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记者 钱欢青 江丹
栾丰实，栾丰山东烟台人，实探社1951年生。寻海系和山东大学二级岗教授、岱地博士生导师，区史前文曾任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化发化进兼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评估专家、展谱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复杂山东省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栾丰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实探社中国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等。寻海系和获山东省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和山东省改革开放四十年社会科学名家等称号。岱地研究方向为中国考古学、区史前文考古学理论和田野考古学。化发化进先后主持过泗水尹家城、展谱邹平丁公、日照两城镇、开州余家坝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工作。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著作有《栾丰实考古文集》、《泗水尹家城》(合著)、《日照两城镇》(合著)、《东夷考古》、《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大汶口文化》、《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合著)和主编全国通用教材《考古学概论》等。
尹家城遗址、丁公遗址和两城镇遗址的田野考古
现代考古学诞生的基本标志就是科学的田野考古。如果不会做田野考古，或者从来没有做过田野考古，这样的人就不能被称为考古学家或考古学者。
我的新石器考古研究也是从最基础的田野考古工作开始的。1978年进入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学习，1982年夏天毕业留校任教，到去年正好是40周年。在山东做的田野考古工作，对海岱地区甚至整个中国新石器考古学产生过影响的，主要是发掘的三个遗址。这三个遗址的主体部分都是龙山文化，一个在鲁南，一个在鲁北，一个在鲁东南沿海。
第一个是鲁南的泗水县尹家城遗址。
这个遗址在曲阜正东约20公里处，是山东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之后选择的第一个学生考古实习的遗址。我接手负责尹家城遗址的发掘工作是1985年，山大1982级考古专业本科生的考古实习。1986年春天，我们又对尹家城遗址进行了第五次发掘。总结五次发掘尹家城遗址的收获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通过对尹家城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发现在龙山文化和商代早期偏晚的文化层之间存在着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即尹家城第二期文化，即现在所说的岳石文化。在这之前，海岱地区前有大汶口文化，后为龙山文化，再往后就是进入历史时期的商、周、秦、汉等时代。而龙山文化和商代文化之间是直接相接，还是缺失一个中间环节，在这之前是不清楚的。所以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龙山文化有可能一直延续到商代之前。而岳石文化发现和确立之后，则形成了“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代早期”的文化序列。其次，是对龙山文化的分期和年代有了新的认识。我们依据尹家城遗址提供的层位关系，结合陶器基本组合的类型学分析，建立起龙山文化准确而细致的分期和年代体系。第三，对了解和研究龙山文化的社会提供了重要资料。尹家城遗址提供了一个研究龙山文化时期社会的极好标本和实例，对于研究文明起源和形成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第二个是地处鲁北的邹平县丁公遗址。
从1985年第一次试掘开始，丁公遗址前后进行了八次发掘。我是从第二次即1987年开始带队发掘丁公遗址。经过1987、1989年两次发掘，丁公遗址丰富的文化内涵逐渐得到揭示，从而认识到其重要性。
199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中，确认了龙山、岳石和周代三重城址。受城子崖龙山城址发现的鼓舞，我也在想：丁公遗址的范围这么大，文化内涵十分丰富，遗址边缘会不会也有重要的大型设施，哪怕是有个环壕。后来果然就发现了城墙。截至目前我已经做了40年的考古，亲手挖出来的遗迹和遗物很多，但从当时发现的心态上来说，最激动、最兴奋、最高兴的还是丁公城墙确认那一时刻。
丁公的发现不仅是增加了一座新的龙山文化城址，更为重要的是，丁公城址的发现和确认促使我们在思想上产生了一个大的转变，就是认识到龙山文化甚至更早时期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甚至是质变，已经脱离了原始的平等社会阶段，出现阶级并进入有等级差别的分层社会时期。我认为这是丁公龙山文化城址发现的最大价值和意义。
在龙山文化城址确认一个多月之后，丁公遗址又有一个重大发现，就是在整理出土遗物时发现一件刻字陶片。陶片出自解剖城墙的第一条探沟内一座龙山文化晚期的灰坑(H1235)。在一件四边形大平底盆底部残片上，刻有五列十一个字。
1970年代后期中国考古学界开始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问题。当时认为文明社会的形成有三要素，即文字、城市和铜器(金属器)。具备了这三种要素的，就进入了文明社会，产生了国家。在丁公遗址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之后，紧接着就发现了文字，而且是成片的文字，这个发现非常重要。
丁公龙山文化城址和陶文两项重要发现，对于研究龙山文化的社会性质、研究中国早期文明的产生意义重大。今天来看，我们可能认为中国文明产生的时间更早一些，城址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就已出现。但是当时文明起源研究刚刚兴起，丁公遗址的发掘，特别是龙山文化城址和文字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有重大意义。如果说尹家城遗址的发掘解决了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的基础性问题，如分期和年代、文化内涵、区域文化特征等。丁公遗址则主要上升到了对当时社会的认识和研究。龙山文化时期出现了城和文字，标志着这个时期的社会，已经不是一个平等的原始社会，而是一个发展水平很高，已经进入文明并产生了国家的阶段。
第三个是地处鲁东南沿海的日照两城镇遗址。
丁公龙山文化城址和陶文公布之后的1994年夏，美国耶鲁大学研究中国考古尤其关注龙山文化的学者文德安博士来山东大学访问，她表示特别希望能和山东大学合作，在山东开展关于龙山文化的田野考古工作。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双方组成的联合考古队，从1995年开始在鲁东南地区每年进行一次系统考古调查。调查工作以两城镇遗址为中心，逐渐向周边地区扩大调查范围。
中美联合考古队的区域系统调查始于1995年冬，每年的12月进行，每次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前后持续了二十余年。最初经过四年考古调查并结合以前的资料，我们认为两城镇遗址是周边较大区域的中心聚落。故经国务院特别批准之后，1999-2001年中美联合考古队连续三次发掘了两城镇遗址。2016年出版的四大本两城镇遗址发掘报告，记录了整个发掘收获和后期研究的全部成果。两城镇遗址的考古工作，从发掘的精细化程度到采用各种自然科学方法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许多方面具有开创性，对于海岱考古乃至中国考古学，提供了一个田野考古工作的范式，起到了比较好的正面引领作用。
构建海岱地区史前文化发展谱系的学术研究
1997年之前，我个人考古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就是构建海岱地区新石器到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序列和发展谱系。
这一研究是从龙山文化开始的。1981、1985和1986年，我三次参加尹家城遗址的田野发掘工作。尹家城遗址虽然面积很小，但是它的好处在于经历了整个龙山文化发展的全过程。发掘好和研究透这个遗址，就像解剖麻雀一样，可以科学地总结出龙山文化的分期和各个阶段的文化面貌、特征。1986年最后一次发掘结束之后，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从拼对每一个遗迹单位的陶片开始，和其他几位老师一起，全面、系统地整理了历年来的发掘资料。我当时一边整理资料，一边撰写题目为《龙山文化尹家城类型的分期及其源流》的硕士论文。研究的重点就是以尹家城遗址为主的鲁中南地区龙山文化的分期和年代，这一研究成果奠定了我后来开展龙山文化甚至整个史前文化研究的基础。
1987年夏天通过硕士论文答辩，秋冬两季开始转入丁公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1988年，在完成我负责的那一部分尹家城发掘报告的撰写和全部稿件修改任务的同时，全面分析和讨论了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研究史、分期、年代、类型、源流等问题，对其时空格局和内涵有了一个整体性的把握和认识。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从分析青堌堆龙山遗存入手，重点辨析了鲁西南、皖西北和豫东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存，认为其主体因素属于海岱龙山文化，与豫中、豫北的龙山文化有别，从而得出与前人不同的认识。
龙山文化的相关研究完成之后，接下来要讨论的就是其前身——大汶口文化。首先开展的仍然是分期、年代和区域类型等基础性问题。当时已有不少学者做过大汶口文化的分期，如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高广仁和吴汝祚先生、山东博物馆诸位先生等，或分两期，或分三期，或分四期，不尽一致。我采用了这样的方法，就是把整个大汶口文化分成八个小区，每一个小区选择若干处典型遗址进行分期，形成八个小区各自的详细分期;然后选择釜形鼎、罐形鼎、钵形鼎、鬶、觚形杯、背壶等典型器物进行类型学分析;最后总结出其分期体系，即把大汶口文化分成早、中、晚三个大的阶段，每一个阶段分为前后两期，每期还可以分成不同的段。这一分期体系体现了大汶口文化的动态发展过程。这样，我们在今后的考古研究中，可以根据需要来选择适合自己研究内容的具体分期。
大汶口文化的研究完成之后，又对更早的北辛文化、后李文化和最晚的岳石文化进行相应的研究。从而初步建立起整个海岱地区史前文化，即从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到岳石文化比较完整的分期和编年体系。这些成果集中在《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到现在已有25年，总体上可以说基本正确。
《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出版之后，随着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转型，即从以年代学为主的文化史研究逐渐转向人类古代社会，我关注的重点也在发生变化。除了刚才说的田野考古工作，如鲁东南地区的考古调查和两城镇遗址的中外合作发掘，以及其他一些田野考古工作，重点逐渐转向了对海岱地区乃至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
2001年，新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设置了一个重大项目——《聚落变迁与早期文明》，就是通过聚落考古、聚落的变迁来研究各个主要地区史前社会的变迁。课题负责人严文明先生邀请我负责海岱地区的史前社会变迁研究。几年下来，我对海岱地区从后李文化一直到龙山文化，这一长时段的史前社会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通过聚落和房址、墓地和墓葬的变化来分析和研究当时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变迁。
做考古，要立足田野，找准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
最近这些年，因为年龄的原因不能继续做田野工作，我个人的主要精力是在“还债”，就是原来经手的一些发掘资料，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要完整地予以公布。主要有丁公遗址的发掘资料和配合三峡工程而做的一些考古发掘工作的资料。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例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咨询和评估、《考古学概论》等教材的编写等。
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或者一个考古研究者，我觉得还是要立足田野，立足田野才能获得过硬的田野技能，而田野发掘水平的高低对自己后续研究非常重要。
在这个基础上，选择一个有研究前景并且自己喜欢的研究方向，尽快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方法也十分重要。回顾我40多年的学习和研究经历，20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主轴是以年代学为中心的文化史研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内涵、面貌和特征，分期和年代，源流关系，不同区域文化因素的比较，等等。这些都属于考古学的基础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新旧世纪之交，考古学研究的重心转向了社会考古。环境、资源特别是人和环境、资源的互动研究格外受到关注。古代人类吃的什么，是怎么得来的，用的什么，是怎么做出来的，等等。不同区域的文化之间是否有交流，交流的范围有多大，以什么形式进行的，等等。按照这样的思路，研究范围就可以无限地扩大和往前延伸。过去曾有人说，各区域考古学的时空框架等基本问题搞清楚之后，考古还能做什么?觉得找不到研究题目。现在你会发现，考古学研究已经进入了名副其实的多元化时代，不是找不到研究题目，而是需要研究的东西更多了，有做不完的题目在等待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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