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廖洁：11年，从1到1从1到1
我是廖洁年2010年4月进入红网采访部的，到如今整整11年。从1到1
11年前，廖洁年我曾一个人坐在电脑前，从1到1一边写稿一边哭。廖洁年
入职大半年，从1到1没有线口，廖洁年专职“挑土”，从1到1基本出差。廖洁年有时一个月在长沙待不到一周。从1到1双肩包里永远塞着一台厚重的廖洁年二手单反相机和一台笔记本电脑，当时我体重只有90斤左右，从1到1那包背在身上，廖洁年包比人大。从1到1
一次出差结束，我患上了急性肠胃炎，喝水就吐，虚弱无力，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起不来。当时的红网采访部主任冯钧打电话催稿，我咬牙爬起来写，眼泪打湿了键盘。后来一位领导告诉我，冯主任特意向舒斌董事长报告了我的表现，舒董在会上表扬了我。
和冯主任熟悉起来后，改口称他为“冯姐姐”，他用“妖娆”的语气对我说，这就是采访部磨人的方式。
大部分刚入职的记者或多或少经历过这样的磨炼，大家的包里永远都装着这几样工具：电脑、相机、录音笔，不是行色匆匆地走在采访路上，就是争分夺秒地在键盘上敲打。
随着手机功能越来越完善、像素越来越高，我们也经常用手机拍照、录音和摄像，用手机打字记录的速度异于常人。作为文字记者，留下影像素材的意识，从一开始就深深地刻在每个人的脑海里。如今，许多年轻的文字记者已十分擅长视频剪辑。提笔能写、对筒能讲、举机能拍，大家在“一人分饰多角”时驾轻就熟。
2011年起，我开始跑省委口线，要求更高、任务更重，作为网络媒体，如何融入以传统媒体为主的省委主要领导报道团队，写出有红网特色的新闻作品，更好地传递省委声音，一路走来，我们一直在不停地学习和探索。
除了大型活动会派摄影记者之外，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一个人在前方，认真听会，仔细观察、记录，整理录音、拍照、写稿。后方，红网的领导、同事默默地帮助我，支持我。为了抢时间，一时想不出好标题，直接找标题高手、现任采访中心主任周逸峰；拍了视频，告诉编辑中心主任陈海波、副主任张广蓉，他们会安排编辑剪辑；拍了图片，传给摄影记者李长宏，他随时在线帮忙挑选、调整；有时候任务太重，“劳模”吴公然、王义正等记者就上场了。
201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湖南专场新闻发布及成就展在北京举行。红网只有3个赴京报道名额，我、刘玉先两名文字记者，以及摄影记者李长宏被派赴京。没有领导压任务，但我们想尽力做到最好。我们在活动举行的前一晚先去“探班”，提前采访、沟通，是陪布展人员坚守到最后的三名记者。走出展厅已是深夜，站在北京街头，除了不时驶过的汽车，只有长安街上的路灯静静地陪伴着我们。
通过与编辑中心的紧密配合，我们在一天之内推出了10多篇层次丰富、角度多样的文字、图片及视频报道，没有输给友媒10余人的报道团队。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全国两会报道模式。往年，随同代表团赴京的湖南媒体记者一般有300多人，红网也会派出数十人的大部队。从2020年起，湖南代表团随团记者压减到只有10名，全程接受闭环管理，不得离开驻地。红网只有1个名额，单位派我前往。
2021年，在全国两会湖南代表团驻地，我还是一个人坐在电脑面前，压力很大，却并不忐忑。因为我知道，像同事所形容的那样，虽然我是身处前方的一朵小“云彩”，但身后却有着一片红网云。
在北京，一方面，赴京的几家湖南媒体融为一个整体，不再有门户之别，大家分工协作，在程序报道上互帮互助、互相补位。我主要负责湖南代表团第三小组会议内容的整理报道和图片拍摄，以及新闻组布置的其他工作；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分别代表各自媒体，完成单位分配的报道任务，绞尽脑汁做出特色。我负责突破重点对象的采访及图片、视频拍摄，还抽空帮新华社的同行做了一段视频采访。
在长沙，周逸峰主任把采访中心40多名记者划分为多个小组，每个记者在后方采取人盯人战术，分别负责几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内容。编辑中心组建了一个QQ群，取名“八月后援团”（我的网名叫“八月”），让编辑、记者、美编等不同岗位的同事加入其中。
在北京，我们坚持“保证每个代表都要留下画面”等工作标准，每天工作到深夜；在长沙，同事们24小时轮值。我在前方采访、传回素材，后方写稿、剪辑、深加工。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为保证一张新媒体长图做到尽善尽美，本已上了一天白班，又接着加班到晚上11点，正在返家路上的编辑马丽红，接到我说要修改的电话后，立刻掉头回到办公室，最终完成工作已经快晚上12点了。
无论在时效、数量还是质量上，2020年和2021年红网的全国两会报道，与往年相比毫不逊色，我们基本做到了代表委员全覆盖，还推出了许多独家稿件，受到上级领导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广大读者好评，不仅圆满、高效地完成了全国两会的报道任务，也展示了传媒湘军的红网实力。
11年，从1到1，是我从红网新人到老兵的刻骨铭心之旅，也是红网的新媒体基因迭代进化之旅。
我们的下一段青春旅程，已在路上。
（作者系红网采访中心副主任）（廖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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