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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社会不平等已经固化，当代即便有所改善也十分艰难。资本主义 |
中评社╱题：当代资本主义演进下的演进
美国社会不平等 作者：虞卫东（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资本主义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不平产业结构的当代调整，资本主义周期性问题和金融业的资本主义膨胀等。这些变化彻底改变了原有的演进财富积累和财富分配模式，导致了贫富差距加剧。美国美国的不平赢家通吃政策，政府鼓励企业做强做大，当代促成垄断，资本主义有利于集中发展国力。演进但同时，美国全球化、不平产业转移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外移等，却影响中小阶层人群的收入。人工智慧的应用，在不久的将来，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影响会加剧，底层人群的收入依然无法提高。 一、美国社会不平等的概况 1.以单项标准来计算的话，美国收入不平等达到了1928年以来最严重的程度。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研究，1982年，收入最高1%的家庭掌握了10.8%的税前收入，而底层90%的家庭占全部税前收入的64.7%。而三十年后，2012年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掌握了22.5%的税前收入，而底层90%的家庭所占份额下滑至49.6%。 2.相比大多数的发达国家，美国社会更加不平等。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资料，美国收入不平等情况位列经合组织31个国家中的第10名。这项排名是基于“市场收入”，也就是计算通过税收政策和收入转移计画进行再分配之前的收入。而如果将税收和转移支付计入统计的话，美国的不平等情况则上升到第2位，仅次于智利。 3.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存在。白人和黑人家庭平均收入差距由1967年的19000美元上涨到2011年的27000美元（2012年的美元币值计算）。2011年，黑人家庭平均收入为白人家庭的59%，较1967年55%的水准略有上升。2007年，这一指标为63%。 4.美国人相对不关心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的调查，在收入分配级别中，位列前五分之一的美国人的收入是倒数五分之一的16.7倍。但是，只有不到一半（47%）的美国人认为贫富差距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发达国家中，只有澳大利亚人对贫富差距的关心程度更低。但是位列前五分之一的澳大利亚人的收入仅是倒数五分之一的2.7倍。 5.财富不平等甚至要大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纽约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沃尔夫（Edward Wolff）发现，美国前五分之一家庭拥有59.1%的收入，而最富有的前五分之一家庭却掌握了总财富的88.9%。 6.金融危机加重了这些不平等。其表现形式是更高的失业率、失去的家园和停滞不前的工资。虽然富人们在股市损失更为惨重，但他们却恢复得又好又快。事实上，自经济衰退以来所谓的“复苏”的收益绝大部分都进入了最富有的美国人的口袋。与2009年相比，2010年美国所创造的额外收入中的93％都为最上层的l％美国人所得。穷人和中产阶级的财富大部分都集中在住房上。随着平均房价从2006年第2季度到2011年年底下降了1／3以上，那此肩负大笔抵押贷款的大批美国人眼看着自己的财富基本上消失殆尽。在社会顶层，企业CEO们能够非常成功地维持他们的高工资；除了在2008年略有下降，至2010年，CE0的年薪与普通工人的年薪比率又回到了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比率——243：1。 2011年以来，一些无派别倾向的组织机构相继发布一批最新统计资料，与保守派的统计结果针锋相对。如2011年10月，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资料表明：“1979～2007年间，1%最高收入者的平均税后家庭实际收入攀升了275%，而中间3/5的人口只增长了不到40%”；“顶层20%人口的税后实际收入增长了10个百分点，其中绝大部分又流向了1%的最高收入人群，其他各部分人群所占收入份额则下降了2～3个百分点”。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资料也显示，在2010年的家庭总收入中，20%最富有的家庭占50.2%，20%最贫困的家庭只占3.3%。而1980年，即所谓“里根革命”开始之初，二者所占份额分别是44.1%和4.2%。也就是说，在这30年问，最贫困家庭的收入减少了21.4%，最富裕的家庭收入增加了13.8%。而其他各20%的家庭所占收入份额，都有不同程度减少。美国人口普查局还对顶层5%家庭进行统计，其所占收入份额，从1980年的16.5%增加到2010年的21.3%，即增长率达到29.1%。到2010年时，顶层5%家庭所占收入份额要大于底层50%的家庭总和。 二、对美国社会不平等的认识 自由派和保守派学者都承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各阶级，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与极少数上层阶级，在收入和社会财富占有上的差距扩大了。但是，二者间到底存在多大程度的差距，不同立场的学者看法不一。 自由派学者强调，战后长期以来生产率增长与工资增长之间的正比关系，已经被打破了。在过去30年间，生产率大大上升，美国社会从中受益的人群只有1%。2000年以来，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伊曼纽尔·赛斯等关于顶层收入者的相关研究，为自由派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他们通过对美国国税局历年发布的统计数据分析中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美国顶层家庭收入所占份额急剧扩大。到2007年，顶层1%家庭占有的收入份额约达到24%，为1928年即大萧条开始前一年以来的最高水准。而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这一数字从未超过10%，一直徘徊在7.7%-9.8%之间。 保守派学者认为，不平等反映的主要是人们在努力程度和天生才能等方面的差异，因此收入不平等是件好事。它能够促使人们努力地改变现状，而如果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收入、地位、声望和报酬，多数人将很难产生奋发向上的动力。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米切尔·坦纳这样比喻说，经济决非一块具有固定尺寸的蛋糕，不是一个人分的蛋糕越大，其他人得到的就越少。这块蛋糕的尺寸是无限的。但为了让蛋糕变大，需要让人们成为有雄心、有技能的风险承担者，需要人们为更大的分享而努力奋斗。这意味着他们必然因其努力、技能、雄心以及承担的风险，而得到回报，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大的不平等。他引用哈耶克的话总结道：“我们期望实现的经济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不平等的结果。”我们寻求的是一种更少贫困的繁荣和不断增长的经济，其中每个人都能因其才华和本能而实现自身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谁还需要平等呢？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丹尼尔·黑尔也表达了同样观点。他指出，如果不平等的发生是受更专业化的经济驱动，人们因为自己的生产而赚了大钱，并且能够像“苹果”的史蒂夫·约伯斯之类的企业家一样，为人们创造有价值的产品和就业，那么不平等就是一件好事，人们应为此欢欣鼓舞。显然，在保守派那里，“机会平等”远比结果“平等重要”。 自由派学者反对以个人能力和努力来界定不平等，认为天生的不平等制约了机会平等的实现。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对美国是一个无阶级社会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他认为，美国社会的突出特点，表现为出身至关重要，来自社会底层的人几乎没有机会爬到社会中层，更不用说社会顶层。以来自社会底层的孩子为例，他们即便与那些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相比，具有相同或者更高的天资，并且通过努力上了好的大学，但由于缺乏资金支持，因而更加容易辍学。2012年1月，在政府智囊机构“美国进步中心”发表的演讲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阿兰·克鲁格，在分析美国的阶级不平等状况后认为，美国社会的高度不平等使代际流动水准较低，从而形成了一个“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即社会越不平等，个人的经济地位就越将由其父母的地位决定。他预测，到2035年，美国的代际流动甚至会比现在还少，那时个人出生时的阶级地位，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未来的经济前景。 与保守派相比，自由派学者更加关注和重视分配，强调如果把经济比作一块大蛋糕，富人分享得越多，其他人分享得就越少。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于政策的钟摆越来越偏向富人一边，富人获得的蛋糕越来越大，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中产阶级”不断萎缩，作为当代美国政治标签的“美国梦”已经破灭。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人们以为问题是债务过多，但真正的问题其实是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被广泛分享。美国目前的中位收入水平甚至低于25年前的水平。皮凯蒂指出，美国的最低工资标准比上世纪60年代末期还要低。美国当前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7.25美元，而按今天的美元购买力计，60年代末的水平则达到10美元/小时。斯蒂格利茨认为谈论工资问题时不能仅仅谈论最低工资，还需要谈论CEO的报酬水平。在美国，CEO的报酬由普通员工工资的30倍上涨到300倍，在斯蒂格利茨看来这是毫无理由的，因为你不能说在这个时期内，CEO的生产力水平增长比社会水平快了10倍。克鲁格曼则在美国社会中观察到一种你死我活的竞争，这正是社会不平等加剧的绝好体现。美国贫困现象难以消除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地理本质。空间发展不平衡和它的流动性这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因为不平衡现象是会迁移的），促成了美国贫困现象的持久性。贫困是可移动的。贫困的状态不仅仅反映你现在所处的环境，也能反映你过去和将来所处的环境，所以贫困本质上是具备地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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