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碧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靴子落地。12月18日，风声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再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昔日公安部、醉调律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入刑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决定调整醉驾的第一大罪入罪标准，对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风声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作为再强”，不再一概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昔日情节轻微的醉调律，可以不起诉或者定罪免刑；显著轻微、入刑危害不大的第一大罪，可以行政处罚而不做犯罪处理；从而实行了区别对待，风声做到该宽则宽，作为再强当严则严。

自2011年“醉驾入刑”以来，80毫克/100毫升酒精含量就成为一条红线。有人计算，这相当于两瓶啤酒或者三两低度白酒。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数字是，每年法院审结此类案件突破30万。

这一罪名已无悬念地成为第一大罪，排在后面的是传统犯罪——盗窃。

数字是个神奇的东西，人们从30万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反思论者认为，每年将30万人打上犯罪的烙印，无论对于国家、社会还是行为人，都是巨大的损失；坚持论者认为，入刑尚且屡禁不止，依靠以往的行政处罚手段恐怕更加无济于事，因此应该继续高压。

为什么说靴子落地呢？因为每年两会都有代表提案，建议取消醉驾一律入刑，法律界也有争论的声音。因此，《意见》的出台，证明经过十几年的治理，“醉驾一律入刑”这一刑事政策可以适当做出调整。

醉驾为什么入刑？

关于醉驾入刑，有这么几个重要时刻：2011年5月1日，“危险驾驶罪”出现在《刑法修正案（八）》中，醉驾在我国正式入刑。2013年12月18日，两高一部发布了《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醉驾标准予以明确，即“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

在2011年5月之前，我国对于没有发生严重后果的醉驾行为，只有行政处罚，最重为行政拘留。醉驾入刑后，《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应取消了醉酒驾驶的罚款和行政拘留，仅保留了吊销驾驶证等行政处罚。至此，形成了“80以下行政管，80以上刑事管”的刑事政策。

换句话说，醉酒后开车是犯罪，这个认识在十二年前就不存在。这样一个抽象的“危险犯”是如何逐渐被大众接受，并成为刑法第一大罪的呢？实证研究表明，社会生活的普通成员，即使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具有非常精细而且复杂的正义直觉。

一个非自然犯的行为入罪，想要得到大众的支持，就涉及到公众教育对于人们正义直觉的影响。如果社会共同体开始认为，谴责此种行为合乎情理，那么入罪化的过程就意味着成功。

我国的道路安全教育，可谓深入人心：即使在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中都可以听到“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的口号，再背下去可能还有“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证明醉酒型危险驾驶的入罪化过程已经获得成功，在大量铁窗泪的现身说法之后，人们已经能够意识到，要开车最好滴酒不沾。即便你没出事，也是一个行走的定时炸弹，你只要开车就可能给他人带来危险，这就足够判刑了。

当我以一个假设的情形问道：张三酒醉后在一条概率上几乎不会有人出现的道路上开车，而且开出去没多远就停在路边睡着了，这样是否要定罪处罚？大部分人都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这就说明了我国对于醉驾入罪化的成功。

另外，据公安部数据显示，2011年至2021年，全国机动车增加了1.81亿辆，驾驶人增加了2.59亿人，而同期因酒驾、醉驾肇事导致的伤亡事故，相比醉驾入刑前十年反而减少了两万多件。这些数据都说明，醉驾入刑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预期效果，也获得了社会公众的认可。

醉驾为何出罪？

为何实务界、理论界会屡屡讨论调整醉驾入刑的刑事政策呢？大概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犯罪数量巨大，占据了大量司法资源；二是各地执法尺度不一，造成了同案不同判；三是轻罪打击面过宽，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

看司法文件的意思，只要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就应当起诉和判刑，但刑法总则第十三条又说“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那么在司法实践中，是否可以做到即使在这条红线以上也不认为是犯罪呢？

对此，各地法院做出了不同的理解和适用。比如浙江、湖南、辽宁、吉林、河南、江西等地司法机关都出台了一些适用文件，其共同特征是“放宽”了对于80毫克/100毫升的机械适用，事实上提高了入罪门槛。其他一些省市，则继续严格沿用这一标准。这就造成了各地执法尺度不一，造成了司法不公的结果。因此，各地呼唤出台统一标准的声音，一直存在。

现行刑事政策之下，更可怕的是入罪后果。背负犯罪记录，如果行为人是体制内的工作人员，会被开除公职。即使服刑完毕，再就业也会受巨大影响。同时，犯罪记录还会对家人，尤其是子女不利，未来在升学、考公尤其是执法等关键岗位，很可能因政审被不能通过。

前面说到每年30万这个数字，那么，十多年来我国就有300万家庭因为这个罪名而受到影响。要不要把大量的司法资源用到这个罪名上，要不要让整个社会来承担这些代价，应当被反复掂量。

另外，社会公众的正义感，虽然支持这种行为入罪，但多是出于对此类犯罪的恶性想象的立场批判，他们并不了解某些具体细节。比如，非路检原因主动放弃醉驾，靠道路边休息时被查获的；出于急救病人等紧急情况而醉驾的；隔夜醉驾的；实际行驶距离较短，有的仅行驶几百米甚至几十米挪车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罪名的机械适用，其实是对公众正义感的消耗。

回到《意见》，它突出了几个亮点：一是提高结案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二是规范、统一了司法标准，按照“酒精含量+情节”的模式确定入罪，提供了红线之上的“宽严”的适用标准；三是重提民行刑衔接，进行体系化治理。

有点遗憾在于，《意见》不具有溯及力，对于之前情节显著轻微但被入罪的，已经无法纠正。其实，不妨参照已有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做法，根据犯罪情形探索醉驾案件犯罪记录封存，以最大限度地恢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最大限度地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

当然，也有人担忧在新的80、150、180的标准之下，存在着极大的权力寻租空间，不如之前的“80一刀切”。这种意见，为“人人平等”做了最坏的揣度和设计，但与平等同样重要的还有权利。

国家权力后撤，入罪适用变得更加灵活，不管基于什么原因，都会给行为人留下了更大的弹性空间，这一点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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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萧轶

(责任编辑：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