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盔，也就是头盔古代兵器中的“胄”。《封神》主要发生地商王朝在今河南，封神而远在江西的河南这件青铜胄，为何能够成为电影头盔设计灵感原型？在商朝，为何这件纹饰繁复的参考商代兽面纹青铜胄，或许并不是江西当时最为实用的“战盔”。此外，青铜还有一种在商朝后失传的头盔胄，《封神》或也有参考。封神
从现存为数仅一百多件的青铜胄中，研究人员发现了什么？“文博时空”向两位资深青铜兵器研究专家，《早期中国青铜戈·戟研究》作者、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井中伟，《商代青铜兵器研究》作者、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郭妍利，进行了访谈，同时借助图片资料，以还原真实的商代青铜胄。
在河南“封神”，为何参考江西青铜头盔？
商代兽面纹青铜胄，于 1989 年出土自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江西新干县，距离《封神》故事背景商代最后一个都城——今河南殷墟，直线距离超过 1000 公里。
地处华夏边缘、尚未完全开发的江西，与中原腹地商王朝，发生连接的枢纽是“瑞昌铜岭”。江西瑞昌的铜矿，是商王朝铜资源来源地之一。
著名学者张光直有观点称，“青铜便是政治和权力”。“商周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用铜制作祀器、戎器是当时最重要的事。铜矿资源对青铜兵器，以及礼、戎器都非常重要。铜矿资源、青铜铸造技术在商代早中期及以前均被国家垄断。到了商代晚期，这种技术垄断才被打破”，郭妍利向“文博时空”指出。
当铜资源被开采的同时，青铜冶炼技术传到了南方。技术输出，在江西诞生了一个“南方青铜王国”。推测这个王国或是典籍记载的虎方国或虎国。南方青铜王国，是青铜时代中国南方地区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区域性地方政权核心。
3000 多年前，青铜王国举行了一场盛大葬礼，埋入与之规格匹配的随葬品。考古人员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挖掘出商代器物 1374 件，其中青铜器 475 件。这个无名王国的墓葬是“中国已发掘的商代贵族墓葬中，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的墓葬”，甚至超过了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器 468 件）。它们和四川三星堆遗址（青铜器 700 余件），是上世纪中国三个最密集的青铜器出土地点。
商代兽面纹青铜胄
《封神》参考的商代兽面纹青铜胄，正是其中一件。出土时，整件器物，“绿中带黄，光滑透亮，锈蚀甚微”。因完美形制，被列入“江西省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
井中伟向“文博时空”指出，“基于对铜矿资源支配，商代前期中原商文化已经对长江以南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期这种影响更加明显。新干商代兽面纹青铜胄，和安阳殷商墓葬出土的一批胄，形制有近似性，同属于现存最早的青铜胄”。殷墟胄，被断代为殷墟晚期，即三、四期。
《封神》参考江西出土的商代兽面纹青铜胄的主要原因，一是外形受中原青铜文化影响深厚，二是保存完整。
舍近求远，而未参考《封神》故事发生地殷墟的青铜胄，并非殷墟没有青铜胄出土。实际上，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了一件青铜胄，而殷墟出土了一百多件。其中出土铜胄数量最多的地点是安阳殷墟侯家庄西北岗商王陵 M 1004 号大墓，铜盔数量不少于 141 件，这也是目前出土铜胄最多的墓葬。
河南殷墟侯家庄 1004 号墓中的两件铜胄 图源：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遗憾的是，殷墟这批青铜胄“出土后无一完整者”。相比戈、矛、钺、刀、镞等青铜兵器，作为护具的甲胄，出土数量非常有限。即便在江西铜矿资源丰富的“青铜王国”，也仅出土了一件。总体计算，现存铜胄总数不到两百件。
从这个角度来说，江西省博物馆藏的商代兽面纹青铜胄，对于现代人认识商周时期胄具有难以替代的价值。
最好看，或最不实用
从商代兽面纹青铜胄提取美学元素，或能够提升《封神》电影美术设计的历史感。作为一件战士武备，大洋洲青铜胄在战场上真实的防护作用，兵器史研究者却存有诸多疑问。
以商代兽面纹青铜胄为代表的殷墟样式的铜胄，在同时代或不是防护力最强、最好用。
铜胄各部位名称示意图
正面
侧面
背面
商代兽面纹青铜胄，高 18.7 厘米，内径 18.6～21 厘米，胄壁厚仅 0.3 厘米。
它的外形和现代影视作品接触的头盔有许多不同点：从正面看，铜胄呈圆顶帽形，面门较低；顶部有一短小的圆管，用以安插缨饰；额角绘有浮雕式兽面；从后边看，铜胄没有开口。
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教授刘永华在《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一书中，以商代兽面纹青铜胄等为原型，复原了商朝武士服。
商朝武士服，图源：刘永华《中国古代军戎服饰》 （该复原图仅供参考，武士手持的属于当时北方的钺，而非中原的戈）
顶管、兽面、方形面门、平齐的后缘，这是殷文化铜胄固有的几大因素。和《封神》电影里复原的对比，存在一些明显差别。比如，若用于实战，两侧护耳遮挡部分较短，可能无法真正保护耳朵；后边无开口，若战士仰头，铜胄可能会容易掉落。
《封神》电影中的胄，与设计的原型区别明显
相比殷墟胄，更适合实战应用的是北方长城一带出土的铜胄。它们前后均开口，“顶钮及底缘侧钮或穿孔的设置可以通过皮绳，使铜胃固定在头上，而且其重量也较殷墟的铜胄更轻”（《中国北方商周时期的铜胄》）。
井中伟指出，“与殷墟铜胄几乎同时，晋陕高原的山西柳林高红商代遗址出土的铜胄，形成了鲜明的北方风格。继柳林高红铜胄之后，以北京昌平白浮出土的青铜胄比较有代表性。昌平白浮出土的这件铜胄，属于西周中期，头顶有弧形脊，而不是殷墟式的圆形管，外形接近现代人熟知的藏传佛教‘喇嘛帽’”。
山西柳林高红商代遗址出土的铜胄的正面和侧面
内蒙古宁城南山根遗址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西周时期北方式铜盔，北京昌平出土
参考北京昌平白浮出土的这件胄，刘永华复原出了西周武士服。
（该复原图仅供参考，武士或应手持戈）
北京昌平白浮铜胄，通体素面，整体呈圆帽形，前后均有半圆形开口，两侧下垂。左右各有圆形穿孔，可穿绳固定，顶部中央有弧形钮。
从殷墟式铜胄、柳林高红铜胄发展到昌平白浮铜胄，再加上春秋早期的宁城南山根铜胄，它们基本代表了商周时期铜胄的主要面貌。从商代至战国，半球状帽形的胄样式变化不大，除了材质从铜到铁之外，基本被后世一直沿用。
殷墟胄不实用的另一个证据，来自出土地点、埋葬方式。在北方长城一代，出土铜胄的墓葬中，只出土一件铜胄。与之相比，殷墟 M 1004 大墓出土了 140 多件。
“这意味着，它们的使用者身份等级不同，包括商代兽面纹青铜胄在内的殷墟式铜胄都出自高级别墓葬。”郭妍利认为，“从装饰上来说，北方长城一代出土的青铜胄都是素面，没有装饰。这种共同存在的北方式特征，或与欧亚草原风格有关。而殷墟铜胄，被饰以兽面纹（即“饕餮纹”或“牛角纹”）。商代兽面纹青铜胄的礼仪性大于实用性。即便在战争中出现，也可能作为贵族权力的某种象征。”
从审美的角度来说，或不实用但是更具美感的兽面纹，在《封神》中得到了复刻。
兽面纹
兽面纹，是当时非常流行的装饰风格，大量出现在青铜礼器、容器、兵器、车马器上。带兽面纹让器物更精美，更具历史厚重感。兽面是否有特殊含义，学界说法不一。“兽面可能有助于沟通天地人神之用途，多装饰在礼器上”，郭妍利说。
一种商代“消失”的胄
商代兽面纹青铜胄之外，《封神》中可能还参考一类早已失传的商代胄——复合胄。值得注意的是，西周早期之后，复合胄再未出现。
在商代，存在一种复合胄，以皮革为主体加上兽面形的胄甲。《封神》出现的金（青铜）、玉搭配的铜胄，可能也有参考。
这种复合胄，以铜铸件缀附在皮革上。复合胄可能早于整铸式的胄而出现，与殷墟式整铸的胄并行了一段时间后，被历史淘汰。在西周中晚期和东周遗址中，均未发现兽面胄件。
在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曾有出土一些零星皮甲残片和铸件，但因为保存状况欠佳，为复原增添了难度。这种铜铸件，在安阳殷墟、新干大洋洲也曾出土，数量较少。历史上真实的样式，仅能依靠想象推测。
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复合胄的铜铸件
若大胆推测，整体铸造的铜胄或是贵族使用。铜铸件加上皮革的结合，因制作成本低，或许更具备实战价值，或是被普通战士佩戴。除了铜制胄，“不排除一些皮革或藤条编织制成的‘低成本’胄，可能因有机材质易于腐朽而难以保留至今”，井中伟指出。
《封神》或参考复合胄，将皮革和铜的组合替换为铜和玉。“电影中角色（姜文焕）头戴的由金（青铜）、玉搭配的胄，尚没有考古资料能佐证其存在。”郭妍利称，“但是，在商代其他种类的青铜兵器见有金玉之作（铜在古代被称为吉金），比如玉援铜内戈、玉叶铜骹矛。不仅如此，铜兵器上镶嵌绿松石的做法也比较流行，钺、戈、矛、大刀上都发现有绿松石镶嵌的纹饰。金玉（或绿松石）结合的器物，目前多发现于贵族墓中，结合其他材料，可以看作是是财富、身份、权力的象征。”
随着青铜时代的结束，从殷墟式到北方式的铜胄，从整铸式的铜胄到“铜+皮”的复合胄，如今全部走进了历史深处。
(责任编辑：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