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阳市沈河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到今心理咨询师为前来办理结婚证的处之窗口年轻人提供婚前辅导服务。受访者供图

南京市雨花台区婚姻登记处，结婚离婚登记室外调解劝和的旗鼓相当婚姻箴言随处可见。王路宪 摄/视觉中国

在西安市雁塔区婚姻登记处的处之窗口一面墙上，挂着离婚登记流程图。变离赵彬 摄/视觉中国

一年中大约有40天时间，有再夏秋红是结婚在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婚姻登记处度过的。在那里，旗鼓相当她工作的房间被称为“婚姻家庭辅导室”。

夏秋红是沈阳市员工帮助协会的一名签约心理咨询师。这本是一家以实施员工帮助计划（EAP）为主要工作的社会组织。自2021年起，沈阳市妇联、民政局先后以购买服务的形式邀请该协会的心理咨询师入驻市内多个婚姻登记处，主要对前来申请离婚的夫妻进行调解和疏导。

婚姻家庭辅导室和普通办公室看起来没什么区别，但发生在其间的对话，却可能会决定一段婚姻是否就此走向结束。

5个结婚窗口，5个离婚窗口

登记结婚9年后，80后夫妻钱国良和黄芳决定离婚。两人到铁西区婚姻登记处提出离婚申请那天，询问双方意见后，窗口工作人员推荐他们到婚姻家庭辅导室“坐一坐”。

在铁西区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业务的窗口有5个，办理离婚业务的窗口也有5个。从普通办事员到当上登记处主任，今年47岁的王秀梅亲历了20多年间与“离婚”相关的各种变化。

2003年10月前，结婚和离婚需要相关单位出具介绍信，这意味着“家事”变成公开的事，再加上当时婚姻观的影响，相比于来结婚的，婚姻登记处每年受理的离婚申请数量很少。“那会儿都没有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办理这件事。”王秀梅说。

近十几年来，国人对离婚的态度发生了显著转变，这种变化在铁西区婚姻登记处最直观的反映，就是离婚业务办理窗口从无到有，从一个到两个，再到如今与结婚业务办理窗口“旗鼓相当”。

铁西区婚姻登记处的情况是一个典型的缩影。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我国离婚率为1‰，此后这一数字连续17年递增，于2019年达到3.4‰。当年，全国共有415.4万对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

离婚自由是法律明确赋予公民的权利，但判断离婚的标准却是微妙且主观的。沈阳市相关部门邀请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入驻婚姻家庭辅导室，就是希望借助他们的专业力量帮助陷入困境的夫妻再回答一次“是否非离不可”的问题。

夏秋红接待了钱国良和黄芳。从两人的讲述中她得知，他们经人介绍相识，双方外貌、学历、工作、家庭条件都挺相当，交往中也能找到相似的爱好和共同话题。因为“年纪都不小了”，相处半年后两人便结了婚。

从恋人到配偶，问题开始显现。钱国良和黄芳都是独生子女，从小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组成家庭后，做饭、洗碗、打扫卫生等家务事成了这对新人要面对的日常。一开始钱国良还与黄芳分工合作，可等新鲜劲儿过了，他就成了“甩手掌柜”。在他的观念里，结了婚妻子操持家务理所应当。

黄芳也有觉得婚后理所当然的事：丈夫每月工资除了留下少部分用作零花，其余的要交由自己管理，“过日子要花钱，以后有了孩子更要花钱，不攒钱怎么行？”可钱国良有抽烟的习惯，不时和朋友还有聚会，黄芳给的那些钱常常不够用。

失去了消费自由，钱国良心里不痛快；独自承担琐碎的家务活，黄芳也觉得很憋屈。以这两件事为导火索，结婚没多久，两人开始频繁争吵。吵得厉害了，解决办法就是各回自己父母家住一阵。随着矛盾越积越多，“小住”的时间越来越长。今年申请离婚时，这对夫妻累计分居时间已近7年。“无法在婚姻中感受到幸福”成了两人最后的共识。

“这样的关系可调解的余地很小。”夏秋红说，“因为他们的问题早在结婚前就已潜伏存在，而双方又都没有为婚姻做出改变的意愿”。

0.5+0.5=1

铁西区婚姻登记处的大厅里，专门设有一块看板介绍婚姻家庭辅导室。不管是来结婚还是来离婚的，只要愿意都可以前往咨询。

去年9月的一天，夏秋红值班时遇到一对正等待登记结婚的年轻人。听夏秋红主动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后，半是出于好奇半是想了解相关知识，两人跟随她走进了婚姻家庭辅导室。

一张桌子，一台电脑，一个文件柜，三把椅子，这些几乎构成了婚姻家庭辅导室的全部。夏秋红拿出两张《婚姻家庭辅导调研问卷》分别递给男孩和女孩。“您对婚姻的看法是什么”“您认为维系婚姻的主要因素是什么”……问卷上的题目不多，每个问题下方还列出了数个选项，填写起来并不麻烦。

然而在现场，女孩子仔细把问卷看了几遍，毫无预兆地哭了；一旁的男孩子低着头也露出茫然的表情。他们告诉夏秋红，两人恋爱正是甜蜜的时候，预设的婚后生活也全是幸福的画面，问卷上那些问题他们根本就没想过——原来婚姻中还有这么多事情要面对。

夏秋红说，像钱国良和黄芳那样“结婚9年分居7年”的情况不常见，但因为婚前准备不足、婚后矛盾重重而闹到要离婚的夫妻却很常见。80后、90后个性鲜明，如果在婚姻中双方都完全按自己的性格行事，关系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变大。

心理咨询师徐岩曾参与调解过一个案例，为了让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丈夫摆脱“土气”，妻子又是拉着他喝咖啡、看话剧，又是时时提醒他要养成勤换衣服、吃饭不发声等习惯。结果，拥有名牌大学硕士学位、已在单位领导着一个小团队的丈夫感到伤了自尊；改造不见效果，女方也觉得两人的生活很乏味。“来离婚时，两人的态度都很坚决。”徐岩回忆说。

婚姻需要经营。这句话要发挥积极作用，还有个隐藏条件：婚姻需要两个人一起朝着认同的方向经营。徐岩就此打了个比方，“夫妻间并非‘1+1=2’而是‘0.5+0.5=1’”。

今年初的一天，王秀梅接待了一对申请离婚的夫妻。简单交谈后，凭借多年经验，她觉得这段婚姻“没到离的程度”，于是向他们介绍了一旁的婚姻家庭辅导室。

按惯例，夏秋红首先询问了离婚原因。没想到这一问，妻子周丹的情绪就失控了，“他在外面有人了，让他跟别人过吧！”周丹一边说一边哭，丈夫胡建伟忙不迭地给她递纸巾。

夏秋红看在眼里，不动声色地继续问：“第三者是谁，你什么时候发现的，怎么发现的？”可这些问题，周丹一个都答不上来，只反复说“我就是有感觉”。

细聊后夏秋红得知，夫妻俩过去非常恩爱，因为比妻子年长8岁，婚后胡建伟一直都宠着周丹。但最近两年间，周丹觉得丈夫对自己没那么好了，在一起时还常常显得心不在焉。再加上胡建伟自己做生意，平时打交道的人又多又杂，想来想去，周丹就觉得他一定是在外面“有人”了。

夏秋红转而直视胡建伟，“你真做了对不起妻子的事情吗？”这下轮到胡建伟哭了。他哽咽着说，持续3年的新冠疫情严重影响了公司业务，自己常常要为员工下个月的工资发愁，“可丹丹还要天天追问我‘第三者’的事，有时甚至哭闹到半夜”。虽然已要申请离婚，但夏秋红注意到胡建伟依然对周丹用着爱称。

“这几年生意不好做的事你跟妻子说过吗？”她接着询问。

“大致提过，怕她担心就没细说。”

“他生意上的事情，你主动了解过吗？”夏秋红转头又问周丹。

周丹不说话了。习惯了丈夫的照顾，结婚快10年，她甚至都不知道胡建伟的公司具体做的是什么业务。

调解到此，夏秋红知道自己的工作基本结束了，“回去好好聊聊吧，把误会解开”。

两人说了谢谢，肩并肩走出了辅导室。后来夏秋红听说，他们没离。

危机能化解，信任难重建

景斌和赵淑君是一对年过七旬的老年夫妻，多年来家庭生活波澜不惊。2021年末，在国外经商的儿子生意上遇到了不小的问题，情急之中向家里求援。赵淑君又是心疼又是着急，就卖掉家里的一套商铺把钱打给了儿子。由于这事没和景斌商量，得知情况后，他一气之下提出要离婚。

那天，坐班的心理咨询师是李文春。因为也过了退休的年纪，李文春对老年夫妻的情况有切身体会。了解了离婚缘由后他意识到，这是典型的突发事件导致婚姻出现危机的案例。“这种案例中，占理的一方正在气头上，常常将提出离婚作为表达不满的一种方式。”李文春说。

和所有调解工作一样，婚姻调解也讲究对症下药。李文春首先态度鲜明地站在了景斌一边，批评赵淑君不该在这么大的事情上私自做主。老太太自知理亏，反复向丈夫道歉。见状，李文春又转而劝解景斌。事后他表示，自己说的无非就是“少是夫妻老是伴”这种人人都知道的道理，但在辅导室，那些话却是景斌借坡下驴的机会。

“我就是想让她有个教训，以后不能这么办事。”景斌说完这话，在场3个人心知肚明：这婚不会离了。

不过，一时危机化解，并不能保证婚姻恢复如初。李文春说，夫妻间的相互信任是在多年相处中逐步积累的，打破它却只需要一瞬间，此后想要重新建立信任，难度就相当之高了。

今年上半年，铁西区婚姻登记处来了一对60多岁的夫妻。离婚是妻子提出来的，理由是丈夫年轻时犯过“风流病”，当时为了孩子“也就算了”，可几年前一次同学聚会后，他又跟一位女同学来往密切，“这一次说什么也不能再原谅他”。

面对妻子的控诉，丈夫很委屈。他说那次聚会时发现女同学和自己一样喜欢集邮，后来就常在一起分享邮票相关的事，“年轻时的事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我早跟那会儿不一样了。”

王秀梅说，面对这样的夫妻，很难说谁对谁错，只能怪曾经的信任再也回不来。“工作人员、心理咨询师和夫妻俩的女儿轮番劝说，费了好大的劲儿两人才同意回家接着过。”

针对持续攀升的离婚率，有人认为这代表着大众对婚姻认识和要求的提升，也有人觉得这与当代年轻人消解婚姻严肃性不无关系。对此，在婚姻家庭辅导室目睹了数以千计的婚姻故事后，多位心理咨询师表示，任何年龄段的夫妻都有追求自由、美好的权利，但与此同时，责任、坦诚、包容等依然是良好婚姻关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心理咨询师白雪曾遇到一对协议离婚的老年夫妻。两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矛盾，但因为没有孩子，双方都担心如果自己先去世，家里的财产就全归了另一方及其家人，于是要提前解决这个问题。白雪很清楚，像这样的夫妻接受调解只是走个流程，但她心中依然忍不住唏嘘，“这样两个人，是怎么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

想离的，不想离的

2007年，根据工作安排，办理了好几年结婚登记业务的王秀梅开始处理离婚登记事宜。来领结婚证的市民都是一脸喜气，有的还会送给工作人员一包喜糖，可在离婚登记窗口，气氛就完全不一样了。

直到现在，王秀梅还记得自己经手的第一个离婚案例。那是一对中年夫妇，在手续办理的全过程中两人几乎没有互动，当被询问到孩子抚养权、财产分割等问题时，他们也只是口吻生硬地简单作答。“现在想起来，当时我反而是那个最紧张的人，生怕自己说错一句话。”王秀梅表示。

慢慢地，王秀梅习惯了离婚登记窗口前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有的夫妻在婚姻结束前还会相互指责，有的人在大厅里哭闹不止，有的人要让工作人员评理，也有人怒气冲冲地来，在等待叫号时不知发生了什么，两人又手牵手走了。再后来，见过的当事人多了，王秀梅练成了察言观色的本事，不时还能做一些临场调解工作。

有一次，一对年轻夫妻来申请离婚，王秀梅发现男方一直在向她使眼色，她立马明白了对方的意思。询问离婚原因时，一直是妻子在说话，“家务活全是自己干”“丈夫有时和朋友喝酒到半夜才回家”“孩子的事也不管”……王秀梅听着，知道她的不满都来自生活琐事，双方没有根本性的矛盾。

“你爱自己的妻子吗？”她问男方。

“爱，当然爱！”丈夫回答。

“爱她你就让她一个人受累吗？”王秀梅用责备的口吻追问。

“我改，一定改！”男人知道这是给自己认错的机会，赶紧表态。

“如果他能改，你还坚持离婚吗？你们有孩子了，要是没了父爱，孩子成长也受影响啊。”王秀梅又对妻子说。

女人哭了，转身往外走。丈夫赶紧去追，走了几步又想起什么，回头对王秀梅抱拳以示感谢。

还有一次，夫妻俩离婚把9岁的儿子也带上了。办手续时，妈妈问孩子：“以后你跟谁？”小男孩不回答，只呜呜地哭。

“像这样的，一看就是至少有一方不是真想离婚。”王秀梅说，大多数情况下，铁了心要结束婚姻的，要么非常冷静，提前已就相关事宜达成一致；要么如仇人般恶语相向，恨不能办完手续后这辈子再不相见。除此以外，但凡夫妻中一方表现出犹豫的，都多少有回旋的余地。“老话说得好，‘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嘛。”

不过，这样的规律也不是每一回都起作用。白雪接待过一对老年夫妻，妻子形容自己多年来就是“家中免费的工人”，丈夫不仅觉得理所当然，还常常在各种小事上乱发脾气。想明白不能再过这种日子，无论男方如何不情愿，妻子也坚决地离了婚。白雪说，随着观念的改变，一些多年生活在低质量婚姻中的中老年人因为不愿再凑合，离婚时态度反而比年轻人还果断。

看见那份没消失的感情

这天，轮到王秀梅办理离婚登记业务。窗口走来一对夫妻，她仔细看了看外貌，又对了对名字，乐了，“你们结婚时，是我办理的手续”。听她这么一说，妻子朱思齐也不自然地笑了笑，其实早在叫号时，她就认出了王秀梅。

从给自己办结婚证的工作人员手中领取离婚证，如今在各地婚姻登记处不算稀罕事。王秀梅说，一些年轻人“闪婚闪离”，婚姻维持时间甚至以星期为单位计算，“有的夫妻一个月内就能来两回”。

朱思齐和丈夫并非这样的案例。两人结婚近8年，登记时因为双方名字颇有特色，再加上显得格外般配，王秀梅便留下了印象。办离婚手续时，两人彼此间很客气，离婚原因也只说是性格不合。可到了最后一步签字确认时，朱思齐拿起笔又停住，抬头问王秀梅，“我要是签了，是不是就算离婚了？”

那时候，“离婚冷静期”已经存在。听了王秀梅的介绍，朱思齐想了想，把笔放下了。一旁的丈夫也没催，两人那天没办完手续就走了。后来，他们又来了两次，每次到签字时都会“卡壳”，最终两人也没离婚。“这种显然就是感情还在。”王秀梅说。

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其中对离婚设置了30天的“冷静期”。在此期间，夫妻中任何一方都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关于这一新规，各方的观点和态度各不相同，但不可否认，对于冲动或草率离婚的夫妻，“离婚冷静期”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2021年我国共有283.9万对夫妻协议离婚，相比于2019年降幅超过三成，离婚率则降至2‰。2022年，相同的离婚率也得以保持。

有意思的是，就在几天前，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另一组数据，2022年我国初婚人数为1051.76万人，这是多年来该数据首次低于1100万人。

在生活方式、人生态度越来越多元化的当下，中国人的婚姻故事正逐渐展现出不同过往的点滴和细节。

不久前，周丹给夏秋红打了个电话，说经过上次离婚风波，自己开始学着关心和理解丈夫，胡建伟也会主动与她分享生意中的进展或难处，“我们和好了，谢谢！”

夏秋红笑着放下电话。她觉得，与诸多度过危机的婚姻一样，周丹和胡建伟并不是靠自己劝和的，“我只是让他们发现，经历了时间和生活的磨砺后，最初的那份感情并没有如想象的那样消失不见”。

（为尊重个人隐私，文中人物除相关工作人员外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