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论家朱高正（中评社记者 宋楷文摄）

　　中评社洛杉矶3月13日电（作者　朱高正）念高二的朱高正时候，我就主动申请加入中国国民党。民主因为我在上高中前已经把包括《实业计画》《建国方略》《建国大纲》《民权初步》以及《三民主义》在内的义情《国父全集》都已经通读过一次。上高中之后，朱高正每天睡觉前我习惯要花个把小时，民主读一讲《三民主义》。义情因此每个月我就能把《三民主义》十六讲读两次。朱高正因为由衷佩服孙中山救国救民的民主主张，我在高二下学期就主动申请加入中国国民党。义情然而，朱高正加入中国国民党不到半个月，民主我就发现国民党根本就不再讲《三民主义》，义情蒋介石关于民生主义育乐两篇的朱高正补述竟然凌驾十六讲的本文。这让我想到，民主萧万长是义情历任“行政院长”在“立法院”的施政报告中第一个不提三民主义的，这也意味着国民党对三民主义的背弃。我加入中国国民党，是因为认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认同中国。因此我发现真相之后，就毅然决然退出了中国国民党。　　记得我退党的时候，就开始考虑如何创建一个新的政党。我曾考虑过鼓励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分别加入中国青年党和中国民主社会党，在取得领导权之后，再将两党合并为一个政党，用这样来突破国民党的党禁政策。但后来发现青年党跟民社党，都是国民党豢养的花瓶政党，想要加入这两个花瓶党之后，再把这两个党合并成新政党，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因此我就走上了另外一条路，在1971年11月12日，也就是国父诞辰纪念日，邀集浊水溪以南，包括嘉义、台南、高雄等重点高中的二十几位高材生组成“易兴复华会”。该会的宗旨就是“振兴易学，恢复中华”，加入这个组织都一定要熟读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易经》。　　其实，我要坦承，孙中山就是我日后从事政治活动的启蒙师。我在上高中前，固然已经把《国父全集》通读过一次，上了高中之后，每晚睡觉前一定要读一讲《三民主义》。所以高中毕业前，我对《三民主义》的理解就远远超过三民主义研究所的硕、博士生。记得关于三民主义的著作当中，最具学术价值的就是由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崔书琴教授所着的《三民主义新论》，这本书是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我读过好几次。　　但很不幸，我在高三的时候，因为提个问题而得罪老师。我向三民主义老师问说：“孙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第一讲花那么多时间说明，民族主义在中国也可以叫国族主义，说我们是由一个民族组成一个国家。当年他作三民主义的演讲，是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不到半年之后，孙中山就去世了。但为什么他在遗嘱里面提到，希望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我跟老师问，我们到底是一个民族组成一个国家；还是多个民族组成一个国家?我的老师竟然跟我说：“朱高正，国父讲的有时候也不是全对。”他想要私了。我就跟老师讲，如果国父讲得不对的话，就应该予以纠正，这样才是弘扬三民主义之道。因为这样，我就得罪了老师，在毕业考的时候只给我59分，但我拒绝补考。我一辈子就只有一科不及格，那就是三民主义。　　后来我参加大学联考，三民主义拿到87分，是当年台南一中参加大学联考三民主义的最高分。所以在开学前一天，我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校门口，大意是「“人原就读于高三17班，这次联考三民主义得到87分，是参加应试的最高分。我在这里要跟大家揭发一个事实，我毕业考，三民主义只有59分，只因为我跟老师的意见有所不同。我的老师是某某某，为了不让我可爱学弟们自由思辨的能力，遭到这样老师的迫害，我要揭发此事。”我们的校长李升先生，就是现在大名鼎鼎李安导演的爸爸，他一看到这张大字报之后，就下了一张条子说，“此张布告一周内不得撕毁”，还盖上校长的印章。我看这个三民主义老师的尴尬可想而知。　　记得当年大一的时候，国父遗教是必修课，给我们上课的是一位姓程的老师，人长的既矮又胖，任职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他的课程安排在礼拜六的三、四两节。那时候礼拜六就这两节课，他的课就只是抄黑板，我实在受不了，因此上了第一节课之后，我就没有再去上过课。期末考，我就找了班上一位杨姓女同学，把她的笔记借来翻阅一个小时，结果我得到最高的88分，而这位杨姓同学却只拿40分。下个学期我也没去上课，要考试的时候想再跟杨姓同学借笔记，但她不愿意再借给我，我只好借别人的，结果我还是拿了最高的88分。这意味着我对三民主义就像《易经》一样，早已经钻进了我的血液里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真正的实践者是标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把孙中山的实业计画基本实现，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将完成全面的伟大复兴。三民主义是国家谋生存，民族图发展的宝贝，也是维系两岸关系、共图民族复兴的基石，岂可不善加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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