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记者 庞海尘

在照顾半身瘫痪的妻子藤原照子40年后，81岁的日本人藤原宏选择将妻子推入海中。今年7月，绝望藤原宏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太深在庭审现场，杀老这位曾坚信“一个人也可以好好照顾照子”的日本人老人数度掩面哭泣。

在日本，绝望这样的太深杀人事件被称作“看护杀人”，选择亲手结束亲人生命的杀老人，往往是日本人那些承担起多年照料责任的普通人。在某种程度上讲，绝望他们是太深加害者，但同时也是杀老受害者。

在外人看来，日本人他们多半尽职尽责，绝望只有当繁重的压力再也无法积蓄时，背后的苦楚才会以一种极其惨烈的方式充分暴露出来。

藤原宏照顾半身瘫痪妻子40年后将其推入海中，图为打捞上来的轮椅

“体面而有尊严地老去”落在现实生活中，可能要加很多前提条件。对于老年人来说，他需要拥有相对健康的体魄，以及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然而，“老去”二字本身就意味着逐渐丧失对自己生活的掌控能力。

面对衰老，面对毫无征兆发作的疾病，不光是老去的老人感到心力憔悴，就连承担起看护责任的家属，也难以在日复一日的消耗中保全体面与尊严。

一定程度上讲，如何面对老去是一个与如何面对死亡同等重要的话题。与后者相比，前者更具有公共性，需要的是整个社会的托举。不光要兜住养老的底，也要为看护者提供稳定的支持。

然而，即便在日本，在这个已经在处理老龄化日益加剧的问题上走在了东亚前列的国家，做得也不够。

“弑亲者”

不是只有藤原宏，曾被迫面对残忍的抉择。

“虽然我杀死了妈妈，但如果还有来世，我还想做妈妈的孩子。”这是龙一在接受审判时，由检方陈述的供述。在此之前，他亲手杀死了自己患有痴呆症的母亲君枝。

长期以来，龙一都独自承担着照护母亲君枝的责任，直到自己难以在工作与看护之间实现平衡，并向派遣公司提出了停职申请。

在龙一丧失收入来源后，君枝每月5万日元的退休金成为了两人唯一稳定的收入。只是，这难以支撑起护理服务的自付部分。当龙一决定与看护援助专员联络以获取帮助时，对方只承诺会向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却未对为何无法给予援助作出说明。

为了节省开支，君枝接受日间护理服务的频率大幅降低，直到龙一无法领取失业保险金后彻底中断。在那时，龙一便生出了想要带着母亲一起离开这个世界的想法。

龙一带母亲一起自杀的地方，京都市伏见区的桂川河滩

在最开始，这一念头还只是在脑中不停打转，因为龙一知道母亲还想继续活下去。但当龙一发现连房租都无法支付时，他便放弃了挣扎。在那时候，为了节省开支，龙一2天才吃1顿饭，而君枝每天吃2顿面包和果汁。

2006年2月1日凌晨6时，龙一推着在轮椅上休息的君枝来的京都市桂川河滩上的大树下。在二人做好告别后，龙一用毛巾勒住了母亲的脖子，在尝试无果后，他将菜刀刺入了母亲脖子的左侧。

在君枝没有气息后，龙一试着用刀刺入自己的脖子和腹部，并决定用绳子在树上自缢。然而，绳子并没有系紧，龙一最后只是失去了意识。在被路人发现后，他被送去了医院，并因此获救。

关于龙一与君枝的悲剧因为日本每日新闻的报道而被更多人知晓。在2015年，日本每日新闻成立专项报道组，将镜头对准了“看护杀人”这一社会现象，并推出了系列报道专辑《看护杀人：走投无路的家人的自白》。

在报道中，疲惫、自责、无助、犹豫、无措、悔恨、愤懑，是最常笼罩在看护杀人者身上的情绪。这种由各种负面情绪交织的感受，使这些长期看护者无处遁形。在关于他们的故事中，死亡变成了唯一的出口。

在日本，国家警察厅每年都会公布按动机分类的家庭犯罪统计数据。自2007年起，“看护疲劳”被列为犯罪的直接动机或原因。

在国家警察厅2008年发布的犯罪问题白皮书中，有一个关于针对老年人犯罪的专题。在“看护疲劳”问题上，国家警察厅根据调查结果对加害者的基本画像进行了描摹：许多谋杀亲属的人（多为配偶或子女）并没有前科或个人犯罪历史，但因为“照顾疲劳”或“对未来悲观”而成为初犯。

日本广播协会收集问卷调查显示，1/4的看护人曾有过杀人念头

根据国家警察局关于“看护疲劳”犯罪的统计数据，2007年至2014年间，共有356人因谋杀被捕，15人因诱导或教唆自杀被捕，21人因身体伤害导致死亡被捕。此外，内阁府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07年到2015年，有2515起自杀与看护疲劳有关，其中约60%，即1506起案件，是60岁以上的老人选择自行结束自己的生命。

然而，根据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这些数据可能还未完全覆盖所有相关案件，尤其是未被公开的共同自杀案件。

追不上的老龄化速度

“看护杀人”之所以在日本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

一方面，“老龄化”已经成为打在日本身上的一个典型标签。

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这个国家或地区便已进入老龄化。

然而，对于日本来说，摆在它面前的是更加严峻的问题，即老龄化社会的“进阶版本”——高龄化社会。

日本政府将65岁以上人口视为高龄人口。在几年前，日本各界便认为日本已经从老龄化社会演进为高龄化社会。

日本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图为东京街头的老人 / 视觉中国

根据日本政府发布的最新数据，日本80岁及以上的人现在占总人口的10%，创下历史新高。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9月15日，日本约有3623万人年龄在65岁或以上。这相当于总人口的29.1%，比前一年增加了0.1个百分点。

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政府背负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由于日本老龄化速度已远远超过了护理服务供给的增长速度。

据日媒报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医疗和护理成本已经飙升，如何控制这一增长成为令日本政府头疼的问题，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必须应对滚雪球般的公共债务。

日本政府数据显示，去年，包括保险福利和自付费用在内的护理总成本高达13.3万亿日元，比2000年的3.6万亿日元增加了4倍。到2050年，人均护理费用预计将比2019年增长75%，升至23.5万日元。

在这一压力下，即便日本的介护体系经过几十年的成熟发展，也难以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日本的介护体系，大致经历了从家庭照护为主到政府主导的介护保险制度的转变。在2000年，日本政府推出了划时代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LTCI），标志着日本介护体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该制度旨在通过保险机制，为需要护理的老年人提供更广泛、更专业的服务。

然而，由于老龄化速度过快，日本介护体系已经无法兜住人们的需求，日本政府开始思考如何让日本人学会“靠自己”。

日本东京，一名老人在长凳上休息 / 视觉中国

2015年，安倍晋三参与第二次竞选时提出“安倍经济学”，其中第三支箭便是实现安心的社会保障。根据安倍提出的“护理人员零离职”方针，入职一年以上的公司固定员工，可以申请“看护休假”，甚至是“看护停职”，力图使大家在工作与照看老人之间实现一种平衡。

当日本政府在明确地传递一种信号时，社会文化也在看护问题上施压。

在日本文化，乃至更大范围的东亚文化中，照顾年长家庭成员也被视为家庭责任和义务。在专业护理供给不足的情况下，这种文化观念使得许多人即使感到身心俱疲，也往往选择继续承担照顾者的角色。这样的局面，最终使得诸多悲剧成为可能。

被迫“上岗”

按照惯常的思考方式，由关系亲近的家人来承担照护工作是一件好事。在面对一系列问题时，有情感与血缘关系作为链接，应该会比陌生的更加宽容。与此同时，还能有效地减轻财政压力。

但在实际操作中，“被迫上岗”的这些看护者，很可能因为缺乏专业的护理知识以及相应的资源而备受折磨。

一方面，亲缘关系的存在很可能使看护者无法理性应对亲人的改变。相关研究表明，专业的护理工作者，即便看到成年人在尿布中排泄，并表现出痴呆症的症状，也不会存在太强的排斥心理。然而，女儿和儿子经常不能忍受他们自己的父母像婴儿一样在尿布里排泄，并抗拒接受他们的父母已经衰老到如此程度的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担起照护责任的普通人需要有专业性的支持，不光是如何进行看护的专业指导，也包括纾解心理郁结，调试心理状态的专业咨询。

为看护人提供专业性支持，可以改善“被迫上岗”看护者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 《0.5毫米》剧照

如果不存在专业性介入，在绝望的情绪下，看护者很可能陷入一种极其负面的思考漩涡之中，不仅认为被照料者在饱受折磨，同时也会生出“自己同样难逃这一宿命”的悲观情绪，进而认为只有死亡才能使彼此解脱。

在犯罪学领域，有一种理论叫社会纽带理论，它主张犯罪和违法行为之所以会发生，不是因为人们实施这些行为的意愿在增强，而是因为社会规范阻止犯罪行为的力量在减弱。感到与社会“断联”，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很可能会形成一种危险的情境，不管是对看护者来说，还是被照顾的人。

在诸多情况下，实施谋杀的看护者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问题，甚至是饱受抑郁症的困扰。有相关学者指出，通常实施谋杀或自杀的护理者会提前几个月，甚至几年计划好一切，这种行为的动机并非源于爱或利他主义。相反，它是绝望或沮丧的结果。

根据非营利组织家庭看护者联盟（Family Caregiver Alliance）的估计，20%的家庭护理人员患有抑郁症，是普通人群的两倍。至少一半的施暴者不知道他们患有抑郁症，因此从未接受过药物治疗。由于各种压力造成的孤独感或无助感，可能是护理者决定采取行动的诱因。

考虑到看护病重的家属，特别是老年人是一项繁重的任务，看护者很少有机会，以及有精力出去交际。当他们因为照看家属而身心俱疲时，与朋友或是家人见面机会的减少，更会使他们感到孤立无援。

看护者在长期照顾病重家属的过程中身心俱疲 / 《桃姐》剧照

日本福祉大学的副教授汤原悦子，曾进行过一项关于看护杀人现象的研究，她强调社会需要更好地理解和支持这些看护者，特别是在心理健康方面。

在日本，社区支持资源不足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如瑞典、德国、加拿大等国，之所以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在于它们建立了一个多层次的支持体系，既包括政府层面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也包括社区层面的具体实践和服务。

对于日本来说，如何看到往往不被看到的看护者，兜住“不小心”从介护体系中滑落的个人，是接下来必须思考的问题。

(责任编辑：休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