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位名叫“铁头惩恶扬善”的城市场网红举报杭州新东方违规补课的新闻引发了网友热议。一时间，补课课外学科教培（俗称“补课”）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印记有人拍手叫好，畸形有人反对乃至恶语相向，难管也有不少人好奇：双减，和现真的培市拦得住补课吗？

2021年7月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双减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试点实需意见》，确定了9个城市为全国“双减”试点。城市场2023年暑假，补课我们在其中一个试点城市进行了多方调研，印记发现这里已经没有了过去铺天盖地的畸形学科教培广告，但仍然留有不少补课印记。

01 居民楼里的教室

这是一个普通得甚至有些简陋的房间，一张书桌、两席沙发便已是全部陈设，脚下拼多多热销的浅色地板贴褶皱很多，在灯下反射着粘腻的光；将房间与阳台隔开的廉价塑料移门也颇为陈旧，泛着微黄。推开塑料移门，狭窄阳台上又是一张书桌，一个男孩正伏着身子奋笔疾书。

“这套房子除了厨房、客厅和卫生间外，大概隔出来四五个小房间来给大家上课。”温老师看起来像刚毕业的大学生，实际已经在这个名叫“X学”的机构工作了多年；据她介绍，“X学”专业做一对一辅导，之前也有自己的校区，“双减”政策出台以后就搬到小区里面来了。

图为“X学”某教室一角（朱陈铮摄）

温老师并不承担教学任务，她主要负责学生与老师间的对接以及相应的排课，发挥中介的作用。目前教学老师与“X学”间更多是中介合作关系，老师也会同自己熟悉的家长直接联系、开课。

“吴阳妈妈，你们报名晚啦，郝老师和严老师的课都排满了，这次得换新老师了。”吴阳是从21年“双减”伊始就在这边上课的，他基础不好，很依赖于这种一对一的辅导模式。“这样的房子他们还有五六套呢，都在这边上，每次上课教室也不固定，老师学生都是流动的。”吴阳妈妈说。

从外观上看，这些楼栋再普通不过，没有任何广告标识；但同时它们又很引人注意，因为每在整点前后，就会有家长在此等候聚集，接送孩子。“你现在去各个小区里看，只要是楼下有几个家长等着的，都是有老师在上课。”贾老师从事了十多年教培行业，对相关情况很了解。

02 不举报，不查

“X学”所在的城市是一座“双减”试点城市。家长的聚集很显眼，但知情者却并不担心。

在贾老师看来，虽然“双减”政策一经公布，该市教育局立马就通知各机构停止上课，但只有有人举报，相关部门才会来查处。

“家长本来就是反对（双减）的，他们有需求，不情愿完全把孩子放掉，总还是想让孩子上课来查漏补缺。”贾老师的说法反映了一部分家长的想法，尤其在这个极其注重基础教育的城市。马阿姨的儿子在县区某重点高中名列前茅，暑假休息的二十多天里也在上课。“不上课不行的，你不学人家在学啊。”

另一个现实的考虑是，基本所有课外教辅机构都是预付款制度，课程半途中止带来的退款压力会非常大，尤其对于那些规模较小的机构而言，可能就会出现卷款跑路事件，进而影响社会稳定。

在贾老师看来，管理部门不得不稳住家长和机构两端，“默许”各机构“消课”——即把已收费用的课时上完，后面不再开课；但家长和老师间的合作往往会以隐蔽的方式继续下去。“家长信任你的话肯定还是会找你来上课的。”

在这个城市里，线下课的确也消失了一段时间，但“双减”并非主要因素。“之前线下有传播疫情的风险，如果出了问题可不是罚款那么简单的”。线下课的停摆主要就是21年暑假到22年寒假这一年半间，“从去年寒假疫情放开开始，线下补课已经不再有传播疫情的风险”，在贾老师看来，尽管还有被举报的风险，但线下教培市场已经算在一定程度上“放开”了。

03 静悄悄的“补课”

从城市外表看，课外教培已经从视野中彻底淡化：以前在马路边的广告、门店通通消失，少数仍保留着门面的机构连招牌都被拆除。但稍微留心观察，便能发现即便是暑假，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各个年龄段的、背着书包的孩子依旧随处可见，他们或坐在电瓶车的后座上，或倚在公交站台边，或一转身就消失在某个小巷的拐角、某栋大楼的小门。

某个已关门歇业的教辅机构（朱陈铮摄）

小豪的弟弟暂时还未加入这些孩子的行列，他今年刚刚考取高中，小豪想给他找个初高衔接班却出乎意料的困难，“以前的机构基本都关门了，难得找的还开着门的，也说没有线下课。”

“我们这边只有线上课。”Y胜教育（后简称Y胜）前台的回复非常干脆。Y胜是为数不多还保留着门面的机构，只是过去门柱上的几个鎏金大字早已被拆除，从门口看根本不知道这是一家教辅机构。走进去大厅里光线昏暗，地上遍布灰尘，前台除了一个工作人员外偌大空间再无一人。但仔细看，大厅里不少广告立牌上的信息还是新的，包括了今年学员的中考成绩、优秀学员奖学金等。

“实际上现在很多机构都放弃了一部分利润，来控制风险。”魏老师双减前就在Y胜任教，对里头的门道很清楚。“现在Y胜线下班课还是十来个人一个班，是另外找地方上课的；学生主要靠家长、同学间的相互介绍，大家相互间认识、了解情况，比较稳定也不大会去举报。”

对于那些没有相熟渠道、自己找过来的学生家长，风险就相对较高。“现在补课毕竟是不合规的嘛，就怕那些基础本就一般、家长还挺计较的学生，万一补习效果不好，来一个举报就麻烦大了。” 这些自己找过来的孩子就会安排线上课，就算有关部门查起来也抓不到人。

某个人去楼空的废弃机构教室（朱陈铮摄）

也有些补课点只是保留着形式上的防备。Z光教育（后简称Z光）过去一直以地方重点中学在职老师的任教为主要竞争力，如今它和过去一样，依旧在某栋公寓的三楼办学。但只有走上楼去，你才能在它门口找到Z光的广告立牌，而上面也只有雅思、托福相关内容，对高中教辅只字不提。

Z光比Y胜更像一个咨询处。除了紧紧贴着墙的前台，Z光只有两个用透明玻璃做围挡的小房间，加起来不过五六十平方；但关键在于前台后面紧锁的那扇深色不锈钢门。

门后面是什么？

虽然前台老师对于高中补课的问询毫不避讳，非常大方地介绍了师资为当地重点中学在职老师、学生主要来自哪些学校、课表课费等信息；但当我提出想去看一看上课环境时，工作人员又表现得极为谨慎，以各种理由推脱。只有等到下课，才能看见学生分成几拨，从里面走出来。

刘璐就是这里的学生，她说现在这边一个班最多不超过二十人。“门里面就一长走廊，两边大概有八九个教室吧；前面的门是唯一出口。““唯一出口”，意味着如果相关部门来查处，这些在职老师将避无可避；但Z光敢于这么做，也从侧面印证了贾老师认为补课市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放开”的话。

某机构暑期补课课表

04 “畸形”市场

“畸形”是温老师和贾老师对该市教培市场的评价。“以前有还有机构约束着大部分老师，现在反正没人管，大家就都乱来了。”

首先就是畸形的价格，课时单价普遍上升，这对一般家庭的影响是最直接的。Z光课时单价从双减前的100上升到了200，而Y胜也从120上升至200，这是明显高于通货膨胀和一般物价涨幅的。在魏老师看来，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双减打击下机构的老师的确变少了，机构师资普遍减少百分之五十以上，师资成本更为珍贵。第二点，出于风险考虑，过去二十人以上的大课彻底消失，班级规模普遍小型化，学费单价上升便也顺理成章。像Z光过去四五十人的大课很多，现在都变成了课程容量不超过二十人的“精品课”。

但即便如此，价格的涨幅还是超过了正常的水准。“以前Y胜15个人的课单价100，现在十个人单价200，算总收入它比之前还是多的；多出来的这部分其实就是对冲风险的收益，因为现在有被举报的可能性。”

换言之，因为“双减”带来的不确定性，部分涨价俨然成了教辅市场的“制度性成本”；而这一切最后都落在了家长的头上。“以前大课很多，你单科上一个学期可能也就一千五左右，哪怕补三四门，一年可能也就一万块左右。现在你起码要翻一番。”家长沈阿姨算了一笔账，虽然这钱对许多中产家庭而言还不至于不能承受，但到底也是一笔不菲支出。

贴满非学科类培训广告的大楼（朱陈铮摄）

温老师那边的确有因为家里无力而离开的孩子，“一对一的价格也在涨，双减前大概三四百吧，现在普遍要五六百；优秀的老师更多。”她所听说的最离谱的价格已经达到了每小时一千二，“市场完全疯掉了，可就算这样，来报名的家长还是多，老师都不太够。”温老师有“X学”各个老师的排课情况，从课表上来看，有一半的老师处于无休状态：早上八点到十二点四个课时，下午两点到六点、七点到九点六个课时，一周七天。

安全问题也容易被忽视。过去申请教育机构办学资质的明确规定就是正常情况下办学地点不允许超过四楼，以便紧急情况下的人员疏散。“但现在他们在小区里上课安全是很难保证的，尤其是一些二十多层的住宅小区，这么多小孩，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贾老师显得有些担心。之前与温老师合作过的一位英语老师，双减两年来她的教学地点就一直在某栋建成约20年的写字楼的29层，远达不到原来的办学安全标准。

05 现实的引力

学科类教培市场难管，本质上还是学生家长旺盛的需求。“需求有没有扩大我不好说，但起码它是没缩小的。”温老师的观点在贾老师看来甚至有些保守，贾老师说，“实际上需求还是在扩大的，双减怎么说呢，其实学生是越来越累、越来越卷的。”

“双减”从设计之初就不仅仅是对课外教培的打击，另一大方面包含着开展课后延时服务的内容；大量小学放学时间延后、初中开始普及晚自习、周六上课。不少学生早早就过上了“796”的生活——朝七晚九，每周还要上六天。

在该市地方媒体相关的报道中，延时服务包括了素质拓展、兴趣课程、竞赛培训等多样化内容。但值得注意的是，报道中的学校多为入学门槛高或是学区房价格昂贵的“重点”学校，更为丰富的师教资源能够支持其更高质量的延时服务。

可实际上不同学校延时服务的质量是参差不齐的，据教育行业内知情人士介绍，大多数学校的延时服务就是写作业。施婷婷所在的某所市郊初中就是这样，她并不喜欢这种模式，“有时候晚自习作业都做完了，就没事干。”下个学期就要升初三的她还是想要一些针对性的提高；所以在仅剩的礼拜天，她还是得去上教辅课程。

施婷婷的同学中有不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他们的家长大多对课后延时服务很满意；因为工作常常要三班倒，闲暇时间有限，学校延时服务省去了他们操心子女的精力。也有不少家长的确认为延时服务可以有效抑制“内卷”。来自东北的曹先生虽然在这座城市定居，但并不理解当地家长对子女教育的普遍焦虑。在他看来，起码对于他的孩子而言，延时服务让他不用再去找晚托和补课老师，家长的负担也变小了。

只是并非所有的家长都这样想。“有目标的家长还是会更有针对性地去找好老师上课，所以现在对优质教培老师的需求是很大的。”贾老师说。

袁老师在二十年前就从体制内转入教培行业，对中国教育现状有着自己的观察。“所谓延时服务，大部分学校是没有能力提供个性化能力补强或其他兴趣课程的” 在袁老师看来，“双减”仍难以改变中国教育和社会选拔、和未来社会资源与地位深度绑定的现状，韩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卷到极致的教育和人才筛选模式，也采取过严禁教培的政策，后来又在家长反对声浪和种种现实前彻底放开。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德国模式，对素质教育的强调贯穿学生培养过程始终，职业教育和学科教育并行的双轨制提高了人才培养的效率。

社会具有惯性，巨轮的转向往往是缓慢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由来已久的观念，“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还没有在社会认知层面被真正践行。一方面是不确定经济形势下的工作就业压力，一方面是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偏见，现实的引力过于沉重了。起码在这个城市，调研发现，大部分家长依旧热衷于比较各区县重点中学的高考成绩，热衷于谈论屡创新高的复读费用和复读人数。

“双减”两年，给这里留下的最明显的改变是，“过去你能很大方地和人家说自己在哪里上课，但现在教培已经注定上不得台面了。”许多与贾老师过去共事过的年轻老师都已经考公考编，脱离了教培行业。但“补课”也的确并没有因为一纸禁令而消失。

“双减”之路能不能在中国真正走通，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检验。

（文中人物及机构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