，随后“蓃讨朝家之史乘，州次部居，发凡起例”。己丑（1649）钱谦益回归故里，为完成著述笔耕不辍，废寝忘食，“尽发本朝藏书，裒辑史乘，得数百帙，次选古文，得六十余帙”。
《武备志》作者茅元仪自少时起聚集古今兵书，深谙其中真理，稍长后又周游四方，讨习兵法：“究极兵家之学，其书多秘诸枕中，君自少得而私习之。比长而志在四方，蒿目时事，所至访其奇材剑客，与之讨论而肄习。”在熟读兵书以及与他人探讨中，茅元仪积累、沉淀了大量的军事知识。有感于明朝兵患迭起，战事衰颓，茅元仪“柝目一百八十有六，其为言二百万，其所采之书二千余种，而秘图写本不与焉；破先人之藏书垂万卷，而四方之搜讨传借不与焉，”执笔辑录长达二百四十卷的《武备志》，此书“古今所载兵家者言亡不有，以提其要而钩其玄，陈其道而列其器，苞而举之，亡遗蕴矣。”
张国维慨叹知古史易而知今史难，古史有大量史书可供阅读参考，今史却因没有可以参考的书籍文献而难以知晓，于是致力于实用之学的陈子龙、徐孚远、宋徵壁等人基于对国朝史事的关心，倾庋倒箧，集众人搜采之力，纵览群书，采择史料，仅约一年时间便纂辑成《明经世文编》。《明经世文编》能在一年内成书，在于非依赖一人之力，其中参与辑录者多达二十四人，参与阅览讨论者多达一百四十二人。该书辑录众多章奏文书，发邺架之藏，集四方之藏书，方岳贡在他作的“序”中说该书“网罗往哲，搜抉巨文，取其关于军国，济于时用者。上自洪武迄于今皇帝改元，辑为经世一编。”徐孚远的“序”中说是书“收缉明兴以来名贤文集与其奏疏凡数百家，其为书凡千余种，取其文之关乎国事者，凡得如干卷。”
“《明儒学案》一书，则梨洲先生所手辑也，凡明世理学诸儒，咸在焉。”黄宗羲所著《明儒学案》首开“学案体”，论述明朝理学思想源流与发展，撰述方式依然是纂辑成书，是书共辑录二百余位学者，搜猎颇广。又为诸位先生撰写小传，搜讨诸先生生平文集，“选录各家著述精语时，取材范围极广，是从各学者的全部著作中纂要钩元，摘录出来的。”虽然《明儒学案》已经采摭辑录了许多学者的资料文集，但黄宗羲仍觉不够，要继续搜访辑录，他在该书“发凡”中说：“然一人之闻见有限，尚容陆续访求。即羲所见又复失去者，如朱布衣《语录》、韩苑洛、南瑞泉、穆玄菴、范栗斋诸公文集，皆不曾采入。”黄宗羲的“藏书目的在于系统收集明代资料，提倡藏书在于致用，”其《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亦辑录明人文集两千余家，分二十八类，存明人著作以供后世参考。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与《肇域志》也利用了多种藏书。《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序”中有“崇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肇域志》的“自序”中又有“此书自崇祯己卯起，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凡阅志书一千余部。”可见两书之成，皆有赖于对书籍的参考辑录。
“博洽必藉记诵，记诵必藉诗书，率有富于青缃而贫于问学，勤于访辑而怠于钻研者”，明代史学家穷搜委巷聚集藏书后，还需博览群籍，深入典籍，通过阅读获取所需要知识与史料。在旁搜博采的过程中，史学家系统梳理藏书中有价值的史料，从而走向“纂辑成史”；也有史学家由博而精，发现古籍所载龃龉之处以及真伪难辨等问题，为了厘清真相转而从事史事与古籍的真伪考据。穿插于“纂辑成史”这一发展趋势中的考据学，是明代史学家有所发明的成果。
学而博且精难矣，张素感叹“郑玄博而不精，贾逵精而不博”，但古今书籍“其间注释之所未及，改窜之所讹谬，又一一能正之，非博而精者不能。”而杨慎能以博洽精深著称于世，于经史子集无所不读，辨析百家，考证诸书异同，条分理析，付诸笔端，于是有《丹铅》诸录问世。杨慎虽称博学，但不免千虑一失，《丹铅》诸录亦有不少讹误之处，引起后来者著书辩驳。王世贞评价杨慎“工于证经而疏于解经，详于稗史而忽于正史，详于诗事而略于诗旨，求之宇宙之外而失之耳目之内”，于是陈耀文《正杨》纠正杨慎讹误一百五十条，后起之秀胡应麟又撰《丹铅新录》考辩杨慎、陈耀文，被称为《正〈正杨〉》。继杨慎撰《丹铅》开有明一代博考辩证之风，陈士元《论语类考》考证论语名物典故，王世贞《史乘考误》考辩国史、野史、家史，胡应麟撰《四部正讹》考证古籍真伪，正当明末史学家准备更进一步，在史学考证这片领域上开疆拓土之时，改朝换代的硝烟已缓缓升起。
04
余论
雕版印刷出现前，史料文献流传依靠刀刻手抄，成书艰难繁杂，书简布帛不便携带，购得一书不易。唐以后，印刷技术成熟，学者获取书籍相对便捷，胡应麟慨叹：“至唐末、宋初，抄录一变而为印摹，卷轴一变而为书册，易成难毁，节费便藏……士生三代后，此类未为不厚幸也。”面对大量的藏书，明代史学家广采众家，将其中繁杂的史料采摭汇编，纂辑成史书，出现了《弇山堂别集》《武备志》《明儒学案》《肇域志》等学术著作，流传千古，至今仍被学界称赞体大思精，嘉惠后学。然而，“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事，则经生之业也，”身处图书“爆发式”印刷出版的明代，一些人将前人学术成就随意摘抄成书，署上自己姓名，这种“偷懒”“抄袭”的学术行为遭到了明末清初之际学者的轻视与讥讽。
清朝四库馆臣指斥明代“嘉隆之季，学者唯以模仿剽窃为事，而空疏弇陋者皆所不免。”清代学者黄汝成也道：“自明体达用之学不修，俊生钜材，日事纂述，而鸿通瑰异之资，遂率堕败于词章训诂、襞绩破碎之中。”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多指斥明代学者改窜抄袭，学术不端，学风不正，在“改书”一节中，顾炎武说道：“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明人不尊重前人学术成果，因一己之私、穿凿附会而随意篡改古籍，甚至刻印出版，贻误后人，这种行为不仅为后人讥嘲挖讽，当时有识之士也对此深感不满，“郎瑛《七修类稿》云：世重宋版诗文，以其字不差谬。今刻不特谬，而且遗落多矣。”
顾炎武在斥责明人著书抄袭方面不遗余力，毫不留情的批评明代学者著书完全就是对前人学术成果的偷盗：“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吾读有明弘治以后经解之书，皆隐没古人名字，将为己说者也。”更指责道：“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古人著史“采铜于山”，挖掘原有史料，今人著史则剽窃古人著述，对古书掐头去尾、节录摘抄，这样的做法就像今人铸钱只图便宜，将古人的旧铜钱熔化后再次冶炼成“新铜钱”。如此著书不仅毫无新意、毫无质量可言，还打破了古人原有的逻辑，本应流传千古的经典著作割裂不存，抄袭盗窃之书空疏鄙薄却留存于世。顾炎武作为明朝遗民，对明代学风的批评近乎刻薄，但他的“目的倒不是否定明朝，恰恰是为明朝的覆灭而感到痛心。……力图总结明代覆亡的原因，找出明代文人、文学、文化与明朝覆亡之间的内在联系。”
相比以往各个朝代，明代是私人藏书与私人著史大发展的时代，在印刷术的进步与出版业的发达下，经典文献与当代著述大量涌现，实现私家著史自由的明代史学家面对丰富的史料，欣喜中又有些手忙脚乱。面对大量可供参考的文献典籍，明代史学家首先展开对史料的梳理整辑，在此基础上，清代史学家则不必将精力放在史料整理上，他们延续明末考证之风，研究方向更为细化。相比明代史学的粗放、粗疏，清代史学明显精致、精细了许多。
刘乃和先生在《历史文献研究论丛》中说道：“搞文史工作的人都知道历史研究有这样一个程序：读书（即研究历史文献）——发现问题——再有针对性地读书（即研究分析有关问题的历史文献）——最终形成对某一历史问题的认识。”私人藏书与私家著史能在明代相互碰撞产生火花，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不是私人藏书，而是能将藏书运用于史学研究的学者。当私人聚集大量藏书只是以充盈书架为目的时，私人藏书不过是供人观赏和炫耀的装饰品与奢侈品而已。研究史学没有大量的史事材料作支撑，得出的结论就只是一副空壳，将私人藏书家与史学家两种身份兼容的学者，才是让私人藏书和史学著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键。明代史学家对藏书进行阅读，将从藏书中得来的知识通过著述转化为史学成果，在史学上获得的学术成就，又促使其再次进入到聚书、读书、著书之中。
本文原载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3年上卷。如需引用，请核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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