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在历史深处 唤醒夏的历史记忆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展出的绿松石文物。本报资料图片

夏文化探索是深处研究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进程中至关重要的学术课题，长期以来备受国内外学者关注。唤醒12月2日至4日在郑州举行的记忆2021夏文化论坛，将围绕“夏文化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历史历史地位与作用”这一主题进行线上线下研讨交流。本报记者专访了三位学界专家，深处分别从神话传说、唤醒历史典籍、记忆考古研究等方面对夏文化进行解读。历史

大禹神话流传久

□河南日报记者张体义

中原地区，深处神话传说众多。唤醒神话传说中的记忆夏是什么样子的呢？

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历史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原主席程健君。深处

程健君介绍，唤醒与夏有关的神话传说，最主要的是大禹治水。

大禹治水在中原呈三个神话集群分布：黄河区，以三门峡“禹开三门”传说为中心，兼及授图传说，其中以“大禹导黄河”神话为代表；嵩岳伊洛区，以嵩山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具有代表性的是“启母石”和“禹王锁蛟”神话；桐柏淮源区，以禹王治水怪蛟龙和无支祁的神话为多，有代表性的是“玉井龙渊”神话。

“禹治水之功，莫大于河”。禹治河神话最为集中的地区是三门峡，大禹在这里疏导了黄河，留下了许多治水的遗迹。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兴建以后，传说中禹治水的大部分遗迹都不存在了。这一地区的神话传说有“禹开三门”“大禹导黄河”“米汤沟”“大禹造桥”“马蹄窝”“神脚掌”等。

嵩山一带是夏王朝初期活动的中心，登封更是大禹活动的最重要地区，也是鲧、启、太康等夏代帝王活动的主要地区，因而留下了大量的大禹文化胜迹和神话传说。最著名的有一城、二关、三阙、四山、五石、六庙、七村等。登封民间流传的“启母石”神话，和《淮南子》所记录的基本上一样。

禹凿龙门是大禹治水的一项伟大工程。有学者认为，最早的禹凿龙门神话应产生在洛阳龙门（伊阙）。在洛阳龙门，流传着不少关于大禹以疏导方法治水的传说，如“打开龙门口”等。

在中原的大禹治水神话系列中，大禹在桐柏山导淮河的神话也占有重要位置。桐柏山有不少与大禹治淮神话有关的胜迹，比如石柱山、淮井、锁蛟井等。

灵宝等地还有“金牛开河”，济源王屋山还有“禹导沇水”和“铁鞭打黄河”等传说。

大禹治水的中心在黄河流域，为什么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大禹的传说呢？

程健君分析说，大禹治水的神话最早产生于中原，以后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步扩散到南方及其他地区。我国许多地方，包括大禹并没有到过的一些地区，人们都乐意将当地治水英雄的传说附会在大禹身上，这就是许多地区都流传有大禹治水神话的重要原因。

鼏宅禹迹何处寻

□河南日报记者张体义

大禹治水是神话传说还是历史史实？是近代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历史文献中又是怎么记载夏代、夏人呢？12月2日，记者采访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方燕明。

历史中的夏就是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等与夏代历史有关的材料，对夏代王世、积年、都邑和族属进行梳理，确立必要的历史框架。历史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像《史记》那样的传世文献，一类是像甲骨文那样的出土文献。

甲骨文中目前还没有发现与夏直接有关的记载，因为甲骨文主要用于祭祀、占卜，记载历史不是它的重点。

在青铜器铭文中对夏的历史有所记载，其中最主要的有三件。

一件是春秋“叔夷钟”，“叔夷钟”铭文有“处禹之堵”字样。另一件是现藏国家博物馆的“秦公簋”，铭文中有“鼏宅禹迹”。而保利博物馆收藏的遂公盨（豳公盨）是一件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记录“大禹治水”的实物性器物。

方燕明说，这些铭文可以证明，周代的时候，对大禹和夏的存在是普遍认可的，国别、族属是清晰的。周代人不仅认为夏是存在的，而且普遍认为大禹是英雄，顺着大禹的足迹前行是正统而高尚的。可以说西周时期已经形成了大禹崇拜。

在传世文献中，对夏代的历史、事件记载多但内容简略，主要是夏王（夏后）的世系、夏代积年、都邑和族属。

方燕明介绍，夏代的纪年，历来说法不一。古本《竹书纪年》中有“夏纪”，夏王共历十七君，夏代总积年长达471年。

《史记·夏本纪》认为“有夏一代，从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但并没有交代具体纪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夏代年表认为，夏代的年代是从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14代17王，共470年。

都邑是寻找辨认夏文化的重要依据，通过考察夏代都邑的变迁可以了解夏族的活动空间，从而确定夏文化的分布地域。

方燕明介绍，文献中关于夏代都邑的记载零散而且分歧很多，但是经过历代学者的梳理，大概可以看出夏代都邑变迁的轮廓。

历史记载中的夏代主要大事有大禹治水、禹征三苗、涂山大会诸侯、大禹葬会稽、夏启改禅让为世袭、太康失国、昆弟五人作《五子之歌》、夏桀暴虐亡国等。

方燕明说，从中国古代文献上看，夏是三代之始，有关夏的记载一直是被当作信史的。

田野探方觅夏踪

□河南日报记者张体义

“夏文化是研究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进程中至关重要的学术课题。百年来，中国考古学人始终没有停下对夏文化探索的脚步。”12月2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梁法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梁法伟说，早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之初，著名考古学家李济曾赴山西进行考察，寻找夏代遗存便是考察目的之一。考古学家徐旭生1959年对“夏墟”的调查，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学术目标，是学界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夏文化考古学探索的开始。为了探索夏文化，考古工作者做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复查和发掘工作。

河南的夏文化考古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效，发现和发掘了一批重要的夏文化相关遗址，有力地推动了夏文化研究工作。1977年，在登封召开的“告成遗址发掘现场座谈会”掀起了夏文化研究的高潮。

梁法伟介绍，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多学科联合研究中，夏文化考古探索取得了巨大进步。众多学者依据一系列的考古发现，结合对文献记载的全面梳理，包括参考相关遗址的多学科分析检测数据等，经过较为充分的研讨、争鸣，虽然对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夏文化有不同的认识，但仍然对夏文化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和阶段性的主要成就，已得出夏文化真实存在的科学结论。作为学术界主流观点，许多学者认为龙山时代王湾三期文化晚期、新砦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分别为夏代早、中、晚期的文化遗存。

梁法伟说，以田野调查和发掘为基础，结合古代文献的有关记载进行考古学研究，是解决夏文化问题的可行途径，也是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研究方法。

近年来，夏文化探索与研究再度引起高度重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及河南、山西、安徽、陕西等省的考古研究机构，都围绕夏文化开展了大量的田野调查、考古发掘、综合研究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绩。

谈到今后的工作，梁法伟说，在重点遗址发掘的基础上，要重视更大范围内的田野考古调查和中小型遗址的发掘，搞清区域聚落形态。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多学科合作。在研究中，要注重考古材料的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比如夏文化核心区与周边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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