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4月18日电／人们常常用“生之者众，人口红利食之者寡”形象地刻画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蔡昉新解人口年龄结构。意思是人口红利
说，如果我们把“生之者”视为劳动年龄人口，蔡昉新解把“食之者”视为非劳动年龄人口，人口红利这样的蔡昉新解人口结构就表现为：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人口红利占比高；另一方面，蔡昉新解非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慢、人口红利占比低。蔡昉新解一般来说，人口红利这就是蔡昉新解能够带来人口红利的那种合意的人口结构特征。反之，人口红利
一旦人口年龄结构逆转到“生之者寡，蔡昉新解食之者众”的人口红利格局，即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从而占比下降，而非劳动年龄人口（特别是老年人口）增长快从而占比提高，就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 北京日报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文章表示，如何认识现实中的人口红利现象？不妨设想一个生产函数，其中等式右边的各种变量均被用来解释等式左边的GDP增长率。根据经济学家具有共识的生产函数自变量，我们可以观察其中的每一种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及其变化。实际上，借用生产函数这个概念，意图就在于揭示人口红利的具体统计含义，从供给侧认识经济增长现象。 文章分析，下面，我们看“生之者众”条件下的情形。 第一，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种贡献可以从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用人数来衡量的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并不全是劳动力，因为在符合法定就业年龄的人口群体中，总有一部分由于在学、生病、失能，或者需要照料子女或老人等原因，并没有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意愿。显然，只有那些有就业意愿的劳动年龄人口才是劳动力。不过，劳动参与率（即希望就业的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一般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和增长决定了劳动力的规模和增长。二是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的人力资本。在中国的情形下，新成长劳动力具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因此，当这个人口群体增长快的时候，劳动力整体的人力资本改善速度就明显。 第二，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种贡献也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观察。一是经济活动中的物质资本投入，包括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流动资金和形成新的生产能力的固定资产投资。二是为使用土地或其他资源而投入的资金。这种物质资本的投入与人口年龄结构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就意味着具有较低且持续下降的人口抚养比，即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间的比率，因此社会有条件形成较高的储蓄率。另一方面，劳动力供给丰富，就可以使物质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维持合理的投入比例，阻止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发挥作用，避免出现资本投入内卷的现象，就能保持较高的投资回报率。 第三，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根据产生的性质和度量的方法，通常有两个重要的生产率指标。劳动生产率衡量的是单位劳动投入创造的产出，通常由人力资本水平、资本投入强度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决定。全要素生产率是资本、劳动、资源等要素投入的产出贡献之外的产出增长，主要反映的是要素的配置效率。在有利的人口机会窗口期，除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新机器设备的使用，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地转移到非农产业，实现更充分的就业，就意味着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实现重新配置。对中国来说，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在相当长时间里是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 有利的人口结构在上述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为生产函数中相应变量的系数为正值，合成的结果就是强劲的产出能力，使一个经济体具有更高的潜在增长率。然而，“生之者众”的人口结构特征不是永恒的。一旦劳动年龄人口在达到峰值后开始减少，人口结构特征就日益转变为“生之者寡”，上述各种与人口相关的因素或变量就会按照相反的方向影响经济增长，变量的系数就转为负值。这通常会通过劳动力短缺、劳动力素质改善速度放缓、资本回报率下降、生产率提高减速等，使潜在增长率下降。 文章指出，由此可见，并非从劳动力丰富这一个特征即可充分认识人口红利，也不能单纯观察经济计量模型中设定的代理变量（即人口抚养比）的系数作用，而需要认识到几乎所有增长因素或解释变量都反映出人口红利的作用。一旦瞭解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对以往研究中得出的诸多结论作出新解，即人口红利的解释。这样做，即便不算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颠覆，至少可以使以往增长理论的新古典式的老生常谈增强一些解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