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老师可能做梦都想不到，自己在六十几岁的国外年龄，还能重新翻红爆火，刷屏攻占年轻一辈的次事心房。
这不，情闹在前不久的余华韩国签售会，余华老师刚出场，国外现场的刷屏欢呼声就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次事
放眼望去，情闹清一色都是余华稚气未脱的年轻人。
在年轻群体里，余华老师火到什么程度呢？
有人激动到地铁坐过了站；有人凌晨三点就出门排队；还有人二话不说，刷屏直接在现场打起了露天地铺……主打一个追星式签售。次事
“互联网顶流”、“摆烂大师”、“反PUA先行者”、“潦草小狗”……
作为中国文坛少有的“e人”，最近两年，余华的身上背负着太多标签。
而余华从“严肃文学代表”走向“网红团宠”的过程也颇具喜剧色彩。
他能收获年轻人喜爱的关键，恰恰在于这些不着边际的标签上。
从前提起余华，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活着》，是遥不可及的“文学家”，是与鲁迅同年代的文豪。
时间久远到让部分网友开始质疑余华是否真的“活着”。
然而事实证明，余华不仅好好地“活着”，还活成了一个6G冲浪选手。
网友说他长得像潦草小狗，他转身就把头发剪了，结果挣扎无效：
“本来以为是发型像，去剪了头。结果学生说，不是发型像，就是长得像。”
“好吧好吧，我接受这样的形象……”
采访时，对方问他为什么给《活着》这本书打9.4分，是不是有什么讲究？
余华：“这得问豆瓣。”
算是把豆瓣彻底玩明白了。
签售会上，读者想要一个“一辈子不上班”的签名，他反手就在扉页上写：
“在家里上班也一样。”
认真贯彻了“把悲伤留给读者，把快乐留给自己”的理念。
不但张口爆梗，而且还一身反骨。
疫情期间，总是隔三差五做核酸的余华，对于笔下人物的姓氏越看越不顺眼，干脆把全家人的姓从“杨（阳）”改成了“殷（阴）”。
在和罗翔的网络对谈中，文化人罗翔一脸迷弟地询问余华，为什么会给书中的女主人公取名“林红”：
“我当时一看到这个人物，就想到了南唐后主李煜的‘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不知道是不是？”
同为文化人的余华不停战术性挠头，像极了上课忘带作业被抽查到的小学生，主打一个“你们开心就好”：
“现在是了。”
外国记者发出灵魂提问：“法国作家和中国作家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严肃认真的话题，到了余华嘴边，却变了味儿：
“最大的区别就是法国作家用法语写作，中国作家用中文写作。”
没有余华冲不了的浪，没有余华接不住的梗。
疲惫的工作日刷一刷余华的段子，烦恼瞬间“一剪没”，难怪年轻人这么爱他。
他是快乐的余华，也是最懂得如何获取快乐的余华。
幽默乐呵的小老头形象，难免让人将余华归类为乐天一派。
但恰恰相反，余华的乐观并非与生俱来。
他对于苦难，有着自己的感悟，对于消解苦难，有着自己的智慧。
1993年，《活着》单行本出版。
余华用“活着”两个字为书命名，因为他太懂得这两个字对于普通人的重量：
“活着不是喊叫，不是进攻，而是忍受。”
《活着》出版后，首印仅3000册。
在这之后，余华并未迅速收获名与利，反而为了养大与《活着》同岁的儿子，不得不开始写剧本养家糊口。
“相对来说，写影视生活费用会挣得更多一点，但写电视剧很难受，是很痛苦的经历。”
在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不停摸索着前行，被反复退过稿，遭受过犀利批评，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那是一段用笔写出来的人生。
也经历过至暗时刻。
《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出版的时候，遭到了文学界的大规模批判。
他们认为，一个先锋派的作家开始“与苦难和解”，这是对“先锋”的背叛，是限于流俗。
呕心沥血的成果，翘首以盼的期待，在顷刻间轰然倒塌，打击可想而知。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文学刊物的主编，公开说我们写的不是文学。”
“我的作品发表和出版的历史，就是一个遭受批评的历史。”
但余华鲜少提及被质疑的煎熬和低谷期的烦闷，相反的，他用幽默化解了这份稍显沉重的叙事：
“可是，只要不让我回去做牙医，什么样的批评我都能接受。”
他似乎总能避重就轻地将艰难的部分消解，用诗意对抗无序涣散的命运，绝不低头。
所以在谈到从事文学写作的初衷时，他能乐呵呵地回答：
“我当年努力写小说，就是为了过上一种不被闹钟吵醒的生活。”
好友史铁生失去双腿后，所有人都避免跟史铁生说“走”和“跑”之类的字眼，生怕刺痛他。
只有余华敢大大咧咧地邀请史铁生：
“铁生，咱们去踢球啊！”
《朗读者》中，有评论家说他的作品语言简洁，他说：
“那是因为我认识的字少。”
惹得坐在他对面的董卿错愕一愣，随即又会心一笑。
固然存在开玩笑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余华对于挫折四两拨千斤的智慧。
将脆弱藏起，以幽默示人。
留下呵呵一乐，任君取之。
2021年，《文城》出版。
在宣传签售的过程中，余华早年关于“写作是为了不拔牙”、“上班故意迟到2小时”等摆烂言论在网络上流传开来，完美击中了当代打工人的现状。
再配合与莫言、史铁生、苏童等文坛大佬的“怨种兄弟故事”，猎奇的目光和流量顷刻聚集，让余华频繁登顶热搜，彻底翻红了一把。
年轻人喜欢余华，不仅因为他是个快乐的“梗王”，更因为他是个摆烂的“懂王”。
他太懂年轻人了。
在遍地996的年代，他大胆开麦，对社会的“努力学”进行批判：
“我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的年代。
可现在时代变了。
如果有人告诉你要努力工作，就会得到很好的回报，那是鸡汤，不是事实。”
余华知道，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经济高速发展、百废待新的一个时期，社会充满活力，到处都是风口，只要肯努力就会有成功的机会。
而现在，那套解题思路已经行不通了。
所以在面对年轻人“不上进只上香”的段子时，他说上香也是一种上进。
签售会上，当有书迷问他如何平衡创作和生活中的情绪时，他说“累了就休息”。
当专家批评“躺平”的态度是不思进取时，他在书展上回应：
“如果退休算一种躺平，那我们可以认为躺平是一种社会制度，是允许的。”
一句“允许”，是对年轻人最大的体谅。
他看得见年轻人的疲惫，理解年轻人的无力和挣扎。
为人师，却不好为人师。
“只要他认为他的经历很值得，那他的人生就是幸福的。”
这是余华，不装腔作势，没有侃侃而谈。
在年轻人无法与平庸的自己和平凡的一生达成和解时，他告诉我们：
弯腰捡起六便士同样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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