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辛
澎湃新闻：《婚殇》《恋殇》关注的都是新上海人，你对于他们的境遇是如何把握的？
叶辛：我当知青的时候，上海的人口大约在1000万人，我1990年调回上海的时候，是1400万人，现在33年又过去了，上海的人口是2500万人。这些人从哪里来？根据统计，其中有近1000万都是新上海人，而且主要是年轻人，无论是大学毕业，退伍复员，还是来上海工作，所有这些年轻人都有一个融入上海的问题。我之所以关注到他们，是因为我自己有知青的经历，从上海到贵州的偏远山乡，当时也面对融入农村社会的问题。当然，这和新上海人所面对的境况不一样，但融入一个地方都是一个过程，体现在习惯、心理、生活方式、为人处世方方面面。
我关注这些年轻人在上海的生活，尤其是年轻女孩怎样融入上海，这和我在平时生活里的观察有关。比如我在单位上班的时候，我会注意到其他城市来的女孩，在食堂打菜时会挑选什么，或者是我兼任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时候，听外地来的姑娘说话，大一的时候她们往往会说在上海生活不习惯，读了4年就要回去，但是过了半年，她们就不这么说了。有了这些观察，像《恋殇》的女主人公曾西亚的名字就慢慢从我脑子里浮现出来了。我观察到，来上海的年轻女孩大多是出生在县城或者内地的中型城市，读过大学，曾西亚就是这样，我有意地没有交代她具体来自哪里，“小城”只是一个概念，而来自小城的年轻人都要经历融入上海的过程。
澎湃新闻：从《婚殇》到《恋殇》都是从女性视角出发，这个视角是怎样形成的？
叶辛：我没有正式地采访过这些年轻女孩，有时候在饭馆里遇到比较熟悉的服务员，或是在电梯里碰到邻居，会顺口问上几句，主要是从她们的言谈举止中揣摩她们的心理，想象她们会过怎样的生活。比如我住的楼里有很多租房子的年轻人，我在电梯里经常遇到他们，也就熟了，有些人租进来半年一年，就搬走了，说两个人结婚，在外面买了自己的两室一厅了，我就会想她搬进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这条“命运线”就慢慢出来了。观察和想象得多了，构思就慢慢地形成了。之前有人说，我写的这些女性都很善良，人都很好，是为什么？我觉得是因为这些人物都是从我的生活当中塑造出来的，我不希望她们过得不好。
“殇”三部曲
澎湃新闻：你在《恋殇》后记中写到去贵州的山里写作，书中也有人物的背景是在云贵地区，云贵地区对你的写作来说意味着什么？
叶辛：贵州对我来说很重要。1969年3月，我19岁的时候到了贵州，快30岁时调到了贵州省作家协会，在山乡里待了10年的时间。我在生产队里和农民一起劳动煮饭，那段日子让我思考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思考了知青的命运，才会有我那些知青小说。
我在贵州的生活快结束的时候，又遭逢了农村的变革，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演变到今天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如果你仔细看中国当代文学史，你会发现在1980年以前，中国的农村都以人民公社为主，1980年代中期开始，再看农村题材的作品，又回归到了原来中国农村农民自己种地的日子，这中间经过了复杂和阵痛的演变，我恰好都经历了，我的长篇小说《巨澜》写的就是这个过程。
澎湃新闻：之前你主要以知青文学而为大家所知，这次的新作以婚恋为主题，和知青文学有什么联系吗？
叶辛：我写了一辈子的小说，也想要有所改变。尽管我之前也写过都市题材的小说，写过省城里的风流轶事，但是这些其他题材的作品好像都被知青文学给掩盖了，人家一讲到我，就是《孽债》《蹉跎岁月》这些知青故事。我今年74岁，还是有写作的欲望。我觉得当代生活里最打动人心的就是感情、婚丧这些主题。我在当全国人大代表的时候，参与过《婚姻法》具体实施条例的修订，在落实的过程中，我要参与婚姻介绍和婚恋纠纷的调研，接触面广了，也就开始关注这个题材，婚恋是任何社会都要面对的话题，我想要从中捕捉这种时代性。
澎湃新闻：在今天，婚姻对于女性来说并非是必选项，你是如何看待独身女性的话题的？
叶辛：我在很久之前就开始关注这个话题。20多年前我去日本访问交流的时候，和日本作家交谈，当时他们就和我说，日本社会开始崇尚独身主义，男人喜欢自由自在，有体面的工作，下班以后和同事们去喝酒，日本的女性也不相信这些男性，大家都不想结婚。20多年前他们和我说这些的时候，我印象里中国社会对比之下还很传统，但到了今天，不婚不恋的现象在中国也很普遍。在我们的社会转型过程里，很多家长虽然还延续着传统婚姻的价值观，但是子女这一代已经不再传统，不愿意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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