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著名学者冯天瑜共读 探求长江文明的历史角色

[时尚] 时间:2024-03-29 00:12:39 来源:蓝影头条 作者:知识 点击:15次

原标题:与著名学者冯天瑜共读 探求长江文明的著名历史角色

湖北日报见习记者 田佩雯

“长江流域人文兴盛,大江东去,冯天浪淘尽,瑜共千古风流人物,读探当下正在创造更加壮阔的求长现代文明。试看今日之环球,江文角色长江正辉耀于东方。历史”

——《长江礼赞》

冯天瑜

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冯天瑜,著名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和湖北地方文化史的冯天研究。作为湖北籍学者,瑜共冯天瑜十分注重在文化研究中彰显地域性,读探数十年来,求长他致力于辛亥武昌首义史和张之洞研究,江文角色撰成《辛亥首义史》《张之洞评传》等有影响的历史著作。

即便近年来疾病缠身,著名冯天瑜依然“以守护文化为职志”,于病榻上笔耕不辍,潜心治学。他与弟子马志亮、丁援合著的新作《长江文明》,满怀家国情怀与家乡情结,历经三年多的编写,在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支持下,于2021年9月正式出版,是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又一重大科研成果。

2021年岁末,围绕《长江文明》这本新著,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与三位作者展开对话,希望从长江文明的发展历程出发,一窥长江流域自然兴盛、人文荟萃的盛况,站在中华文明的高度建立对长江文明的整体性认知,定义长江文明的历史角色。

剖析长江全流域自然与人文

记者:《长江文明》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冯天瑜:《长江文明》搜集长江流域100多张图片、图表,结合大量史料、数据,以中正平和的态度,图文并茂的形式,对长江流域的自然与人文进行了全方位介绍,并历数了世界其他大河文明的发展历程与特征,与长江文明进行对比辨析。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对长江流域的认识和考察也是逐步形成的,这本书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打破区域阻隔,从中华文明的高度重新建立对长江文明的整体性认知,详解长江、黄河并立的文明格局,定义长江文明的历史角色。

丁援:《长江文明》从时间、空间、自然、文化多个维度讲述,同时又简明、易读、丰富、权威,是面向大众推出的文化读本,一书通晓长江文明分支及内核。在长江文明的统一概念之下,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更成体系,因此《长江文明》也是剖析长江全流域自然条件与人文理路的书籍,对长江地区未来的文化与经济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记者:您在书中提到,北纬30度线是“人类文明发生线”,为何北纬30度线两侧成为古代文明摇篮?相较于其他大河流域,长江流域又有哪些得天独厚的优势?

冯天瑜:温带—亚热带成为文明先发地是不争事实,而北温带偏南的北纬30度线附近,因兼具充沛的水热条件,成为最有利于文明发生发展的地段。这里并列诞生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四大文明皆诞生于能够为农业生产提供持续保障的河川附近,拥有各自的母亲河: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印度河与恒河,以及长江和略偏北的黄河。

长江流域位于东亚大陆,西部耸立的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将来自太平洋温暖湿润的东南季风拦在其东部,形成了一块北纬30度线附近不可多得的雨量充沛地带,使之具有充沛的淡水与丰富的热能,故长江流域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文化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

就大河与文明延续的关系而言,长江流域也较尼罗河、两河和印度河为优。两河流域四通八达,很早就成为古代中东各民族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文明竞技场,几起几落,最终无法阻止文明的中断。而长江流域所处的东亚地区,地形相对封闭,因流域内部交通不便,上游(巴蜀)、中游(荆楚)、下游(吴越)居民的活动区域相对固定,早期文化在各自相对独立地发展了一段时期后,最终相互融合并汇成中华文化的海洋,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长江曾多次回护中华文明,使其绵延不绝。

“漫天星斗”式的长江文明

记者:为什么此前学界曾推崇“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发祥地”?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文化有着怎样的发展轨迹?

马志亮:原来单一推崇黄河文明的认识,与中国近代考古学起步阶段的考察重点不无关系。现代意义的考古学20世纪初展开于中国,首批田野考古用力于黄河中下游,仰韶、龙山、大汶口等新石器文化遗址,以及安阳殷墟等商周故城的发掘,与《尚书》《左传》《史记》等传世史典对先夏及夏商周三代文化在黄河流域繁衍的记述相印证,于是进一步强化了国人心目中“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发祥地”的认知。

20世纪中期,考古工作推进到长江流域,一批重大考古发现证明: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并不比黄河流域时间晚、水平低。20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发现河姆渡文化,其人工驯育稻谷的时间推定为距今七八千年。20世纪90年代,湖南道县玉蟾岩还出土了距今万余年的人工驯育稻谷,早于黄河流域的粟作产生的时间。可见,长江流域的早期文明同样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长江也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

两大流域文化在起初是平行发展的。据长江流域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至铜器时代长江流域各区域的文化也同样构建起了独立完整的发展序列。但距今4000年前后,长江流域上游、中游、下游的早期文化全部陷入了低谷,此停滞期出现的原因至今仍为谜题。而到了距今3800年前后,黄河流域所在的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发达的文明形态,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记者:相较于黄河流域文明,长江文明如何萌芽,发展过程又有哪些不同?

冯天瑜:文化的演进与自然环境提供的先决条件息息相关,但当人类介入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之后,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则对文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所以,文化的发展是在自然和人文的互动中向前推进的。长江流域的先民,凭借优厚的自然条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自新石器时代起,就创造出各区段文明,如下游江浙一带早期的农业文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中游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以及中游偏西直达上游川东地区的大溪文化等等。其文化发生并不比黄河流域晚,水平也各有高下,就驯化农作物时间而言,长江流域似略早于黄河流域。

两大流域的文化各自独立起源且模式不同,然后平行发展,呈现不同的面貌。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两大流域文化都有独立发展的完整序列。总体而言,长江流域分为上、中、下游,它们各自发展,分别沿着三星堆文化1—4期,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序列演进。

记者:广袤的长江流域孕育了哪些文明?瑰丽的长江文明中,荆楚文化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丁援:长江流域广大,其上、中、下游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因此长江的历史发展过程也有很大差异,这样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区。按上、中、下游划分,依次为巴蜀一荆楚一吴越三个大的文化区,分别由上游的古巴人、古蜀人,中游的古楚人和下游的古吴人、越人创造。按自然、社会和人文三重因素分类,则可分为羌藏、滇黔、巴蜀、荆楚、湖湘、赣皖和吴越等七个文化区,这些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都为构筑长江流域乃至整个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多元一体格局做出了贡献。

荆楚文化的分布范围,大致在今两湖及河南、安徽、江西的部分地区。这里地处长江中游,江汉平原沃野千里,洞庭湖、鄱阳湖、洪湖等数以千计的大小湖泊星罗棋布,“鱼米之乡”的美誉由来已久。

荆楚文化的渊源,可上溯到上古传说时代的祝融、三苗。从文化形态学分析,它具有中原华夏文化与南部蛮夷文化杂交的鲜明特征。

商末周初,祝融部落的后裔、芈姓荆人的首长鬻熊立国于荆山一带,建都丹阳(今湖北秭归)。其重孙熊绎在周成王时被封在楚蛮之地,立“楚”为国号,荆楚文化由此而得名。春秋战国时代是楚文化的鼎盛期。宏妙的哲思、奇瑰的文学、精美的手工工艺和独特的民俗领异标新,与其他区域文化交相辉映。

秦汉以来,荆楚文化在天下一统的文化交流中得以融合更新,并在东汉末年盛极一时。荆楚处于南北军事要冲,行政体制的地理分割、北方移民的迁入,以及儒释道的相互渗透,荆楚文化呈现多文化大融合的趋势。

随着宋代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完成,荆楚文化加速发展,儒释道进一步融合产生理学,湖湘学派成为理学著名流派。至南宋初年,张栻主管岳麓书院教事,从学者达数千人,使湖湘学派形成规模。原本是荆楚文化一支的湖湘文化由此开始蓬勃发展,其经世致用的学风在湖南士人中代代相传,并在晚清诞生了曾国藩、左宗棠等一批中兴之臣,此后还有谭嗣同、陈天华等改革志士,更产生了一大批革命家。荆楚文化(含湖湘文化),在近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时代变化中的“长江观”

记者:长江径流广远、流域开阔,又作为一道天堑,古来险隔。那么古人是如何认识长江的?对于长江源头的认知经历了哪些阶段?

冯天瑜:人们对长江生态状况的认知有一个由片面到全面、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古人受限于视野和测量手段,对长江主干和源头的认识历来众说纷纭,大抵是循着社会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而逐渐清晰的。

在距今三四千年前的夏商时期,江汉交汇处的江汉平原一带,早期文明较为兴盛,荆楚先民驾舟穿行于云梦泽的湖泊、河网之中,有感于“汉之广矣”,产生江、汉谁为干流的困惑。汉水作为长江最长的支流,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自古就有“天汉”“云汉”之称。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雅、颂三部分都有涉及汉水流域的诗篇,如《诗经·大雅·江汉》有“江汉浮浮,武夫滔滔”“江汉汤汤,武夫洸洸”:《诗经·小雅·四月》有“滔滔江汉,南国之纪”;《诗经·国风·周南·汉广》有“汉之广矣,不可泳思”等。

及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最早的地理书《禹贡》有“岷山导江”之说,后有续论:“夫江始出于岷山,其源可以滥觞。”古人对于长江干流才有了初步认识,后世遂多以为长江发源于岷山。

宋代,由于政府在西南地区采取收缩政策,故宋人对大渡河以上长江干支流的认识往往还不如汉唐。直到明代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章潢在其皇皇巨著——300万字的《图书编》中首次指出岷江并非长江正源,金沙江才是长江正源。但遗憾的是,同书卷30中的《中国地理海岳江河大势图》仍有“江虽发源岷山”的论断,观点并不统一。

数十年后,明末地理学家徐霞客,循金沙江而上,直至云南丽江,经过实地查考,探寻到金沙江比岷江更长,明确指出岷江为长江支流,而金沙江才是长江干流。但因徐霞客并无官方身份,其说法并未被当时的社会普遍认可。直到清初,随着西方先进制图技术的逐步传入,康熙皇帝才正式肯定了徐霞客的说法,金沙江遂被定为长江源头。

不过到此为止,古人所谓对长江源头的认识,还停留在对长江上游主干道的判定,真正深入青藏高原,考察长江江源的工作,是从康熙年间开启的。

康熙皇帝曾多次派专门使臣考察长江源头,康熙末年,还组织学者首次采用近代测量技术制作《皇舆全览图》,绘出金沙江之上的通天河上游水系大致方位。到乾隆年间,齐召南著《水道提纲》,对江源水系的描述更为详尽,认为布曲为正源,当曲和沱沱河为支流。清末和民国时期,仍有科考人员深入江源地区,但受限于复杂地理条件和恶劣气候环境,又缺乏更先进有效测量手段,对长江源头的认识并无突破。

记者:在中国的近现代化中,长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丁援:长江从雪山走来,奔腾东流,倾注大海。但在近代纷繁复杂的全球化浪潮中,它却演变为一条自东向西推进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文化线路”。

鸦片战争之后,国门被迫打开,西方列强沿长江逆流而上,强行闯入中国封闭的内陆。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他们将沿江通商口岸自上海向西推进至上游的重庆,从而将长江流域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并依托次第开放的沿江口岸构建起一条联系紧密的长江近代航线。

这条对中国历史影响至深的近代航线,并非仅仅便利了西方资本对中国内地的经济扩张,同时也极大加强了沿江城市之间的联系,扩大了沿江港口与腹地之间的经济互动,并自东向西传播着西方的文化与制度观念,开阔了内陆民众的眼界,令中国近代文化得以沿着长江不断向西推进。于是,这条西方列强为攫取巨额商业利润而打通的长江近代航线,也在事实上成了传播近代文化的“文化线路”,深刻地改变着沿江乃至更遥远内陆地区的社会面貌。

记者:进入长江文明发展新阶段,我们该如何保护长江?

马志亮:作为滋养并屡次回护中华文明的母亲河,长江不仅是我国国土空间开发最重要的东西向轴线,也是最重要的生态安全载体。

当下中国已经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已经为长江沿岸的广大干部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成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前进方向。长江流域的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必须按照新时期的治水方针,坚定不移地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引领中华文明健康向前迈进。

(责任编辑:休闲)

    相关内容
    精彩推荐
    热门点击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