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1月26日电／前不久，生育“云浮民警超生被辞退”的孩孩会有害还报道引发热议。涉事民警薛锐权原是对社广东云浮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副支队长，因“超生”问题被单位辞退，有利他的生育妻子谢峥玲是原云浮市第一小学在编教师，也在孩子出生后两个月被当地教育局开除。孩孩会有害还与此同时，对社薛锐权夫妻俩还面临缴纳15万余元社会抚养费的有利处罚。　　薛锐权与前妻生有一个孩子，生育与谢峥玲再婚后生有三个孩子。孩孩会有害还因此，对社那个“超生”的有利孩子，对于薛锐权来说是生育第四孩，对于谢峥玲来说是孩孩会有害还第三孩。薛锐权的对社前三个孩子都属于政策内，只有第四个孩子属于所谓“政策外生育”。　　这一事件被众多媒体包括央视报道后，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论。有人认为薛锐权夫妇超生确实违法，有关部门处置无误；也有人认为将夫妇二人双双开除或辞退，处罚过重；还有人认为薛锐权夫妇生了三、四个孩子，确实太多了。　　在我们看来，薛锐权夫妇生育三、四个孩子，对社会是有利无害。他们因为生育行为受到处罚，与其说是他们自己的错误，不如说是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理念毫无道理。　　三十多年来，计生部门一直对所谓“超生”家庭征收所谓的社会抚养费。这背后的法理根据是，抚养“超生”孩子要占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因此“超生”家庭需要对社会给予额外的补偿。但这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　　首先，教育和医疗等社会资源是从哪里来的？如果它们是有偿提供的，那么使用者直接承担了费用，不存在需要额外补偿的道理。如果它们由政府免费提供，那么建设和维持这些公共事业的资金也是来自劳动者所贡献的税收。“超生”的孩子虽然在养育期间占用了更多的社会资源，但长大后照样是创造税收的劳动者，因而可以对未来贡献更多的社会资源。　　我们可以进一步算笔帐，看看政府在养育孩子上的投入和产出。对于世界上所有政府来说，教育方面的投入只占税收的一小部分，一般远小于政府用于抚养老人的开支。在美国，税收占GDP的26%，教育开支只有GDP的5%，而养老开支则超过GDP的12%。　　通俗来看，GDP可理解为社会整体创造或享用的财富。如果以个人一生所创造或享用的财富为一个单位，上述数据表明，增加一个小孩，政府需要投入5%来教育他，但可以获得26%的税收，最终用12%来赡养他，而剩下的9%加上财政赤字，则可以投入国防、科研、基础设施以及归还以前的赤字。　　总体而言，政府或社会从个人获得的收入要大于开支。这个结论丝毫不奇怪，因为对社会来说，人不仅是负担，更是贡献者。人在工作以前是负担，但工作之后却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进入老年后又成为负担，但总的来说，人对社会的贡献要大于带来的负担，这也是世界人口越来越多，但人类整体却越来越进步的根本原因。　　一个没有小孩的家庭，尽管暂时给政府省了5%的教育投入，但等到夫妻老迈之后，却需要政府付出至少10%的养老费用，同时也没有新一代贡献税收去分担政府开支。相比之下，生育多个小孩的家庭，虽然早年需要政府投入一定的教育资源，但以后会贡献远大得多的税收，供政府用于抚养其他家庭的老人并提升社会整体的进步。　　中国目前的情形与美国大致相同，税收占GDP的比例将近20%，而教育方面的投入只有GDP的4%。因为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长期大幅低于替代水平，将来劳动者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大幅下降，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大幅上升，中国未来用于抚养老人的支出将远远高于GDP的10%，这将严重挤压国家对国防、科研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因此，限制孩子的出生虽然看似节省了当前的抚养费用，但却极大地消减了推动社会未来进步的力量，完全是一种杀鸡取卵式的短视行为。　　长期计划生育宣传一味强调人口是负担，导致很多人认为减少中国人口是好事，认为减少人口有利于提高人均GDP。事实上，对人均GDP来说，人口不仅是分母，更作用于分子，而且对分子的作用更基础、更长效。因此，其他条件不变，人口下降，对分子的影响可能大于对分母的作用，导致人均GDP下降而非上升。　　计划生育倡导者认为，减少人口有利于提高人均资源。但事实上，现代经济中，资源和资源业所占的比例非常低，农业和矿业在发达国家中的占比不到10%，在中国也不到20%。现代经济历史中，还没有一个国家是由于资源瓶颈而发展不起来的。反而，资源相对匮乏的东亚国家的发展速度远胜于资源丰富的拉美国家。更长远看，100多年以来，资源的价格都是一个长期下行的趋势。而人力资源，尤其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的价格却在快速增长，人才是真正的稀缺资源。　　特别是，中国目前生育率远远低于更替水平。在人口统计学中，更替水平是指维持孩子数量与父母辈持平所需要的生育率。根据中国出生男女性别比和女性存活率，中国生育率的更替水平大约为2.15，也就是说每对夫妻需要平均生育2.15个孩子才能保持孩子数量与父母辈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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