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上午10点33分，别把表达香港卫视执行台长杨锦麟连发5条微博，合理自述在杭州萧山机场“打的权利被宰”。此事迅速发酵，诉求引发媒体关注。当成大多数网民一面倒地同情支持杨锦麟，仇官仇富指责“宰客”司机。别把表达但当晚，合理原本是权利“受害者”的杨锦麟突然成为众矢之的。起因是诉求，他接到了杭州市张副市长的当成电话，“他向我今天的仇官仇富遭遇表示道歉，也希望借此机会认真整顿运管问题”。别把表达近日是合理，杨锦麟接受采访时说，权利“事件虽小，但我遭遇的所有声音，如实折射出当下中国社会的仇官心态。”（《中国青年报》11月26日）

　　纵观整个事件，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杨锦麟先生其实都并无可指摘之外。遭遇出租车“宰客”，杨先生不是沉默容忍，而是积极维权，堪称公民表率。在他的推动下，政府部门表示“认真整顿运管问题”，显然也是好事一桩。如此还被质疑，杨先生内心的委屈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即便如此，也并不代表真理就掌握在“受害者”的手中。譬如这句“我遭遇的所有声音，如实折射出当下中国社会的仇官心态”，就大有可商榷之处。

　　杭州萧山机场出租车宰客现象显然不是一天两天了，杨先生决不是第一个受害者。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难题，杨先生发几条微博，就又是电话道歉，又是承诺整顿，如此媚态，折射出的不是办事效率高，而是行政部门存在着严重的选择性执法。其对杨先生的高度重视，恰恰是对普通民众的高度漠视。而众所周知，这种“傍名人”式的选择性执法在现实中还相当普遍。如此，公众质疑几句，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吗？怎么就上升到“仇官”的高度？

　　官员、富人在现实中更容易受到质疑，似乎是营造了一种公众仇官、仇富的假象，但事实上，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一方面，官员、富人掌握着更多的社会和公共资源，理所当然要受到更多的监督，另一方面，这个群体作为公众人物，媒体曝光率也更高些。更要认识到，仇官、仇富与公众合理地表达权利诉求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很容易被混为一谈。社会转型期，权力腐败多发，财富分配不公，各种问题很多，公众有不满情绪和抱怨乃至批评，都在情理之中，不能公众说几句不那么舒服的话，就给其扣上一顶“仇官仇富”的大帽子，我们的官员和富人有那么脆弱吗？

　　仇官仇富不是好现象，但就目前而言，更需要加以警惕的是对仇官、仇富的滥用。仇官、仇富是一个冲突感非常强烈的词语，过度使用不仅会造成误伤，还会加剧社会各阶层间的对立情绪。谁最喜欢说仇官仇富？恰恰是官员和富人，既得利益阶层动不动就对另一个具有相对剥夺感的阶层进行指责，这本身这缺乏正当性，也难以避免地会因为立场的不同而产生傲慢与偏见。任何一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都不可避免，为何只有仇官、仇富，而没有仇民、仇穷呢？原因只在于，官员、富人垄断了这个社会的话语权而已。但愿像杨先生这样介于官员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公共知识分子，尽量去化解而不是渲染和强化这种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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