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浮世绘与中国的浮世不解之缘

近期，北京、绘中上海与东京三地，不解都在举办浮世绘大展，浮世它们分别是绘中中国美术馆“异域同绘——中国美术馆藏日本浮世绘和清代木版年画精品展”、上海的不解“梦回江户——浮世绘艺术大展”与东京的“日本三大浮世绘收藏展”。

浮世绘在日本艺术史上跨越了260余年，浮世用今天的绘中眼光看这颗东方的艺术明珠，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解视角。

不可忽视的浮世是，唯美的绘中浮世绘与中国明清版画有着不解之缘。

■本报记者 陈俊珺

来自姑苏版的不解视觉训练

浮世绘是日本江户时代流行于民间的绘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浮世日本文化的象征。江户时代正值我国明清时期。绘中浮世绘的不解发展与演变，深受中国明清版画的影响。

清朝中期，姑苏城中有50余家画铺，年产版画百万幅以上，远销中国各地以及日本和东南亚各国。姑苏城盛产的反映姑苏繁华街市、人物仕女的风俗画和人物画被称为“姑苏版”。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民间版画相比，“姑苏版”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深受西洋画的影响，带有明显的西方铜版画的阴影和透视手法。铜版画的特点在于用锐利细密的线条表现画面的明暗变化，中国民间画工将这一特色移植到木版画上，以明暗法表现物象，并手工着色上彩，一些画上还特意题款“仿泰西笔意”，意为模仿西洋绘画技巧。

日本江户时代，幕府政权闭关锁国，只设长崎为口岸，对荷兰与中国维持贸易往来。17世纪下半期到18世纪上半期，长崎居住着一批旅日的苏州人，他们保留着家乡过年的习俗和对本土艺术的眷恋。于是，姑苏版画通过居住在长崎的苏州人传入了日本。与此同时，随着贸易的往来，更多来自中国的木刻版画流入日本，深受当地民众的欢迎。姑苏版画中的阴影和透视手法，在无意间对日本的浮世绘画师进行了一番“视觉训练”，将西方绘画的透视法与技巧进行了二次传播，并与日本艺术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透视法。

中国古代的山水画讲究散点透视，而日本绘画的视角则以平面为主。为了表现空间感，不少浮世绘画家采用了一种俯瞰透视，如同鸟儿一般通过俯瞰的方式展现地面的景物。

知名浮世绘画家歌川广重在其最重要的系列作品《名所江户百景》中就采用了竖幅构图。日本美术史专家、上海美术学院潘力教授告诉记者，与以往在风景画中常用的横幅构图不同，画家若要将透视原理运用于竖幅构图，那天空就将会占去画面的一半，这会给风景的表现带来不少困难。歌川广重采用了俯瞰式手法来调度空间位置，有意压低地平线，大面积的空白与景物产生对比，使构图非常有趣味。他还将前景物像极度拉近，主体被画面边缘切断，使画面更具空间纵深感。

无意间接受了仇英的风格

明代万历年间至清初可谓是中国木刻版画的全盛时代。木刻版画技术的发展首先离不开社会需求，明代中叶后，人们对图书的需求量大大增加，戏曲小说大量出现插图，《西厢记》《水浒传》《西游记》等深受读者欢迎。《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成为当时的经典，其技法也成为日本浮世绘发展过程中的直接参照。

明代版画发达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许多大画家纷纷为雕版作画，这在以往是极少见的。尽管宋代画家的绘画水平很高，两宋画院名家甚多，但很少有人涉足版画。到了明代，大画家唐寅、仇英以及明末的陈洪绶等都为雕版印刷绘制插图。此外，还有许多名家为各种版本绘制了高水平的画作，这在当时几乎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明代版画的成熟在时间上比日本浮世绘的兴起早了一个多世纪，当这些线条圆润、刀法精湛的版画随着通商货物出现在长崎港，令日本画师们大开眼界。这些画师中就有铃木春信。作为浮世绘历史上举足轻重的画师，与那些以花魁为主角的美人画不同，他笔下的美人洋溢着别具一格的风韵，她们个个体态轻盈、手足纤巧，传递一种浪漫与感伤的气氛。这种风格被称为“春信样式”，代表了当时的流行画风，也影响了一代画师的绘画风格。

有学者指出，铃木春信的人物造型、用线笔意以及略显伤感的样式，很可能受到我国明代画家仇英的影响。潘力教授认为，铃木春信作为江户时代的市井画工，究竟能有多少机会接触到仇英的画作，尚未可知。可能性较大的是，由于仇英本人制作过版画插图，使得明清版画普遍受到仇英风格的影响。而明清版画又随着中日间的通商贸易往来大量流入日本，因此铃木春信有可能是在模仿明清版画的过程中无意间接受了仇英的风格。

画面背后的生命态度

中国的姑苏版画深植于市民文化繁盛的城市——苏州。明清时代的苏州富庶繁华，版画的题材既涉及城市风景，也有许多普通的人物仕女。

江户时代也是日本历史上平民生活水平、经济水平较高的时期。江户画师们不仅从姑苏版画中间接地接触到了西方绘画的明暗法和透视法，同时也感受浓浓的市民气息，并将自己的绘画题材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笔下的美人绘、役者绘、风景画将普通市民的风俗、喜好、趣味和思想一一展现，构成了一部江户时期的平民自传。正如浮世绘大家葛饰北斋所说的，万物皆可以入画。

不过，日本浮世绘与中国明清版画在社会功能、艺术传统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差异，两者所体现的审美趣味也有所不同。中国木刻版画多选取人们喜闻乐见的题材，反映一种乐天知命、豁达开朗的民族性格；而日本浮世绘则略带感伤，展现了日本民族细腻、敏感的性格和对生命的态度。日语中的“浮世”与“忧世”同音，对于提倡现世精神的江户市民来说，“浮世”一词非常贴近当时最流行的人生观。日本作家浅井了意曾说：即使面临贫困，也不用在乎，不用沮丧，只要随波漂浮，这就是“浮世”。浮世绘中所表现的那些底层百姓尽力生活、珍惜享受此生有限生命的态度，也正是浮世绘至今依然动人的原因之一。

此外，两国的画师在当时的地位与命运也截然不同。浮世绘虽然唯美，但在历史上，浮世绘的出版曾受到幕府的限制，许多题材受到禁止，包括一代浮世绘大师喜多川歌麿在内的不少大家都曾受到当局的拘押和刑罚，导致浮世绘画师不敢在画面签下自己的真实姓名。在那个时代，这份工作并不光彩。画师们的生活大都过得很艰辛，哪怕是后来成为浮世绘艺术象征的《神奈川冲浪里》的作者葛饰北斋，最终也是在穷困潦倒中结束了一生。然而，历经浮世艰辛的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多年后那些几乎沦为废纸、瓷器包装纸的绘画，漂洋过海到了欧洲，成了欧洲新艺术的引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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