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尔纳10部小说中译本的第一辑澎湃新闻:真相/真实是你在小说中处理的一大关键主题,诺贝尔文学会的评奖词中也提到了你对真相的追求。而记忆是贯穿你写作的另一个主题,但正如你在小说中所展现的那样,回忆时常具有欺骗性。你怎么看待真相与记忆的关系?古尔纳:当然,我们都想认为自己致力于讲述真实的事情,不只是作家,我们身为人类都想要诚实地叙述。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因为这不是我们能够完全确定的东西。这是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因此对你可能是真的,但对于处在另一个位置的人来说可能没那么真实。我始终认为,真相应该是这样的:当你说真话的时候,其中已经包含了被挑战的可能性。然后你问到了记忆。对于某种写作来说,记忆不只是你所记得的东西。记忆是复杂的,不只是回忆事件并讲述发生过什么的能力。记忆也是对于他人的经历保持警觉,要记住那些记忆也是他人在某段经历发生后很长时间内讲述的故事。因此人的经历是复杂的。它不只是你的经历,他人的经历,还是你所习得的东西,以及他人所习得的东西。当你坐下来开始写作,试图厘清你想要探究的某个情形,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你记忆的一部分。当你谈论记忆的时候,那不只是一个个人问题,不只是自己或者其他人对于发生过的事情的回忆,而是对他们生命中所发生的事情更广义的一种印象,那可能是思想上的,情感上的,也是个人化的。澎湃新闻:在以《天堂》为代表的作品中,你大量借用口头文学来讲故事,从商队及其途中遇到的人们口中能听到各种残暴、超现实、神秘、灵性的经历。口头文学如何同你的写作联系在一起?古尔纳:首先口头文学和讲故事不是一回事。口头文学出现在大多数人都不识字的社会文化中。事情不是写下来的,而是以各种途径口头传播的,比如集会、庆典,或是其他的形式。只有那些讲故事的专家才能传播口头文学,在听众之间产生振荡。我认为区分口头文学和讲故事是可行的,讲故事一直在发生,人们总是以非正式的方式讲故事。母亲给儿女讲故事,家庭聚会上有人回忆起某个事情,或是课堂上老师中断了上课内容,讲了一段轶事,一个故事。故事并非都是宏大或者正式的,可能只是一些小小的回忆片段。是这些故事表达了人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世界观。因此故事不只是用来娱乐。这些小事情都可能变得重要。它们可能会关乎做什么是光彩的,什么是不光彩的,什么是骇人的,什么不是,但未必是以一种教诲的方式表达出来。故事就是以这样非正式的方式讲述出来,在你成长的过程中,那些小碎片就这样被投入了你的脑海。等到你长大之后,你便吸取了理解这个世界的诸多不同方式。故事对于我们在社会上如何被社会化,我们如何成长并理解什么是明智、什么是不明智的,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些便是我在《天堂》和其他作品里讲到的故事,而不是那种由专家们讲述的正式的、仪式般的口头文学。澎湃新闻: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写作和空间》中,你曾指出作家通过阅读走进写作,这是积累的结果,它出自共鸣与重复。你认为你和你所读过的那些作家以及民间故事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你是否认为自己归属于某个文学传统?古尔纳:我认为这种积累主要来自你从孩提时代开始听到的各种故事。至于是否有某种传统,我认为这更像是多种传统的结合。我来自桑给巴尔的文化,我是作为穆斯林长大的,我的母语是斯瓦希里语,我学习过英语文学。我读过大量英语以及其他语言的文学。我用英文写作。因此,你能够看到已经有各种不同的影响和资源在透露我在做什么。我的任务不是要将这部分和那部分区分开,而是去看看如何利用这种混合物,来制造出一些引人注目的东西,以有趣的方式去处理那些我所感兴趣的议题。我没法说这是哪一种传统的写作,我只知道它来源于不同资源的结合。澎湃新闻:作为一名身处多文化背景的作家,你为何最终使用英语而非母语来写作?古尔纳:这是一种运气,而不是选择。这种运气的一部分来自于我们曾经历过殖民。如果殖民者没有来过的话,我可能永远不会接触英语。但事实上,我经历了殖民,才接触了英语,并且发现自己有这种语言上的专长,有使用这种语言来写作的技能。作家并不是独立自由的。有人可能会说,我可以选择用中文或者法语来写作,但事实上,是语言选择了作家。而我的运气在于,我发现这种语言可供我使用,我拥有用它来写作的能力,我也有一些想要表达出来的想法,而且我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英语阅读。而且写作通常是和他人写作的一种对话。因为我在阅读英语,并且想要回应我读到的某些东西,所以我自己也开始用英语写作,这不是什么出乎意料的事。作家和写作语言之间有一种亲密性,这不是选择,而是比选择复杂得多的东西。澎湃新闻:对于跨文化以及文化身份,文化理论家斯图尔特·霍尔曾说,文化身份……有着历史。但和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们一直处在变化中。你对于个人身份的流动性是如何看的?对移民者来说,是否有可能最终找到归属?古尔纳:身份问题是可协商的。它并不意味着你要把它固定下来,然后说,我找到归属了。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身份也是可协商的。关于我们是谁的想法和很多事有关,包括语言、宗教、其他形式的文化表达、你所处的位置,可能还有生活在你周围的人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和自我认知有关,也就是最终我们所说的身份,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些都是可协商的,你未必要去应对这些变化。如今,在技术、建筑还有人际关系中,变化都可能发生,而应对这些变化是人类生存的一种品质,也是理解你所生活的世界的一种方式。身份不是静止的,它不像是你体内的一个肿块,你可以定位它,固定它,然后说好的,现在我只要抓住它我就安全了。你需要不断地重新评估,在你自身和你所在的社群之间协商。如果你正好身处于某个你不完全属于那里的群体,也就是说,你是某个地方的异类,这就会产生紧张和压力,而群体内部的其他人不会有这些问题,你就需要对周遭的力量保持警觉。这不是一种区隔,当你在某个地方身为异类而遭受敌意,你或许可以说我不在乎你和你们的社会,并指望由此获得力量,但这也会带来限制,因为这意味着你将自己与其他可能性隔绝开来,你走向内部,没有向世界打开自己。而为了生活,你必须去学习,在你所带去的和你所发现的东西之间进行协商。澎湃新闻:你拒绝了各种对你身为作家而进行分类的企图,倾向于代表自己。正如《赞美沉默》中所写的那样,叙事者是他自己生活的逃难者。是否可以说你在描述后殖民时代的一种普世的现实?古尔纳:当然,你可以这么说。但是我想我拒绝这些标签的原因在于,它们其实排除了其他的可能。并不是说,将我的作品形容为后殖民主义是不对的,但是这么说就排除了描述我作品的其他可能的方式。我更倾向于保持开放,而不是被称作后殖民的作家。我写的东西关于爱,关于我的家庭,关乎历史议题、法律、不公平等等。任何一种标签都会让这些兴趣变得狭窄。我想,代表自己是每个作家都在做的事。我认为正确的就是每个人为自己发声,而假设自己能替别人说话是一种傲慢的行为。在我看来,没有人给你为别人说话的权利,你有权做的就是为自己说话。澎湃新闻:另一方面,西方对于非西方世界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兴趣,并试图去发展所谓的多元叙事。你怎么看这些企图?你是否认为存在所谓黑人性或者一个共同的非洲家园?古尔纳:我认为非西方的人们写作,并不是为了告诉西方什么东西,而只是受到内在的驱使,去书写他们感兴趣的事物。很多身在西方的人祖籍也并不在西方,他们本身就不会只阅读那些有欧洲根源的东西,而且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经历过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迁移,并且在最初到达时困难重重。所以写作不是给那些在过去300年里统治着世界的人看的。从种族的意义上讲,写作并不是出于一种要告知西方的欲望。非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只消花一两分钟想一想就知道那里不只是许多的国家,还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信仰和历史。有一种价值观认为,我们彼此之间都有共同之处。但是就历史而言,我们必须要能够对这些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加以区分,知晓彼此的不同。我们当然有共同之处,例如都拥有被他者压迫的历史。但与此同时,我认为我们必须明白每种文化和社会的特别之处。 (责任编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