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战略武器，你可能会想到什么？

发射架上携带的惊心核生化武器？射程非常远的导弹？还是可以一次性向敌方领土倾泻大量爆炸物的现代化战机？

实际上，对身处战场的战场阵士兵及平民而言，那些随时可能出现的地雷多地雷，也是步步一种廉价却致命的战略武器。

草原上的地雷多地雷。摄影/Yuriy Kulik，步步来源/图虫创意

来自地下的惊心威胁

在中国的传统演义小说中，地雷在三国时代便已出现，战场阵诸葛亮凭借这种跨时代的地雷多武器，一举消灭了号称刀剑不入的步步南蛮“藤甲兵”。事实上，惊心原始地雷出现的战场阵时间不会早于各种炸药和引信被相继发明出来的12世纪末13世纪初。他们之所以被各类演义小说广泛采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明代中叶各种“地雷”武器的大行其道。

据《渊鉴类涵》记载，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兵部侍郎曾铣在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时研制了一种掷石地雷，“穴地丈许，柜药于中，以石满覆，更覆以沙，令与地平。伏火于下，可以经月。系其发机于地面，过者蹴机，由火坠药发，石飞坠杀人”。

据记载，当时还制造了一种延期地雷，“慢炮法，炮圆如斗，中藏机巧，火线至一二时才发。外以五彩饰之，敌拾得者。骇为异物，聚观传玩者墙拥，须臾药发，死伤甚众”。各种地雷纷纷问世，雷壳材料有铁质、石质和陶质，引爆方式有踏发、绊发、拉发、点发和定时引发等多种，主要雷种有炸雷、伏地冲天雷和无敌地雷炮等。

随着各种地雷武器的涌现，明军已经有了布设“地雷阵”的战术理念。万历二十六年（1598），王鸣鹤在其《登坛必究》一书中写道：“择寇必由之路，掘地作坑，连连数十，埋地雷于坑中。内用小竹筒通药线，土掩如旧。机关藏火，贼不知而踏动，则地雷从下震起，火焰冲天，铁块如飞蝗，着人即死。”

西方世界最早使用地雷的资料，出现在1853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在战争期间的塞瓦斯波托尔要塞攻防战中，依靠着大量埋好的各种爆炸物，沙俄军队在兵力和装备均属劣势的情况下仍坚守11个月。值得一提的是，在被沙俄雇佣的外国专家中，有一位叫英马努埃尔·诺贝尔的瑞典人，而他的儿子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便是后世诺贝尔奖的创始人。

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四名拿着刺刀步枪的祖瓦士兵。来源/罗杰·芬顿摄影集(摄影集PH-00023)

或许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尝到了甜头，战后，沙俄加大对地雷的研发力度，最终开发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制式防步兵地雷。在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沙俄军队凭借这一武器，一次次瓦解了日本陆军的白刃冲锋。

地雷在日俄战争中的突出表现，引来了西方其他列强的关注。当然，在各国争相研发地雷武器的同时，各种扫雷手段也逐渐成型。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地面战斗的主要形式变成了地雷、战壕、铁丝网、机枪巢等防御设施共同组成的立体防御体系，与配备专业工兵的突击分队之间的较量。英国人试图通过坦克来打破这一僵局，但德国方面迅速研发出了反坦克地雷。不过，当时的反坦克地雷仅能炸断坦克履带，对“钢铁巨兽”的本体很难造成伤害。

野蛮生长的爆炸物

20世纪30年代初，纳粹德国的军工系统开发出了腾空爆炸以加大地雷杀伤半径的第一种防步兵跳雷——“弹跳贝蒂”。自1935年正式投产，至纳粹德国灭亡，纳粹德国总共生产了超过193万颗“弹跳贝蒂”。由于这些地雷通常会令目标的四肢和生殖器残废却并不致命，这给盟军部队士兵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因此也被认为是“盟军部队在战争中最害怕遇到的东西”。

如果说纳粹德国研发“弹跳贝蒂”是为了从精神上摧垮对手，那么二战中的苏联则将地雷视为一种防御国土的“战略武器”。据统计，二战期间，苏联总计生产了包括36种反履带地雷、1种反侧甲地雷和各型防步兵地雷及毒气地雷在内的共61种制式地雷。苏军使用各型地雷总数约2.22亿枚，居世界首位。

在“库尔斯克战役”中，苏联红军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构筑了8个防御地带，且布设了约100万枚各型地雷，防御正面布雷密度高达1600枚防坦克地雷/公里和1200枚防步兵地雷/公里。其中，仅苏联红军第13集团军的防御正面便埋下了50755枚防坦克地雷和28805枚防步兵地雷，以及特制的919枚应用地雷。

1943年7月5日至9日的纵深防御战中，仅苏军的工兵第1近卫旅就炸毁和破坏了德军坦克与自行火炮共计140辆，粉碎了德军的坦克冲击。德军第19坦克师则在进攻苏军步兵第81近卫师防御地带的战斗中，损失了100多辆坦克和1000多名官兵，其中包括7辆最新型的“虎”式坦克。

在中国战场，地雷战是八路军和民兵经常运用的战术。敌后抗战中，根据地最初所用的地雷多为兵工厂专门制造，配发给主力部队，虽然威力大，但数量偏少，一般用于重要战斗。1941年以后，八路军开始大力推广地雷战，普及各种简易地雷的制造和使用方法，使地雷战的“门槛”迅速降低，八路军还特意下发《地雷制造使用法》《各种地雷触发装置法》等小册子，指导军民开展地雷战。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使用的地雷。摄影/凯奇KACH，来源/图虫创意

1941年夏秋季，华北各根据地发起轰轰烈烈的地雷战运动，一时间“村村会造雷、户户有地雷”，涌现出一大批“爆炸英雄”。此后，地雷在敌后战场的使用频率和密度大大提升，尤其对民兵而言，地雷的威力远大于手中的那些老式武器，成为打击侵略者的利器。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埋地雷的民兵。来源/电影《地雷战》截图

地雷战给日伪军造成巨大的伤亡和心理震撼，日军的机动和火力优势被大幅剥夺，战斗力急剧下降，连最基本的通信联络也受到限制。据档案记载，华北民兵在战争后期干脆发起“电线杆战”，他们割掉敌人电话线后，特意埋设地雷“钓鱼”，专炸修复电话的日伪军，结果敌人往往电话线没搞定，人先被炸得非死即伤。

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地下埋设的四亿枚地雷也令各国政府颇为头疼。很多国家堪比一个大雷区，比如波兰，战争结束时据说其80%的国土需要扫雷。要想把这些地雷清干净太费时费力，各大战胜国就打起了德国战俘的主意，比如丹麦，战争结束后找了在当地投降的2600名德军战俘，让他们开着经过改装的坦克和各种车辆进行扫雷工作。几个月时间，这些德军战俘清理出了150万颗地雷，但自身也是死伤惨重，149人死亡，339人终身伤残。

地雷，战后之大患

冷战时期，由于核武器的存在，美苏两大阵营不敢贸然发起“末日决战”。在各种局部冲突中，被滥用的地雷再度造成了大量伤亡，越南战争中，交战双方在游击与反游击的较量中大量使用新型地雷，如美军大规模使用的“龙牙地雷”，外形袖珍，重量只有20克左右，一旦触发却能轻松炸掉人的脚趾甚至脚掌，导致终身残疾。越南游击队则研制了一种子弹雷。在一枚12.7毫米子弹的药筒里装满火药和废金属，用蜡密封。这种陷阱通常放在一根竹筒中，用钉子安装在底部充当击针。这类陷阱通常放置在草丛中，当美军士兵踩上后，其中的废金属便炸进对方的脚掌。

越南战争中，地雷给美军造成了巨大伤亡，1965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多达70%的伤亡是由地雷造成的。但战后遗留的3000多万枚地雷却成为悬在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人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直至20世纪80年代，越南和柬埔寨两国每年都会有数千人因越南战争遗留的地雷而死伤。

1966年6月，在越南南部的福图省，美国士兵正在进行搜索和摧毁巡逻。来源/美国陆军照片

非洲也算是地雷的重灾区。目前非洲至少有19个国家境内埋设3700万颗地雷。地雷总数超过100万颗的国家包括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乍得、索马里、苏丹、埃及等。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中有10个国家每年都有地雷伤亡的报告，而地雷问题最严重的则是安哥拉和莫桑比克。

安哥拉独立后长期处于内战状态，地雷数量迅速增长，安哥拉约1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约有900万至2000万颗地雷，而安哥拉的总人口也不过两千多万，几乎人均一颗地雷。莫桑比克的地雷总数虽少（约300万颗），但人权观察组织宣称在莫桑比克除了19种反坦克雷，至少还有28种不同的反步兵地雷。

禁止地雷之路

鉴于地雷问题的严重性，禁止地雷的国际谈判一直没有停止，但直到1980年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与会国才开始就禁雷的具体问题展开磋商，如禁止生产不可探测地雷等。大会通过了解决地雷问题的共识——《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即《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下称《公约》），其中《公约》第二号议定书为《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的修正议定书》。

联合国是禁雷运动的主要力量。1993年，法国提议联合国大会修改《公约》。联合国于1995年10月在维也纳，1996年5月在日内瓦，相继召开了《公约》修改会议，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展开：第一，地雷不仅要限制在国与国冲突中使用，国内冲突也要限制；第二，所有地雷布设都必须有记录；第三，清除地雷的责任主要在布雷方；第四，提高对国际红十字会和其他人道救援团体的保护。1997年，《公约》开放签字，目前已有156个国家批准或加入这项条约。超过4100万枚储存的地雷已被销毁，这些地雷的生产、销售和转让也大都停止。

然而，如今尚有广大民众生活在危机四伏的雷患地区。联合国的地雷行动不只是禁雷、清雷，宣传、普及雷患知识，开展雷险教育，教授当地民众学会保护自己，认清、识别地雷同样是一大重任。但在地雷密布的地区，有相当一部分居民由于不知地雷的危害，不知如何区分、辨认地雷，被炸伤甚至致死不在少数。因此，联合国、各类人道主义组织通过派遣志愿者的方式对这些地区进行了雷患普及教育，旨在让民众了解地雷，规避不必要的风险，减少地雷带来的伤害。

防患于未然比事后治疗效果更好。受客观条件限制，处于地雷风险区的民众往往获取信息途径有限，通过网络、媒体等现代传媒工具进行地雷教育工作很难达到目的。对于他们来说，掌握地雷相关的信息十分必要。目前最有效的方式，也是许多人道组织采取的方式，即派遣工作人员到雷患地区进行宣传教育。例如在缅甸北部地区，数十年来的武装冲突给这片土地带来了严重的地雷隐患。许多当地民众并不知道地雷的危险性，误踩丧命的事情屡见不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自2015年起，委派了200名志愿者深入当地社区进行地雷相关问题的普及型讲座，有效提升了民众的地雷风险意识。结合当地环境，以社区为基础，通过社区牵头达到信息共享、开展地雷风险培训教育是不二之选。

2004年7月4日，在斯里兰卡北部饱受战争蹂躏的查瓦卡切里镇，一名地雷受害者走过一个警告其他地雷的标志。摄影/Gemunu Amarasinghe，来源/美联社图片

《禁止地雷公约》允许缔约国保留一定数量的地雷用于扫雷培训与研究。但实际情况是，许多缔约国的地雷保留数量几乎未发生变化，说明其训练与研究活动的停滞。政府也应当加强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完善排雷行动信息数据的管理与收集，借鉴国际经验与专业知识，进一步开展工作，例如通过开展地雷安全教育培训，培育更多的志愿者在当地学校开设相关课程、制定明确的雷患培训计划等等。

综上所述，虽然排雷行动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但从地雷的禁用、销毁、经费来源、宣传和教育、受害者援助与雷区重建等方面，排雷行动仍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具体如何将排雷行动真正落在实处，包括对禁用地雷的监督、排雷经费来源的明确、推出行之有效的措施进行雷区重建及对受害者进行援助，仍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参考资料:

尹建平，王志军：《弹药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年

王正国，蒋建新主编：《爆炸冲击伤原理与实践》，人民卫生出版社2020年

朱文奇：《国际人道法》，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2018年

(责任编辑：休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