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国企工人身份有多么多样、变动和争议?

[娱乐] 时间:2024-03-28 18:16:06 来源:蓝影头条 作者:娱乐 点击:56次

  核心提示:当年的北京变动国企工人们的生活虽然谈不上是工人贵族,但是国企工人相对现在的生计不稳定,他们却非常怀念当年那种比较平等、身份稳定的有多议社会生活……

  本文摘自《开放时代》2008年第5期 作者:郭伟和 原标题:《身份政治:回归社区后的北京市下岗失业职工的生计策略》

  是企业的主人?还是工人贵族?

  上边我指出,国企工人曾经是多样中国社会等级结构中的工人贵族,享受着全面而优越的和争工资福利和社会政治地位。然而,北京变动关于社会主义国企工人当年工厂生活的国企工人认识是充满争议的。右派人士认为,身份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有多议人浮于事、多样管理混乱(陆风,和争2000);左派的北京变动看法却认为,国有企业工人的国企工人劳动效率高于资本主义类似企业工人的劳动效率,国有企业的身份经营效率问题是因为官僚专制主义体制(Burawoy Lukxce,1992)。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我们无法再去通过实地经验研究,来进行中国当年国有企业的工厂民族志书写,而只能根据人们的回忆进行历史的表达。虽然,回忆总是带着当今时代的情景比较,并没有客观真实的历史再现,然而我们还是可以从他们的表述里,细致梳理出当年工厂生活的影子和他们的感受。

  对于当年国有企业的崇高的政治地位和工人们的自豪感,现在他们回忆起来依然内心满足。一位当年在北京市针织总厂上班的下岗工人回忆说:“当时分到这个工作挺高兴的,国营大企业,北京市针织总厂还是挺有名望的,也是毛主席抓的‘三厂六校”么,国家领导人三天两头去。当时咱们这个朱老总,朱德带着他的夫人康克清个就两个人带着司机开着车,三个人来到我们总厂。当时我参加工作属于保卫科,干了一段厂内保卫。朱老总啊,那么大的官,就两个人下到工厂,咱不说什么,就说那个时候伟人啊,这个、这个,很平易近人。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工厂,中央领导人,外国元首经常去。”

  而一位从北京五星啤酒厂下岗失业的工人也回忆说:“像我们这个岁月的人,50多岁的人,都特别怀念毛泽东。为什么?毛泽东在的时候,虽然不管你吃的好坏,你温饱不用发愁。所以,那个时候特怀念。因为我们刚上班的时候挣钱少,几十块钱,也没奖金。哎,都活得挺充实、挺充实,也没什么歪门邪道、什么偷东西啊,这个那个的。”

  当然,工人的自豪感是和其所在工厂的级别、行业相关的,像大型国营工业企业里的工人当然是内心感觉自豪和满足的,而商业企业和集体企业里的工人自豪感就不如上述国营工业企业里的工人那么强。比如原来在北京市第一商业局下属的北京信托物资公司上班的下岗失业工人就说:“1957年国家正式招工,我从农村插队回来,进入国营企业,正式职工,一直干到2000年,整个工作了20多年。工作环境虽说不是特别好吧,那个时候我干劲十足的。你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比较正规,8点钟上班,下午5点下班。”

  而一位在北京市铁路南站一家铁路公安局下属的集体旅馆工作过的下岗工则告诉我:“从1981年到2002年,干了20年了,等于他们就把我们给轰回去了。我觉得反正(我们公司)是个企业,和其他企业也没什么差别,反正也有什么医疗,也一年年涨鬼子。有一段效益挺好的,因为是铁路自己办的么,人家也相信我们,而且那一片刚开始的时候就一个或者两个旅馆,你不用招呼客人,人家旅客自己就到了。”

  对于当年工厂内的职工之间的关系,几乎所有的职工都怀念那种充满人情味的互相尊重和关怀的关系。这不是说工厂里不存在华尔德描述的中国工厂里的派系竞争和庇护关系(华尔德,1996),而是说现在的下岗失业工人对当年工厂生活的回忆,已经不像华尔德做研究访谈时那样,强调国营工厂里的政治竞争和压抑,而是对比了国企改革带来的生计破坏之后,开始怀念当年那种带有传统意味的工厂人情关系。

  北京五星啤酒厂下岗失业的那位工人告诉我:“一进来的时候跟你选师傅、给你分。这个师傅姓张,跟着学。那个时候师傅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师傅告诉你,没有保留的。告诉你,怎么干,明天不会干,再告诉你。后天再不会干,你还别问,稍微一什么,上来就是‘当’的一脚,‘干吗了你,给你说两遍了,还记不住啊”’真能学到东西。那真是觉得师徒关系跟父子关系一样。到现在跟我师傅关系都很好,婚丧嫁娶那咱就是自己家,真的跟我师傅关系相当好。”

  他还告诉我,当年他们工厂里人际关系很复杂,到处都是亲戚套亲戚,各种关系互相影响制约。我问他:“你觉得当时厂子里涉及到提升、涨工资、分配福利,这些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事,当时厂子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和原则?”

  他说:“这标准就是沾亲带故的、七大姑八大姨的、跟厂长有点亲戚的,全当官,甭管是八杆子打不着的都当官。你跟他没亲戚的,你当不了。像咱这,你要是不小心的话,不留心眼的话,你真的很难在里面生存。”

  但是他也认为,靠自己的努力,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即使没有庇护关系,也能获得提升和生存:“像我这为什么能够在里面生存这么久,咱就掌握一点,少说话、多干事,多为老百姓干事。我刚进厂,跟师傅当学徒,后来当班长。那时候技术不错,说白了,干活啦、作风啦、不怕脏、不怕累,当班长。班长完了、团委、团支部书记,段长、工段长。然后给我提上去了,到动力科,开始是科员,后来是副科长。”

  除了当年工厂中复杂的人际关系影响工厂的升迁和工资,但是他指出那个时候的生活稳定和保障的重要。他跟我回忆那时候的生活说“那时候我挣60多块钱,我拿回家去,我能养俩孩子、一个老人、4口人生活。现在你给我两千块钱,我连一个孩子也养不起。以前六个像咱们这样的小伙子啊,出门上西单胡兵楼,那时候北京最高级的饭店了,现在不行了,那时候相当不错了。六个小伙子,拿多少钱去?5块钱。到那里哪个菜好要哪个,找你们最好的菜上,然后最好的酒上。吃完了、喝完了,5块钱还用不了。兜里装5块钱,我就敢请你们5个吃饭去。现在谁敢去?”

  当年国营企业的管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确实比较混乱,但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的初期,因为主要是放权让利,实行承包制,职工回忆起来,感觉和现在比起来感到有更多的制度保障和机会参与工厂的民主管理。

  一位从北京远东仪表厂退休的大姐就说:“这个(企业体制改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跟领导个人素质、领导作风有关系。那天我去看我们的老书记,董事长,实行的是一种家长制作风,顺我着昌、逆我者亡。但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改制了。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原来厂子里有职工代表大会,这是一个制度。八几年的时候,它还能发挥作用,替职工说话什么的。但是后来就不行了,就成一个摆设了,变成了一个御用工具了。

  另外就是工会,它本来应该是工人利益的最高代表组织了吧?但是我觉得,工会已经大不如从前了。你别说和战争年代的工会组织发挥的作用比,就是和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工会比,现在的工会发挥的作用也大不如从前了。以前的工会,都能被当作娘家,有什么委屈啊、苦难啊,都可以找工会去宣泄,去投诉。工会替你反映,现在的工会呢?我觉得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就是经济专制啊,权力集中啊、领导素质啊,感染了领导作风,使他们脱离群众;另一个因素,就是单位主要领导不重视工会。”

  当我问到工厂领导和工人关系,是否能够影响工人的主人翁意识的时候,这位大姐告诉我:“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我们厂九十年代的时候已经实行了董事长、总经理制度了,权力绝对集中了。我曾经给厂子里提过一个合理化建议,要提高我们工厂的知名度,才能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我说应该宣传我们公司的形象,在我们的班车、一些大型货车上等打上一些宣传口号或者介绍信息什么的东西,让大家都知道我们远东仪表公司主要经营什么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反思这个事,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直,有啥说啥,在后来的一个座谈会上,我就说,‘啊当时写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想的。我觉得是为了厂子出谋划策,为了厂子的利益去写的。后来我就想抽我自己大嘴巴。

  我干吗写呢?厂子的好坏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挣钱挣老板自己腰包里了,给你个人解决什么问题了呢?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八十年代的时候每年还给职工涨工资什么的,虽然工资级别比较低,但是你还能感觉到厂兴我兴、厂败我耻。现在感觉企业效益好坏跟工人没什么关系。原来八十年代的时候,工人涨工资都是车间公开讨论的,都给你公示,让你参与,让你提意见。但是后来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因为这个时候公司已经是董事长的家天下了,他们自己说了算,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说用谁就用谁。中层干部也都要仰他们的鼻息生活,你要想当个中层干部必须跟他们趋炎附势,连党委委员也都要看他们的脸色。不要说工会了,党委也变味了。原来党委都是从基层选拔出优秀的党员组成的,现在都是跟他意见一致的就用你董事长是老子天下第一、唯我独尊。”

  这位大姐的话提示,当安德鲁·华尔德(Andrew G. Walder)正在写他的《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1986)的时候,其实正是中国工厂里发生由七十年代的车间领导和工人的依附关系转向九十年代工厂权力向厂部领导高度集中的过渡期。这个时候正如这位大姐所言,随着工厂的承包制和放权让利,工厂里一度比较民主和公开,工人们能够通过工会、职工代表大会参与工厂的管理和决策,而且也能较大比例地参与工厂的经济利益分享。但是随着九十年代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行,管理权限高度集中到厂部高层领导,厂内基层民主管理日益空洞、而利益也日益集中到了高层管理人员。工人们在工厂里的主人翁意识严重挫败,更不要说工人贵族的特权地位。

  从上述描述来看,当年的国企工人们的生活虽然谈不上是工人贵族,但是相对现在的生计不稳定,他们却非常怀念当年那种比较平等、稳定的社会生活;而工厂的人际关系虽然掺杂着华尔德所说的传统主义的派系竞争,然而确确实实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过一段工人民主参与与管理和决策的美好时期,虽然谈不上是企业的主人,但至少相对于现在的工厂管理专制,已经让工人们觉得愿意关心企业经营。无论北京国企工人的身份有多么地多样、变动和争议,经过几十年的工厂生活,国企工人的群体认同已经牢牢地建立,他们在工厂生活中也会有他们的利益竞争和政治冲突,但是那毕竟给了他们一个相对稳定、规范的工厂生活,塑造了他们的心理归属和心理动力,给了他们一个群体身份。问题是这种企业工人的身份感已经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国企改革和市场转型所需要的原子化的市场主体身份格格不入。下一节我将分析围绕着他们的身份再造而出现的分类斗争。(开放时代 郭伟和)

(责任编辑: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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