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李文俊。曾说早淘倪伟 摄李文俊以福克纳译者的品迟身份广为人知，他翻译的李文福克纳作品《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俊走》《我弥留之际》《去吧，曾说早淘摩西》《献给爱米丽的品迟一朵玫瑰花》《大森林》等广受读者欢迎，他还翻译过爱丽丝·门罗的李文《逃离》、塞林格的俊走《九故事》、麦卡勒斯的曾说早淘《伤心咖啡馆之歌》、简·奥斯汀的《爱玛》等，并著有《纵浪大化集》《有人喊encore，我便心满意足》等。李文俊1930年生，广东中山人，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他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1994年获中美文学交流奖，曾任《世界文学》主编、中国译协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李文俊率先将《变形记》翻译进国内，成为西方现代文学大规模翻译的标志性事件，影响了一代中国作家。莫言、余华等作家都曾谈及李文俊译作带来的冲击。李文俊晚年翻译了一些轻松的儿童文学，八十几岁之后身体不济而停笔。他深居简出，不问世事，对成就十分谦逊，他觉得后人的翻译一定会超过他，我的作品迟早要淘汰的，年轻人可以踏过我们脚印继续往前走。李文俊喜欢新的写法，这也是他喜欢福克纳的原因。他认为如果文学的写法没有变化，思想艺术不会进步，翻译也要应时而变，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文学趣味，语言和翻译方法总会改变。2021年7月，《中国新闻周刊》曾在李文俊家中做过一次采访，访谈实录摘要如下：记者：你翻译的作品里，最满意的是什么？李文俊：谈不上满意，跟原作一比，没什么光彩的。我翻译的东西，一个是以福克纳为主，他的好几本都翻译出来了，太累了。后来也翻译一些儿童文学，《秘密花园》等等，《爱玛》我也喜欢的，加拿大的门罗也翻译了。记者：翻译《喧哗与骚动》是不是很辛苦？李文俊：《喧哗与骚动》是上班那时候翻译的，都是回家以后、周末的时候翻译，上班的时候做《世界文学》编辑，后来做主编了，更不能做坏榜样。好在我们不是每天去，我每天去半天，下午就回来了，因为很多稿子能在家看，一直有这样的传统。
记者：你喜欢福克纳的什么特质？李文俊：福克纳已经翻译得差不多了，他也不是每本都好，不大喜欢的我就不翻。福克纳讲的都是旧的事情，但他是站在批判过去（的角度），批判农奴、黑奴的社会，他作品里面对优秀的黑人都非常热爱，他自己家里的老佣人当妈妈一样养着。记者：福克纳的东西据说很难翻？李文俊：他的句子很长，伤脑筋，曾经觉得很难，后来知道他的路子，稍微能够理解，多花点时间，改改，达到比较符合原文的程度。最难的是《押沙龙，押沙龙！》，心脏病都犯了，也不能怪他，我自己心脏有毛病。
记者：福克纳的南方语言对你有挑战吗？李文俊：翻译福克纳主要是搜集资料比较困难。他用的语言、南方的风俗，都有一般外人不容易知道的参考书、字典，在美国可以买到，有一年去加拿大，从美国经过，我专门去买了。一个普通的英文字，到黑人那里有别的意思，外国人有专门收集资料。也有外国福克纳专家给我帮助，把困难一点一点解决。都会有困难，不是凭才气可以解决的。记者：你后来关注过别的翻译者的新译本吗？李文俊：现在翻得多了，福克纳已经得到承认了。《喧哗与骚动》有重新翻译的，现在还有新的译本吗？哦，他一定比我翻得好，希望他成功了。我是无所谓，谁能超过我，我求之不得，欢迎。没有一个人能说我的翻译永远能够存在，大多数人还是会喜欢新出版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青年人的趣味，新的文学的感觉，这是一定的。其实总是贴不近的，两种语言、两个时代、两种环境，能够尽量让读者了解当时的外国人是怎么生活，有什么想法，能够感觉出同情或者憎恨，跟着走，那也不错了。鲁迅翻译的《死魂灵》，郭沫若翻译的《浮士德》，都给取代了，使用语言、翻译的方法，总要改变。记者：卡夫卡的《变形记》最早也是你翻译的，那是德语写的，怎么想起翻译那篇？李文俊：《世界文学》复刊第一期发表的《变形记》，我眼光比较厉害吧。那篇偏向于颓废，但后来大家看法改变了。我在中国第一个介绍的，因为从英文材料里看到了，外国人非常重视，我就从英文本翻译过来，我太太（编者注：张佩芬，德语翻译家）从德文给我校订了，没什么大改。1979年发表的，作家看了以后，都很受启发。1982年我们发了《百年孤独》，年底马尔克斯就得诺贝尔奖了。很多都是我们先发表，后来再得到世界承认。记者：你在读者心中地位很高的，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成名了？李文俊：我这个人不大喜欢出风头，安安定定，生活得下去，有点稿费就行。以前还要养老人，现在小孩也不用管了，无所谓了，从来不去看银行里多少钱，够用就得了。自己闲下来就看看报刊，看看过去人家送给我的东西。名气不想太多了，一出名就得符合正确的路线，我现在比较自由，想怎么做怎么做，不宜公开的我就不发表。记者：翻译给你带来的收益大吗？李文俊：福克纳的书订合同一万册以内，千字多少钱，再版如果超过订的数目再订合同，再给一次稿费。《逃离》我是在门罗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翻译的，后来得奖火了，卖得很多，我抗议不服，跟出版社反映过。我不找他们，他们不会找我。背后是一个商业公司，跟出版社合作，他们不是搞文学的，搞商业的，最后给我补了三万块钱。
(责任编辑：热点)
总的来说收益不会太多，我也没地方用，能过生活就行了。记者：大家都把翻译家称为盗火者，感谢你们在那个年代引进外国著作的贡献。李文俊：我没太大的野心，绝对不想做权威，大学里面那些老师都比我们高明。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混口饭吃，做一点喜欢的事情。最近要想比我译得好得多，也不大容易，以后的事情我就不管了。大家承认我曾经是一个优秀的译者就行了，以后总会要超过我的。那无所谓的，本来就是小人物。盗火者，我对自己不会估计这么高，不可能有那么大影响。中国的改变要靠有哲学思想和政治理念的人来做，文学不是走在前面，是走在后面的，不可能写一个东西引导社会，如果有人能做到，一定也有道理，我做不到，没有这样的野心。记者：现在跟老同事、老朋友们来往多吗？李文俊：老朋友死了的不少，傅惟慈、梅绍武、董乐山他们都去世了，（剩下的）我最老了。现在过过太平日子，儿子每月去医院给我领药。朋友送给我的书翻翻，也没有人给送书了，我现在跟社会没什么联系了。我姐姐妹妹都是搞音乐的，我小时候也对音乐很喜欢，一度想学唱歌，有鼻炎就放弃了，买了不少唱片录音带。眼睛看太多书也不行了，没事就听听音乐。我不上网，学过一阵子没学会。我不想知道外面的事情，手机也不用，我赶不上时代了，你来找我，是上当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