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历史性的治投时刻在这个星期二（2023年10月3日）发生在了众院内：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身为议长的议长共和党人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被自己的生涯党团投票从议长位置上罢免。发起这个动议的个政极右翼众议员马特·盖茨（Matt Gaetz），在不久以前还因立场过于极端而鲜被人严肃对待，而如今不仅能成功在众院内推动自己的多项议程，还能激发对本党议长的成功罢免，将众院推入史无前例的混乱中。事实上，纵观麦卡锡的整个职业生涯，今天的局面在他就任议长的一刻可以说就是一种必然，而他本人也恰恰是塑造了自己政治生涯结局的始作俑者之一。
一
在绝大多数的美国流行文化作品中，政治人物往往拥有一种高度同质的形象：毫无原则和理想，虚伪，见风使舵，以自身利益为一切行为和决定的驱动力。这种刻画一直受到来自政治行业内的批评，认为这不仅完全不符合事实——有无数人在各级议会、政府和选战的最基层处拿着相对微薄的薪资而单纯被为自己社区和国家带来积极改变的理想驱动着进行重要工作，且更会扼杀年轻人加入这个行业、为政治注入新鲜血液的可能性。
但是，纵观凯文·麦卡锡的政治生涯，他可以说是一个罕见的完全符合这种刻板印象的政治人物。在2006年的中期选举中当选联邦众议员前，他曾在加州众议院任议员和共和党领袖。在长期以来处于深蓝状态、民主党人时常把持绝对多数的加州，麦卡锡一直因政策取向和行事风格而颇受同事喜爱：他善于交往，乐于与同事不论党派地搞好私人关系，作为少数党也乐于进行跨党派的立法合作，从行事风格和政策上来看都是一位温和、中间派且乐于求得共识的共和党人。然而他当选为联邦众议员的2006年，恰好标志着这个温和派别开始在共和党内走下坡路的开端。虽然获得2008年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还是党内最著名的中间派和合作者麦凯恩，但随后，被奥巴马的当选和他救市计划、医改法案所激发的茶党运动在2010中期选举中占领共和党并为其以巨大优势赢得众院多数，温和派一翼迅速在党内迅速陷入了濒临灭绝的状态，成为被党内极端派和媒体在初选中频繁攻击的对象。
麦卡锡来到华府后一直以来目标明确，就是成为自己党派的领导，进入权力中心，因此自然也感受到了这个非常明显的变化。他随即抛弃了过去被所有人喜爱的温和派身份，转而开始尝试成为茶党运动的年轻面孔。他和其他两位相对年轻的众议员艾瑞克·坎特（Eric Cantor）和保罗·莱恩（Paul Ryan）一起，成立了一个以美国著名西部片命名的小组“Young Guns”，其主要目标便是为茶党运动中反对收税和政府支出的民粹主义政策扩大影响力，并招募更多此类候选人。在2010年中期选举过后，不少人都认为麦卡锡等三人的工作为共和党获得的成功做出了可观贡献，他也在随后的众院领导选举中当选为多数党党鞭，成为了共和党众院党团的三号人物，仅次于同为“Young Guns”的多数党领袖（Majority Leader）坎特和议长约翰·贝纳尔（John Boehner）。作为党鞭，麦卡锡的中心任务是向其他同党众议员传达领导层在立法和投票方面的意愿，并敦促其他成员对此的支持，而这个任务则很快为麦卡锡精心打造的新形象带来了他职业史上最大的危机。
2011年奥巴马和共和党人就提高债务上限的谈判中，双方达成的妥协之一是通过一部名叫“2011预算控制法”的法案，其中规定了多项在没有两党随后通过继续谈判成功通过的进一步措施的情况下，会在大选过后的2013年初自动生效的开支节约措施，这包括了多项会从教育、社会保障、国防等会影响经济和民生的方面的支出削减；而小布什政府此前通过并在金融危机救市计划中被延长的一项针对许多中产阶级家庭的减税法案也将在2012年底到期。这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后果，就是在2012和2013相交的较短时间窗口内，多项公共服务被削减的同时，相当多一部分美国民众的税率同时会被明显提高。还处于从危机中复苏状态的美国还经不起这样的变化，经济学界的共识是，其会导致使美国经济重新进入经济衰退，时任美联储主席本·博南克（Ben Bernanke）将这一潜在危机命名为“财政悬崖（fiscal cliff）”。
所以，避免美国经济落入这个“财政悬崖”，就成了刚刚经历了2012大选的奥巴马和美国国会所要应对的首要急迫任务。在参议院两党领导的谈判下，一项新税务和支出法案在89票赞成、9票反对的跨党派支持下被通过，它上调了对最富有的一部分美国人的税率、很大程度上维持了在国防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开支，同时也将面临税率上涨的人群的收入门槛定在了45万美元——一些偏左民主党人希望将其定在25万美元，共和党人的理想目标则是一百万，换句话说，这个法案的各方面都体现了两党各自付出的妥协，这也是国会两院不由同一个政党控制时一贯的做法。
但这种妥协和“不够彻底的支出削减”可以说完全违背了众院茶党共和党人的政治优先事项，也和麦卡锡在竞选和招募候选人时的许诺完全相反，他们十分公开地对这个方案表示了反对甚至愤怒。另一方面，议长贝纳尔强烈希望能推动这项法案通过众院从而避免经济衰退，而麦卡锡作为党鞭的重要职责就是为贝纳尔拉到足够的票数。权衡之下，他选择了一条自认为可以尽可能少得罪人的奇怪策略：他帮助贝纳尔从共和党一侧争取到了足够多的票数，和一百多位民主党人一起将这个法案推到了终点线，而他本人却在事先未给贝纳尔通知的情况下投下了反对票。这种党团内三号人物直接反叛议长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直接发送出了贝纳尔已经对自身党团失去控制的信号。事实上，党内极右翼对贝纳尔所施加的压力在此后与日俱增，以至于他在2015年不得不辞去议长职位。
贝纳尔的辞职可以说与麦卡锡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过程完全绑定的：是麦卡锡所招募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将他排挤出了华府， 而这所创造出的权力真空终于给了麦卡锡将野心付诸现实的机会。他参加了随后的党团内议长竞选，但在此时，由于他近几年来在领导层内的工作，许多他曾经招募、支持的右翼众议员已经将他视为了被“建制派”和“RINO”所腐蚀并执行其意愿的木偶，并不相信他身为议长会执行自己一派意志的承诺，于是，在于2015年成立的极右翼众院自由党团（House Freedom Caucus）的带领下，这一翼共和党众议员拒绝了给予他成为议长所必要的支持。最终，被选为议长的是 “Young Guns”团队中的另一个成员保罗·莱恩（Paul Ryan），而麦卡锡则继续停留在了他从2014年起接任的党员二号人物的位置上。（注：“RINO”是所谓“Republicans In Name Only[仅在名义上的共和党人]”的缩写，是极右翼长期以来对党内温和派同事的贬损性称呼）
这次尝试将政治野心付诸实施的失败，给麦卡锡留下的教训是十分清晰的：他进一步意识到了党内极右翼在决定权力中心人选时起到的重要作用，从此更加小心地避免与这一翼的诉求产生冲突。此时也正值共和党在经历近年来最重要身份转换的节点：特朗普正在当时如火如荼的2016共和党总统初选中占有愈发不可阻挡的势头。虽然这在七年后的今天来看已经颇难想象，但在当时，建制派共和党人对特朗普的抗拒不仅相当强烈、而且还是相当长久的，只有以“众院自由党团”为中心的极右一翼很早就站到了特朗普一边。在议长莱恩还在对特朗普的参选和言行表示相当清晰的反对和反感的环境里，麦卡锡看到了夯实极右翼对自己支持的重要机会，于是不仅相当早地表示了自己对特朗普的支持，而且甚至在特朗普吹嘘自己曾“用手抓住（女性的）隐私部位”的录音带流出后也丝毫不减对他的支持力度。这种力度的支持，让麦卡锡在特朗普得胜以后成为了后者最为青睐的共和党众议员，这为麦卡锡提供了登上权力顶峰所需的最后一股助推力：由于难以控制党内不同分支间的冲突和自己与特朗普间愈发严重的裂痕，莱恩在2018年4月宣布自己将不会继续寻求担任议长，麦卡锡毫无悬念地成为了党团一号人物的继任者。只不过，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在8年后重新拿回了众院多数，麦卡锡和自己整个政治生涯中都梦寐以求的职位的距离，还剩下带领共和党在之后的选举中赢回众院，而由于权力中心在华府的频繁摇摆，这看起来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
但另一个麦卡锡的计划中没能预料到的发展，是2020年大选后特朗普一系列试图推翻选举结果的行为，以及随后发生的“1·6国会山暴乱”。
以麦卡锡多年来在华府的经验，他完全可以看出特朗普的计划不仅会对国会在美国民主制度中的使命和角色和美国人民对制度的信心带来极大的伤害，更是完全不可能成真的；但他也决心不要再犯让他在五年前与目标失之交臂的“错误”。所以，他在几乎所有的采访中都表达了对特朗普“选举舞弊”主张的全力支持，且当特朗普提出在众院的大选认证环节“作废”选举结果的主张后，麦卡锡从未明确地给予他的党团成员该如何在当天投票、该如何向选民解释自己的选择的指示，而这对于一个面临困难选择的党团来说是很不寻常的。
但是，直接威胁到了他本人生命安全的“国会山暴动”还是超出了麦卡锡的容忍底线。他对特朗普的行为发自内心的愤怒已经成了当时华府人尽皆知的“秘密”，以至于他不仅在一次和党团的内部通话中表示自己计划要求特朗普在任期最后的十几天内主动辞职，还在众院的演讲里公开讲到特朗普应该对这一切承担责任。
不过，让他做出这一系列表态的，除了他的真实感受以外，还有在暴乱发生后的数日内几乎两党内所有人头脑中的对这起事件的不可置信。而当这种集体震惊终于过去，党争的界限在围绕对暴动的解读也重新被划下时，麦卡锡也意识到自己短暂的几次表态完全是在为日后的政治生涯埋下定时炸弹，于是不久以后便重新回到了特朗普支持者的阵营中：在拜登就职后的仅仅数日以后，麦卡锡便亲自飞去特朗普所居住的海湖庄园（Mar-a-Lago）寻求与其和解，并在之后拒绝与佩洛西和国会民主党人合作来提名一个两党平衡的1·6暴乱调查委员会，且支持了极右翼将参与就此追责的共和党众议员利兹·切尼（Liz Cheney）挤出党团领导层的决定。
二
所以，纵观麦卡锡在遇到今年年初议长选举危机前的整个职业生涯，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出两个结论：和另一些为自己的主张在华府扩大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不同，麦卡锡可以说并不具有某些坚定的主张、信念和意识形态，而会顺从助推自己政治生涯向上的任何一方；而由于一方面极端派在党内的极强主导性和另一方面他们主张在全部选民中的不受欢迎，麦卡锡这种尽可能顺应他们的做法，哪怕对他的政治生涯来说也是可能是十分短视的，他在今天对这一翼妥协和附和的行动，很可能就是在为不远的将来埋下定时炸弹。
被他视为自己和议长之位间最后一步的2022年中期选举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极右翼对麦卡锡此前对特朗普的短暂“背叛”心怀不满已经是无可改变的事实，早在中期选举前，其中就已经有人表态自己不会在议长选举中投票给麦卡锡，那么麦卡锡为了阻止自己在这一侧的支持流失也就自然不敢对他们的主张和策略表示任何反对，而这其中就包括特朗普和“众院自由党团”在摇摆选区初选中背书的一系列非常极端、获胜概率极小的候选人；而对任何党派领袖来说，自己的党派取得的席位领先优势是对自己在议长竞争中的胜率极为关键的，因为这可以在因党内派系纷争、自己失去一部分支持的情况下依然取得过半数的选票。对麦卡锡来说，共和党微弱的领先就意味着极右翼在之后有更多勒索自己的政治筹码。
而这恰恰是2022年中期选举的结果：共和党众院中的优势之微弱，是选前对此最悲观的预测也没有猜中的，这意味着麦卡锡在自己的党团内可以失去的支持仅有个位数之少。看到这样的权力动态，极右翼随即开始对充满信心地对麦卡锡提出了一系列条件。其中很多项都与扩大他们对立法议程的控制权有关：他们要求在众院规则委员会——一个能够决定哪些法案被整个议会表决的委员会——中拥有一定数量的席位，并改变过去预算相关法案由两党领导主要谈判得出的常态，而为包括自己在内的双方极端派赋予更多通过阻挠和破坏谈判向往往更加实用、理性的领导层施压的机制；而对麦卡锡本人最具羞辱性的一条，是他们要求任意一名成员都有权随时发起一场撤换议长的投票，基本等同于议会制国家中的“不信任票”，让麦卡锡随时可能重新经历一次议长选举时的羞辱。几年前，贝纳尔就是在这条规则存在的情况下被重选议长的威胁所逼而辞职的。此外，为了报复“1·6委员会”的工作，他们还要求在新一届众院中成立一个针锋相对的调查“滥用联邦政府权力”的猎巫性委员会。
很多人对之后几天里所发生的事情就很熟悉了：麦卡锡的态度从略做妥协转变到了全盘接受，但这都没有改变足够多极右翼共和党众议员在一轮轮投票中阻止他成功当选的现实，这场长达15轮投票、在近100年的美国历史上都未曾发生的闹剧，在特朗普代表麦卡锡出面对其中一部分反对者的“威逼利诱”后，才得以勉强结束。尽管如此，当时大多数人都已经能够看出，麦卡锡几乎没有平安任满一届任期的可能。
三
麦卡锡当选后面临的第一项重大挑战，自然就是在今年六月初前所必须完成的对债务上限的提高。一旦失败，美国会因无法正常偿还所卖出的国债而自动进入债务违约，这对还在从疫情带来的损害中复苏、依然面临高通胀和衰退可能的美国经济带来的威胁，并不小于贝纳尔在十年前需要应对的“财政悬崖”。
鉴于债务违约的巨大危险，在这项规则存在的近一个世纪里，两党很大程度上都默契、不带条件地合作提高了债务上限，直到2010年茶党运动的崛起，共和党才开始反复以此作为筹码逼迫奥巴马政府接受自己一方希望施加的开支削减措施；而在随后特朗普执政的四年中，民主党则承担了“房间中的大人”的角色，三次在两院通过了其主张的债务上限提高法案。
许多专业人士在对联邦预算是否合理、是否应该被削减这个问题上存在诸多不同意见，但他们往往都同意，围绕这点的合理讨论、谈判甚至僵持应该在年度政府预算的制定环节中进行，这不仅符合制度制定者的本意，此时谈判失败的最糟糕结果也仅是联邦政府的关门停摆，虽然同样会对国家和社会的诸多方面带来极大不便，但起码不会短期内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产生灾难性后果。
这也是拜登政府在谈判起初时所秉持的态度：他要求共和党将国家利益置于党政之上，通过一项不带任何条件的债务上限提升方案，而他则同意在九月底的下一年度预算制定中谈判任何条件。面对这种姿态，麦卡锡选择了一种“循序渐进”的应对方案：他首先团结了自己党团中的所有成员，在众院中通过了一版作为共和党底线、包含了多项大额在社会福利和气候保护政策等方面开支削减的方案。虽然任何能够看清现实的共和党人都能够意识到这不可能在被民主党控制的参院和白宫通过，但共和党以此展示出了一种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姿态，因此拥有了逼迫对方让步的筹码。最终，在距离违约近在咫尺的六月初，麦卡锡和拜登达成了一项包括冻结联邦政府支出增幅、调严多个社会福利制度申领资格等条款在内的最终协定。
这个结局其实并不缺少让共和党人心满意足的理由：白宫显然相比最初拒绝任何谈判的立场做出了妥协，一些极左翼的民主党人甚至因此拒绝了为此投票，而参与两党合作这个过程本身也可以被共和党拿来作为说服他们所急需的中间选民的论据。
但由于远未能实现自己所主张的巨幅开支削减，共和党极右翼对这个结果丝毫不加掩饰地展示了自己的愤怒。由于整个共和党内还不存在一个既更加符合他们的完美期待、又在现实层面可以取代麦卡锡的议长人选，他们并没有使用在年初议长选举时争取来的随时提出将其取代的动议的权利，而是在至今为止之后的两个多月里，用一系列极其显眼的行动展示了自己对共和党议程的控制权：他们首先在随后长达一周的时间里拒绝让任何来自本党的法案进入被全体成员表决的议程中，从而让麦卡锡无法完成任何他所希望的立法；随后，“众院自由党团”成员卢娜（Anna Paulina Luna）引入了一项决议，要求众院正式谴责（censure）曾经领导特朗普第一次弹劾、并在“1.6委员会”中承担重要角色的民主党众议员亚当·席夫（Adam Schiff），附带对其高达一千六百万美元的罚款。
国会谴责一向是一个针对性质严重的行为、且被极其慎重地使用的程序，对其成员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施加这种后果，是让许多其他共和党议员也不能接受的；当这项决议被全体成员表决时，多达20名共和党人投下了反对票将其否决。但麦卡锡由于惧怕极右翼的行动进一步激化的后果，选择了协助他们通过这项决议：他说服他们放弃了对席夫罚款的部分，又协调反对它的20名共和党人改变自己的决定，最终通过了一项单纯谴责席夫的众院决议。
但无论是一些共和党众议员本身还是其外部顾问和观察者，都是不希望看到这样一种结果的：席夫此时正在竞选加州即将空缺的联邦参议员席位，并面临着民主党初选内十分激烈的竞争，而被共和党众院党团认证为头号对手，自然是在民主党初选内能够被用来吸引支持者的事由，席夫也确实在两次谴责决议投票的前后立刻发出了多封卓有成效的募款信件，这也将是他在之后数个月的竞选中的重要谈资。有共和党人直言，极右翼的这项举动，可能直接将这位极其擅长面对公众和媒体尖锐批评共和党的政治人物送进参议院，让这位早已通过弹劾特朗普和主持“1·6委员会”而获得巨大全国知名度的民主党人拥有更大的舞台。
随后，事情的发展进一步超出了麦卡锡的控制：在没有给予领导层任何提前通知的情况下，另一位知名的“自由党团”成员劳伦·博伯特（Lauren Boebert）面对全体成员提出了弹劾总统拜登的决议。博伯特一向以其大胆拥抱极右翼政策主张和阴谋论的记录闻名，她曾对著名阴谋论“匿名者Q（QAnon）”表示过支持，在拜登的两次国情咨文期间都起身叫嚷以打断总统的讲话，她在竞选过程中主动将自己包装成左翼年轻民主党众议员新星奥卡斯奥-科泰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在右翼中的镜像形象，并在“1·6暴动”后不仅公开为参与者辩护，还扰乱此后在国会山部署的安全措施。不难想象，她所提出弹劾缘由也是极为荒诞的，不外乎复读右翼媒体在近两年内不断提及的“在边境问题上不作为、导致成瘾性药物走私泛滥”等话术——尽管南部边境并非此类药物进入美国的主要入口、且拜登任上对毒品在此处的截查量还有所上升，导致边境危机的主要原因更是共和党人多年来缺少立法诚意，而拜登政府已经使用当下行政权力最大可能地进行应对，甚至因此招致了党内极左翼的不满。
许多温和派共和党人在私下对此是极为反感的：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中，他们中许多人都是靠着竭力避免意识形态争论、专注在以提振经济为主的“黄油与面包议题（Bread and Butter Issues）”上赢得竞选的，其中有些人赢下的是在2020年大选中被拜登所赢得的选区，所以，他们显然不愿破坏此前的承诺，让选民看到自己开始将大量时间花在不仅极其极端、且对改善自己生活没有任何帮助的事项上。
这个时候，从对共和党的选情前途来看，对麦卡锡来说最明智的选择，无疑是支持党团内中间派的偏好，因为毕竟，共和党席位净增这一让麦卡锡的议长生涯成为可能的进步，是他们将曾经的民主党选区翻盘才带来的；而在这件事上，他们的政治直觉也无疑是准确的：在最近的历史上，任何一次没有得到两党同时支持的弹劾决议，造成的都是被弹劾一方支持率的上涨：克林顿在面临众院很大程度上缺乏真凭实据、实为政治斗争的弹劾后，支持率达到了他总统生涯的最高点；而哪怕二十年后对特朗普的第一次弹劾要事出有因许多，他的支持率也在事后有所上涨，并一度引发了民主党人对2020年大选的担忧。此外，极右翼所主张的方案也完全不是一个正常弹劾程序所该有的样子，即将公众视为一场庭审中的陪审团，自己则像公诉方一样在经充分和缜密的调查以后将事实条理清晰地讲出；相反，博伯特的弹劾案中，只有模糊不清、捕风捉影的阴谋论被媒体逐帧直播在千家万户美国人的屏幕上，只会让其看起来完全像一场闹剧。
但鉴于弹劾拜登本人或其内阁部长是极右翼早在2021年时就确定的高优先级事项，他自然也能看到在这件事上违背他们的意愿会给自己带来的可能严重后果。最终，他再一次采取了在双方间“折中”的做法，说服极右翼不在此刻就将这个决议推到往往会获得大量公众注意力的全体议员面前，而是将其送入两个具有相当大全力的委员会——众院国土安全和司法委员会——中，让它们先完成所谓“调查”的部分。这样，博伯特得以展示自己如何实现了竞选中的承诺和极右翼的优先事项，真正打响了弹劾拜登的第一枪；同时，由于进入委员会的法案所经历的程序往往相对闭门与私密，这往往是众院领导用来“掩埋”自己不希望被讨论和表决的棘手法案的地方。在没有任何重大进展的情况下，麦卡锡自然希望弹劾案能在委员会程序中“自然消亡”。同时，为了让自己的动作对极右翼来说显得更真诚、有说服力，他还在党团内承诺会支持一项“撤销”对特朗普两次弹劾的提议，尽管这并无任何实际效力或约束力，已经成为现实的弹劾也并不可能从法理层面上被“撤销”。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提议的作者，同时有身为共和党党团四号人物的艾丽斯·斯蒂芬尼克（Elise Stefanik）和另一位臭名昭著的“匿名者Q”阴谋论支持者马乔丽·泰勒·格林（Majorie Taylor Greene），非常直接地体现了极右翼今天在党团领导层的影响力。
四
在上面几起事件中，麦卡锡所面临的两难挣扎，可以说主要是整个党派长期利益和极右翼愿望之间的纠葛；而如果他在这两者对自己政治生涯都至关重要的利益间都难以抉择，可以想象，他自然很难在当极右翼的主张威胁到美国国家利益和民主制度的健康发展时做出超越党派私利的正确选择。
与拜登政府合作通过债务上限的协议，是许多观察者眼中麦卡锡做出了正确决定的一个勇气可嘉的时刻；但这样的时刻恐怕只会愈发罕见：一个紧随其后的例子发生在对拜登军职任命的确认上。虽然围绕对内阁部长或各级联邦法院的提名，白宫和被反对党控制的参院经常爆发种种争执，但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美军各级指挥官的任命，一直是一个党政的禁区，总统所任命的人选并非自己的政治同盟，参院也相应地会通过全员认可的方式省去花费可观时间的任命程序。但自从今年7月开始，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参议院汤米·图博维尔（Tommy Tuberville）开始破坏这个程序，拒绝通过拜登政府的任何一个提名，仅因在去年保障堕胎权的“罗伊诉韦德”判例被最高法院推翻、许多红州随即通过严苛限制以后，国防部为避免服役人员因驻地不同而面临付出额外医疗花费的不公情况（服役人员无权选择自己的驻地），决定报销任何人员因需去外州寻求终止妊娠而产生的额外交通花费。
作为党内极右翼的一员，图博维尔将军队扯入党争的行为，不仅开出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先例，还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极其真实的威胁——存在未被填补的指挥官职位空缺，当然会影响一支军队的履职能力。面对这种情况，包括麦卡锡在内的党内领导层负责任的做法是向其施压从而逼迫其停止不负责任的行为。虽然一小部分两院共和党人有如此回应，但麦卡锡不仅不在此列，反而将图博维尔的主张整理为立法文本并主持在众院内将其通过。拜登政府深知，一旦就此屈服，不仅会终止国防任命作为党派政治禁区的存在，更会让军队成为一个吸引力降低的职业选择，从而对吸引其所需的人力和人才产生极大的负面作用；而另一方面，图博维尔因完全没有受到党内领导层的压力，也就并没有任何退缩的动机，以至于截至今天，高级指挥官的任命缺口已经达到了本应有8名成员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已经有3名同时空缺的罕见而危险的局面。
另一个同样危险的例子，是麦卡锡对极右翼政治化美国司法系统的纵容。今年以来，特朗普已经在四起案件中分别被联邦和地方级总共被以91项罪名起诉。除了在纽约的案件中存在一些在法学界引起一定争论的灰色区域和检察官的政治动机问题以外，其余的起诉都存在已经被公众所熟知的且在程序上存在高度独立性的关键证据。尤其是由联邦司法部所主导的调查更是在所有维度上都保持了最高独立性和去政治性的：预见到这种情况在未来的可能发生，拜登在就职初就任命了以作风独立闻名的联邦法官梅瑞克·加兰德（Merrick Garland）作为司法部长，后者更是任命了一名不受自己或白宫控制的独立检察官来执行全部调查和起诉的决定。在基础选民的压力下，共和党极右翼开始以所有可能的方式侵蚀公众对这一程序的信心，而他们的“突破口”则是拜登的儿子亨特近年里的经历：他不仅在因失去家人的痛苦之下成为了药物成瘾的受害者，并在这段时间中做出了包括非法持有武器在内的一些不负责行为，还在之前的数年内有过一些处于灰色区域的商业交易。
尽管这确实不符合总统家人应该遵守的道德要求，但白宫可以说确保了对亨特相关行为的调查超乎寻常的独立性：司法部长留任了在特朗普时期就开始调查亨特的联邦检察官，不仅承诺不干涉他的任何决定，并在他的要求下没有任何保留地将他任命为拥有更大权限的特别检察官；法学专家也指出，因司法部和检察官在公共视线下的避嫌考虑，亨特所受到的起诉与认罪决定，其实相比一般人所面临的要更加严苛。
换句话说，对于在特朗普时期对美国司法制度失去了信心的许多民众来说，司法部对这两起案件的处理应该是一个绝佳的恢复信心的机会，负责任的两党政治人物也自然都应该尽一切可能辅助这个过程的发生。但麦卡锡不仅纵容极右翼和特朗普本人所谓“司法部成为拜登白宫政治武器”的没有任何依据的指控，更是亲自为这套话术背书，还以此为由重启了被他雪藏进委员会的弹劾案。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相当一部分民众对司法制度本可以重新恢复的信心——一个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健康至关重要的元素，成为了又一个麦卡锡向极端派妥协的牺牲品。
五
所以，不难想象，继共和党在下次大选中的胜率和恢复选民对美国政治制度和机构信心的可能以外，麦卡锡自己身为议长的政治生涯也终于成为了他无底线讨好极端派的牺牲品：面临联邦政府在几十个小时后停摆的可能，他最终还是和民主党党团达成协议，由两党的中间派共同投票支持通过了一项在45天内维持政府运作的短期预算法案。麦卡锡在政府预算这一“自由党团”的优先事项上两度和民主党合作的记录终于超出了他们得以容忍的底线，其最著名的成员之一马特·盖茨也随即正式开启了一次“不信任票”的表决程序。在最后一刻，麦卡锡试图以“自己是民主党所能指望的最好可能”为由向民主党党团寻求在“不信任票”中的支持，但他攻击司法部、支持发起弹劾调查、多次打破谈判承诺甚至在希望寻求民主党支持的同时还在电视采访中将责任推给后者的做法，让民主党人难以看到支持他的任何理由。在这样的情况下，麦卡锡也就在10月3日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众院投票罢免的议长。
很难想象经历了这一切以后麦卡锡的想法：在最近的许多任议长中，没有任何其他一个像他一样将获得这个职位视为自己的唯一目标；而在他忍受了超常的屈辱、做出了不可思议的妥协而获得了这个职位以后，他的任期和任内成就却也是这些人中最短暂和空缺的。而他的政治遗产，可能也只会是成为历史中一个机会主义和绥靖主义如何愈发无法在一个走向极端的政党中生存的微小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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