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
德·米尔斯基在他的《俄国文学史（下卷）》“作者序”中写道：该卷“始于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离世之年）……1881年被选来作为一个合适的路标……”米尔斯基认为这一年标明“俄国现实主义古典时代之终结”，他清晰地发现当时俄国国内主流文学的这种创作现状。也有俄国学者“‘精确’地将俄国文学在西欧的‘崛起’”定在这一年。而这一年恰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进入英美读者视野的起点。
一，1869年至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英国的接受
1869年以前，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死屋手记》、《罪与罚》和《白痴》这些奠定其在俄国作家中地位的作品，他本人和这些作品都未受到英国的关注，英国文学期刊、杂志和报刊均没有相关报道。然而英国人对俄国文学的了解从克里米亚战争时就开始了。“[克里米亚]战争后，从经济、政治和军事观点看，从主要西方国家的霸权看，有必要更好地认识这个有威胁性的俄国，这大体促进了对其文化和文学与日俱增的兴趣。”卢西亚·艾埃洛（Lucia Aiello）指出，1869年，英国文学杂志《雅典娜神殿》（Athenaeum）1月刊发表对尼古拉·斯特拉霍夫之作《俄国文学总体趋势》的评论，俄国文学进入英国读者的阅读视野。同年12月25日该杂志提及俄国文学和文化相关内容，其中有一份来自俄国图书编目学家梅若夫（V.J.Mezhof）的《圣彼得堡巴祖诺夫书店俄文书籍销售分类目录》，艾埃洛认为就是在这一天的“俄国”栏目中第一次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四十年代的人们》的作者是皮谢姆斯基，他是除陀思妥耶夫斯基外唯一被记录的小说家，但没有荣誉加在他身上”。此栏目既没有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简介，甚至他的小说都没提及，可见在当时英国媒体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不算俄国重要的代表作家。
艾埃洛还提到，在1870年，罗尔斯顿（W.R.S.Ralston）发表在《雅典娜神殿》上的《亲斯拉夫作者的魅力》一文又说起这份书目。他的目的是为俄国文学的优点辩护，因为法勒(Frederic William Farrar)在《演说家族》中认为在斯拉夫语中充满文学趣味仅波兰语和塞尔维亚语，罗尔斯顿对此不满，列举许多俄国作家，例如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等。法勒在《俄国文学的价值》中除了回应罗尔斯顿的批评外，认为俄国少有作家达到欧洲作家水准，仅提到克雷洛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在两人精彩的辩论文章中都未谈及陀思妥耶夫斯基。艾埃洛还发现一位介绍俄国文学的英国人尤金·斯凯勒（Eugene Schuyler），他在1875年首次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这些作家的书名让我想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少年》（A Young Man）……”此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淡出英国公众的视野。
直到1879年，《观察家报》（Examiner）3月8日“拾零”（STRAY LEAVES）中俄国文学新闻栏目才再次提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狄更斯派的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已开始在《俄国导报》上发表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前几章，俄国读者已热切地阅读了它。”此报4月5日又在同栏目报道：“……屠格涅夫接受莫斯科女士们邀请，进行两场演讲。有人要求他别再写小说了，‘因为他自己太法国化了’。而其他人真诚地请求他放弃不再创作的决定。在彼得堡，这位著名小说家受到了非常热情的接待。几天前，他代表俄国文学基金会参加了一些公众阅读活动。屠格涅夫从《猎人笔记》摘选，用微妙的幽默感朗读，获得了无尽的掌声。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最近在首都某条街上遭到虚无主义者的攻击，他也参加了这次公共朗读。”另外，《蓓尔美街报》在4月7日“偶记”栏目详细报道虚无主义者们“不仅刺杀高级公务员，还刺杀任何一位明显是热心的政府拥护者。这些拥护者中有一位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于3月22日晚在圣彼得堡的街上遭到袭击，但已脱离生命危险。”
作为英国周报，《观察家报》报道俄国文学新闻时，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方，一方面根据新闻报道的五要素时间、人物、地点、事情经过、事情发生的原因作非常客观的陈述，如上述第一则新闻中，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归为像狄更斯一类的现实主义作家，意指他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其创作属于当时文学创作的主流类型。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其他作家的衬托，因为十九世纪的英国更是屠格涅夫的阵地，报刊中涉及他的新闻都会放在首位，如第二则新闻中，在作家参与公共阅读方面，该报详细、生动地给予屠格涅夫更多笔墨，而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遭受攻击和与屠格涅夫参与同场朗读的情况，仅点到为止。
另外，《观察家报》谈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会把他放入与某件事相关的作家群报道中，如1879年6月12日：“在彼得堡的普遍抱怨是，眼下俄国没有出现优秀的作品了。屠格涅夫因政府对待他的方式而心碎，故拒绝写任何小说；托尔斯泰伯爵宣布不再计划写历史爱情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弗谢沃洛德·克列斯托夫斯基放弃了文学，成了政府雇员；叶甫盖尼·马尔科夫被流放至他在克里米亚的庄园；而泛斯拉夫领导者阿克萨科夫受到当局密切照管，以至于他的朋友们认为明智的做法是他不应该在出版物上发表观点。简言之，本土创作正受到专制的全力压制，而当不利的恐怖政治在帝国行政机构中统治时，没有什么作品值得加入到俄国经典文学行列。”这类新闻体现了欧洲传统新闻以政治为主的特点。《观察家报》本身具有政治时事特点，它从文学层面描述俄国政府对作家影响力和言论的密切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其他作家被一同报道，贴上“政治雇员”的标签，即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政府的约束。
而且，1880年5月22日，此报继续报道：“上周在圣彼得堡，代表斯拉夫派的主要作家们举办了文学之夜，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朗读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节选。”8月28日又报道：“据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尼古拉时代有过风流韵事。”这种常用“一句话新闻”的方式报道，本身用意是突出新闻内容的时效性和分量。前者明显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立场，他代表斯拉夫派。后者类似花边新闻出现在报纸上。在十九世纪，世界新闻传播业发生了重要转变，政治民主化，商品经济的自由竞争，英国工业革命不仅使印刷技术极大提升，还催生了工业城市的发展，进而使劳工阶级快速崛起，社会中下层人群对信息的迫切需求，打开了新闻市场，这些因素促使新闻商品化，一种廉价报刊（penny press）便产生了，它具有“大众化、商品化和机器化”特征，新闻史学家们称其为“‘机器的、群众的’报刊样式”。“一句话新闻”与廉价报刊的作用融合，影响着其他报刊，《观察家报》在十九世纪经过数次变迁，不乏受其影响。因此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简短新闻有时充满严肃的报道，有时夹杂无足轻重的“胡诌”。
从这些新闻内容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英国虽有提及，但未受到如屠格涅夫那样的追捧。卢西亚·艾埃洛认为，“在英国这些年（1860-1880），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到处受关注。”此外，因陀氏的创作习惯使其小说出现一些“弊病”，以至于很难博得英美评论家的关注：“因为他本人有个习惯即太重视小说事件，混淆主体，推理过长而不适度，所以他会令人非常厌倦。由于他的小说创作是连载的，而且在剩下的部分完成前就发表了一部分，故其小说也许大都会有这些特点。” 因而，他在1869年至1880年英美知识分子和读者的视野里处于边缘化状态。直到1881年，他在英美的接受和关注才有所改善。
二，1881年：英美杂志报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的报道
1881年2月，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英美一些报刊杂志从2月到12月不断有该消息的报道，内容长短不一。英国《学会》（Academy）杂志最先报道，之后《曼彻斯特信使与兰开夏郡综合广告报》（Manchester Courier and Lancashire General Advertiser）（以下简称《曼彻斯特信使》）以“圣彼得堡的壮观葬礼”为题详细报道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葬礼。而《标准报》（Standard）以“一句话新闻”“俄国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于前天离世”一笔带过。《雅典娜神殿》在12月“俄国”栏目开篇进行报道。美国的《洋际日报》（Daily Inter Ocean）在3月也有相当长的报道。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葬礼
除《标准报》外，其他杂志报纸基本通过选择和凸显的方式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葬礼概况，简述他的生平经历，提及他的代表作品和主要思想，各有侧重。《学会》和《雅典娜神殿》重在描述他的生平和作品，《曼彻斯特信使》概述他的葬礼情况，《洋际日报》基本平衡葬礼和生平创作内容。然而，它们以自己的刊物立场，搭建各自的新闻框架，把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众多孤立或零散的消息进行定位、寻找、理解和归纳，从而作整体诠释，使英美读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新的认识。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葬礼概况，《学会》写道：“……上周日为他的去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或许他对俄国文学而言是最大的损失。”《曼彻斯特信使》对此报道较为详尽：“周六，出于特别的尊重和对其才能的欣赏，他的遗骨被运往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学校和社团等诸多机构的六十四个代表团参加了该葬礼，每个团体携带一个花朵点缀的月桂花环。棺木上放着康斯坦丁大公之妻奥尔登堡公主亚历山德拉·约瑟佛芙娜女大公的花环。至少有两万人参加葬礼或列队行进，队伍超过一英里；出于亲属特别的愿望，这个队伍没有警察的干预；自始至终，秩序井然。”与《曼彻斯特信使》相比，《洋际日报》的报道开头与它相似，之后部分叙述呈现当时的一些细节：
他的去世
他在西伯利亚矿区的监禁导致了其癫痫病和肺部疾病。这两种病造成了他的死亡。人群聚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遗体周围数天，有大公们，各个阶层的男男女女。所有阅读过、思考过、研究过他作品的人与他作最后的道别。孩童站在他的棺木旁，为拜访者们献花。葬礼开始前，他的棺木上发现了一个含有两卢布和说明纸条的信封：
这是一个遭受饥荒者的救济金。他以上帝之仆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为荣，因为他站在穷人与受压迫者一边。一个穷人献上。
昨天遗骨被迁移至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劳拉（Alexandero-Nevsky Laura）墓地，今日遗骨被埋葬于此。送葬的人超过五万人，他们分成三十个团体，分别是男女文理中学，男女医学院，音乐学院，剧院，酒吧，出版社，同业公会，教堂，市政公司。每个团体携带花圈和月桂叶，上面写有不同的祭言。来自莫斯科的花圈写着：“从俄国心灵到伟大导师。”
葬礼
没有哪位将军、政治家、皇室成员曾受过如此荣光。因没有警察护卫，葬礼队伍丝毫没有贵族特色。人们自己排成井然有序的队伍。在一英里半的游行中，葬礼队伍花了三小时。朋友、文人和学生们肩负棺木。一路上，唱诗班和人们唱起“永恒的记忆”。我从未听过用如此庄严、宏伟而悲哀的词句填词的俄国葬礼曲。
今天中午，内斯特主教在十二位牧师的协助下，举行了隆重的安魂仪式。教育部长和新闻首席审查员也在场。当棺木往下放入墓中时，可听见周围的啜泣声，而且我看到人人泪流满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岁的女儿以悲伤的声音唱起：“再别，亲爱的，善良的，和蔼的爸爸，再别。”人们深受感动。随后是演说和诵诗。花圈和鲜花覆盖在墓上，夜幕降临，人们仍在其周围。
为了纪念死者，他的纪念碑上刻着铭文：“他发现了上帝的火花。”
从三份杂志报纸的内容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葬礼是一个重大事件，它具有诸多复杂的属性，但撰稿者没有事无巨细地罗列它们，出于新闻的实效性和文本特性，他们抓住主干要素，呈现葬礼的宏大规模。此番报道突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受到极高认可的地位。我们发现，从1869年始，英美断续地关注这位俄国作家后，终于大批量且隆重地报道他的逝世。
在《洋际日报》关于葬礼的报道里，撰稿者从俄国阶层，对逝者的评价和葬礼仪式三个层面叙述。俄国来自不同行业的代表组成团体有序送葬，各个阶层对他缅怀，这是俄国全民对他的敬意；尤其对一位穷人在他棺木上放卢布和纸条进行特写，它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充满本土性并深受底层的敬仰和感激。而从穷人所写的“上帝之仆”，花圈上的祭言“从俄国心灵到伟大导师”和纪念碑上的铭文“他发现了上帝的火花”看，对俄国人民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与上帝对话的使者，一种“精神领袖”的形象和一位具有宗教思想深度的洞见者。从仪式上，葬礼队伍有条不紊，一路上唱诗班唱起“永恒的记忆”，主教与牧师吟唱安魂曲，女儿唱“离别歌”，还有演说，读诗和鲜花——使得整个仪式褪去贵族色彩，场面以“平民”“本土”特色展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的亲民性。
另外，该撰稿者也加入自己的感受和观察：“我从未听过用如此庄严、宏伟而悲哀的词句填词的俄国葬礼曲。”，“当棺木往下放入墓中时，可听见周围的啜泣声，而且我看到人人泪流满面”。此主观的表述还原场面的真实性，现场以“永恒的记忆”作为葬歌，不仅渲染肃穆氛围，也是参与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和其为俄国所作所为的肯定；作为啜泣声的听觉和泪流满面的视觉描述是参与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产生的悲恸情绪；“夜幕降临，人们仍在其周围”又细致地突出参与者的不舍之情。
杂志报刊谈及阶层、场面、敬辞等内容表明了一种接受其方式的新开端，也是从作为他者身份的英美媒体层面更进一步表露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的意义。
这些杂志报纸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另一个重点报道是对其生平简介、作品概述和思想情况的融合叙述。内容都涉及他的西伯利亚经历，因为他的作品英译本在其离世这一年出版，名为《活埋：西伯利亚十年劳役》（即《死屋手记》）。而各家杂志报纸撰稿者以各自建构的新闻框架加强了该部分的报道。
《学会》报道了他的服役经历和身体状况：“无疑，他因《死屋手记》闻名全国，这本书已译成英文。它基于作者在西伯利亚的经历写成，他因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有关，在尼古拉一世时期，遭到流放。在现任沙皇继位掌权后，他被允许回来。然而，因其健康和癫痫突发，他身体虚弱。”《雅典娜神殿》基本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线索概述：他于1845年以《穷人》登入文坛，受到前辈们的褒奖，后来写了诸多没有价值的小说，之后“由于他发表了非常明确的观点，作为傅立叶的狂热信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流放至西伯利亚。他在那里服劳役四年，且经历苦力工作。他在一部小说中描写了他人生的这段故事，该小说最近被译成英文，名为《活埋》。他回到俄国时，其健康受到严重打击，精神的平静受到摧毁，还有癫痫病和神秘主义色彩。”而《洋际日报》更是以“一个被赦免的杀手”为题夺人眼球，在开篇直接进入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西伯利亚经历：“这是个相当意外的事，国外邮件带来一个男子葬礼的新闻，该名男子曾共谋刺杀沙皇年老的父亲，同一天，电报发来沙皇被刺杀的新闻。该男子很引人注目，而且他的葬礼也值得纪念。驻莫斯科的伦敦《新闻》记者说，1849年，这位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男子试图杀掉沙皇尼古拉，随后他被判死刑。沙皇尼古拉减轻了对他的判决，把他监禁在西伯利亚矿山。现在这位十足的阴谋者被隆重地葬于沙皇的首都……尼古拉去世那年，他的儿子赦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小说家重新出现在圣彼得堡，而且很快发表了他的巨著《死屋手记》。他在书中描写了西伯利亚监狱所有的恐怖之事。因受俄国人民的热爱，他被铭记。”
上述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键词有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流放，西伯利亚，苦役，癫痫。这些词经由撰文者组合，勾勒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西伯利亚并长期遭受病痛折磨的画面。《雅典娜神殿》还以“傅立叶的狂热信徒”修饰，一方面传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流放前充满强烈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另一方面暗指他追求的空想社会主义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关系。《洋际日报》的这部分报道以欲扬先抑的手法讲述作为“杀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西伯利亚的事件，在最后的转折句中，报道称其为“十足的阴谋者”，而他被厚葬于彼得堡，此番鲜明比对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的地位的变化。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西伯利亚经历和其《死屋手记》之后，这些文章重点陈述第二层关键内容即他的其他作品和新闻人经历。《学会》直接从他的三部作品中提取重要信息即“感情分析”（analysis of feeling）、“感伤情绪”和“阴郁色调”：“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最有名的是《罪与罚》、《群魔》、《白痴》。虽然在感情分析方面，无人能与他匹敌，但是他在其作品中塑造人物时几乎总会有一些病态的情感。在《罪与罚》中，他描绘杀人犯的懊悔可以完全见到这种情感，但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它达到了相当高的高度，这本小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命的最后两年发表在M.卡特科夫的杂志《俄国导报》上。他在小说中投注的阴暗色调和使读者入迷的魅力会让人强有力地想起埃德加·坡（Edgar Poe）。从这方面，他的作品可以与屠格涅夫和皮谢姆斯基的作品形成极为显著的对比，后两者的作品中明亮清丽的爱占据重要位置。”其中“病态的情感”本身不仅有感伤意味，还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时对人物的精神心理倾注相关。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撰稿者把其风格色调与爱伦·坡作品（《雅典娜神殿》也提及此风格与爱伦·坡相似）联系起来，且文中对比他与屠格涅夫和皮谢姆斯基，突显陀思妥耶夫斯基个人创作风格的独特性，即不是明亮清丽的爱，而是灰色阴郁的情感。《洋际日报》提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认为后一部小说不仅运用了“精神分析”手法，还推动了俄国社会的司法改革：“一年后，他写了另一部杰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之后的小说《罪与罚》包含了对诱发犯罪的动机所作的意义深远的精神分析。这部作品缓和了俄国司法对待罪犯的方式。此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许多小说，但没有一部会有如此显著的影响。”该报的着重点明显突出《罪与罚》的社会作用。《雅典娜神殿》根据其小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了一句话评述，并侧重他的神秘主义倾向：“（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他成了悲惨之人的诗人，（在《罪与罚》中）他是以一种深度的精神分析描绘精神异常状态的画家，这令人清晰地想起埃德加·坡。由于经年累月所吸收的神秘主义因素，他看似有一种越来越危险的倾向，而且预示着其天赋的毁灭。在他的后期作品中（《群魔》、《白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身为作家和艺术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循密茨凯维奇的风格，逐渐成了一个纯粹的神秘主义宣传人。”
最后《学会》和《雅典娜神殿》着眼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创办的《作家日记》，并从其中分析他的斯拉夫立场：“1876年，他产生了成为独立出版人的想法，于是创办了一份月刊《作家日记》，他集编辑、出版人和撰稿人于一身。因此，他笔下不仅出现了诸多故事，还有当下社会政治趣味的主题。然而，近来的这些文章都次于作为小说家而写的作品，而且表明他执着于最狭隘的斯拉夫派，厌恶西欧自由派思想。在中止了两年以后，作者的《日记》在其离世前又出版了几个月。”“不满足于通过小说这一媒介发表他的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办了一份他作为唯一编辑和作者的杂志（《作家日记》）。在这份杂志中，他开始讨伐西方科学和文明，认为它们以经济奴役掌控世界，至少没有提升其道德和智性氛围；认为唯有拯救人类才能使每个个体的人在道德上完满。”《洋际日报》仅提及过这份杂志的名字，而没有详细报道。
《学会》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在的斯拉夫派有“狭隘”的、固守本土的特点，与西欧自由派思想对立；《雅典娜神殿》从其杂志里发现，他对西方科学和文明的憎恶源于它们带来的现代化生活，尤其是，他认为由资本的“经济奴役”生发的权力操控了世界，而经济却无法改善社会乃至世界的道德和智性状况，只有道德净化才可救赎人类在资本世界里的“堕落”。《雅典娜神殿》认为，“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莫斯科普希金纪念像揭幕仪式上的演讲中可发现他这个思想的最新发展，当时他表达了坚定的信念：俄罗斯民族实际上贫穷与无知，但充满基督教的宽容，注定从道德上会改变人类。这个信念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斯拉夫派关系紧密起来，他们最终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其领导者。虽然在俄国新闻业最先进和有教养的群体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遭到最坚决和最彻底的反驳，但是他对这些观念的忠诚依然不可撼动。”这暗示俄国国内的斯拉夫派与西欧自由派思想之争。
英美杂志报纸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离世后的零散报道可以组合成一个小传，供读者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洋际日报》的“被赦免的杀手”、“阴谋者”、“灵魂的解剖者”和“悲伤的诗人”、“上帝之仆”、“俄国心灵”、“伟大导师”，到《雅典娜神殿》的“诗人”、“画家”、“作家”和“艺术家”，并以斯拉夫派立场抨击西方的科学理性对社会与人的伤害，捍卫以道德净化拯救个体的人的观点——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些新闻框架里呈现出多面形象。由此可见，这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和思想备受英美关注，英美媒体竭尽所能挖掘他的生平和作品深意，并通过新闻传播途径树立了他的公共形象，而这一年也是他的作品正式进入英美的起点。
三，1881年至20世纪末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译介
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本英译作品《活埋：西伯利亚十年劳役》出版。该书由玛丽·冯·蒂洛（Marie Von Thilo）从俄文翻译。1月24日，英国《蓓尔美街报》以“西伯利亚的囚犯生活”为题报道了这本书（朗曼公司出版）；4月20日，美国《公理会报》在“一周图书”刊登该书图书信息（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社出版）；4月30日，美国《每日晚间公报》在头版一栏中以“西伯利亚的苦役”为题对该书做了简单报道。相比而言，德国和法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译介更早，“在德国，《穷人》德译本早在1850年就出版了，1864年《死屋手记》德译本出版，到189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德译本基本都已出版。在法国，也存在相同的译介情况。”但在英国，评论家和读者更青睐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从以下图表可见这三位作家作品的英译情况：
从图表可知，188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英译才正式开始。而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作品早在1880年以前就有英译，甚至屠格涅夫的作品英译更早。屠格涅夫的作品进入英国的原因诸多。首先，“屠格涅夫大约在1847年7月12-23日首次拜访英格兰”，直到1881年10月，他多次前往英国。他常年旅居国外，在英国结交文化圈的作家朋友如萨克雷，狄更斯等，他与这些朋友不仅讨论关于英国当时的各类时事和文化消息，因为他的俄国人身份，他们的讨论也会涉及俄国当时的社会情况，比如克里米亚战争等，所以屠格涅夫及其作品是英国作家读者了解俄国文学的一扇窗户。因此，1854年《弗雷泽杂志》8月刊发表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的选录，它是从4月出版的《猎人笔记》法译本中摘取，这是屠格涅夫的作品首次进入英国。此外，俄国文化英国介绍者也是屠格涅夫在英国受到欢迎的一个重要因素。罗尔斯顿是其中一位关键人物，“……也许他值得被铭记的是作为伊万·屠格涅夫的译者和拥护者”。1869年，他翻译了《贵族之家》，英译名为《丽莎》（Lisa），该英译小说“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使英国人对这位在十九世纪后期占主导的小说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它的书讯也在《标准报》的6月22日和《曼彻斯特信使》的6月23日刊上报道：“俄国著名小说家兼查尔斯·狄更斯先生的朋友屠格涅夫先生已经完成一部新小说，将在未来几天出版。他的《贵族之家》（Nichée de Gentilshommes）和其他的乡村生活和风俗的图景的作品已译成多种语言，他在其国家理所当然地享有盛誉。”两年后，在圣彼得堡大学教授英语的查尔斯·特纳翻译了《前夜》，他的译本不是非常有名。第三个因素是屠格涅夫本人的创作风格，他的小说虽然写发生在俄国的故事，但文风并非充满浓厚的俄国传统风格，更多是英法小说里的“风味”。即使他的英国崇拜沾染了法国气息，但“自他在斯帕斯科耶的那些年起，他经历中就有了某些英国氛围”，他的兄长尼古拉也是个英国爱好者，所以会给屠格涅夫许多英文方面的书籍，而在1868年目录学家的问答中，屠格涅夫说他在十四岁开始学习英文。除了学习英文，他还阅读诸多和英国有关的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和社交礼仪。另外，他也没有错过法文和德文的学习。他人生的许多时间都在法国度过。英法外来文化浸染于他的认知和创作，因而他的作品符合英法读者的阅读品位。
另一位1881年前在英国受到关注的作家托尔斯泰，他的作品英译在1860年代出现（与图表的呈现略有差异）。1862年，托尔斯泰的《童年和青年》由M.冯·迈森堡（Malwida von Meysenburg）从俄文译成英文。同年，《观察家报》1月25日和《印度之友》3月27日都刊登了托尔斯泰作品英译本的图书信息。
《格拉斯哥先驱报》《每日新闻》和《晨邮报》，这三份报纸先后简述了托尔斯泰的经历，并介绍他的作品英译本内容。作为在克里米亚战争时参军的贵族托尔斯泰，在战争结束后，他回到乡间邸宅，不仅在沙皇亚历山大实施的社会改革中尽力而为，还努力改善农民的条件，因为他一直积极参与农奴解放之事。托尔斯泰“不只是一个理论家；他确信能使此刻正等待解放的两千万奴隶享受自由的果实，他们可以获得教育”。他还创办乡村学校，自己担任老师。“简言之，他是个非常高尚的人。”此外，他的创作和榜样身份影响和他同阶层的贵族们，并致力于战后的国家重建。在英国媒体眼中，托尔斯泰是一位崇尚自由、充满开明的爱国精神的俄国贵族。
英国报纸报道他的《童年和青年》，认为他通过深刻的洞察力写了自己年轻时俄国的生活，用笔真挚、直率和朴素，对英国读者而言，俄国是一个非常令人陌生的国度，通过这本书，读者可以了解它在不同时期的社会风俗，信仰仪式，生活习惯，家庭关系，思考方式，情感见解等。《晨邮报》还使用一些修饰以突出这本令人好奇的书，如它带来“令人不熟悉的风俗，在俄国之外不存在的民间信仰以及和我们的社会体制不相同的社会形态”。《每日新闻》又认为它对学生心智方面会产生道德影响。此外，《格拉斯哥先驱报》认为“我们不用怀疑，这本小书以英文的方式在我们当中呈现会受到欢迎，而且它是适合青年男女的书，我们诚挚地把它推荐给公众。”《晨邮报》还报道它“非常没有英文小说的特点，但它仍有点儿类似法文小说”。在这些媒体眼中，托尔斯泰的这部作品充满异国特色，内容有教育意义，适合英国年轻人，它虽没有英国小说特色，但有法国小说的味道。因此，1862年，英国媒体树立托尔斯泰的正面形象并推介其充满许多故事的俄国小说，这些动作促使托尔斯泰及其作品进入英国读者的视野中，从1870年代至1900年代他的作品还有持续的英译。但托尔斯泰“在英国的文学声誉通过《十九世纪》杂志的一篇文章正式开始于1879年”。
与前两位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简介及其作品在英美姗姗来迟。即使从1880年代至1900年代他的作品英译有十部，但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在英国读者的接受中占尽风光，前者受到的关注度更为持久并且远胜于后者。这段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英译作品都从法译本而来。即使他的小说《罪与罚》中的犯罪叙事对英国犯罪小说类型的发展有巨大影响，但是英国公众真正认识其作品魅力前，他仍需要等待多年。其中的原因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风格和当时俄国的图书市场状况。纳博科夫曾就他对文学的兴趣（艺术的永恒性和个人天才）方面表态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算不上一位伟大的作家，而是可谓相当平庸——他的作品虽不时闪烁精彩的幽默，但更多的是一大片一大片陈词滥调的荒原”。在他之前，一些评论家们也持有相同观点，“与像屠格涅夫这样的大师相比，其笨拙的结构、过多的唯情论、陈词滥调和粗俗之语损毁了其风格”，“译者们期望消除不完善之处，为了让作者更适于西方的高品位。”从英国媒体对俄国图书市场的报道，可侧面认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市场销量：“……俄国杂志《俄国言论》有观点宣称，应该鼓励本土文学，而把税金加在所有外国小说上。《俄国言论》报道，目前，俄国大量译介外国小说，尤其是英国的，因为它的小说精彩绝伦，也非常迎合读者的品位，也许除了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本土作家想与他们成功地竞争几乎毫无可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叶甫盖尼·马尔科夫、弗·克列斯托夫斯基这类小说家，虽然他们极尽才华，创作了描写俄国生活的佳作，但比起狄更斯、萨克雷和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作品的受欢迎度，他们的作品没有很好的销量。”当时俄国在西化进程中译介大量的英国小说，俄国读者也着迷英国小说，即使本土文学受到扶持，仍比不上英国小说的销量。这种图书市场的普遍大众化现象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类作家的作品在本土的销量受阻，可以推测，如果他的作品译成英文，在英国出版，无法受到英国读者追捧，那么销量也会受限，影响书商生意。
1911年《死屋手记》英文版封面
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没受到极大的关注，所以他的作品没有大量译介成英文。除了玛丽·冯·蒂洛和H.爱德华兹（H. Edwards）各自翻译了《死屋手记》外，弗雷德里克·惠肖（Frederick Whishaw）翻译的较多，如《永远的丈夫》（1881），《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1886），《赌徒》《白痴》（1887），《舅舅的梦》（1888），但从1881年至1899年译介量总体呈下降趋势。进入二十世纪，其作品的译介量经历了两个小高峰和一个持续上升期。第一个小高峰是1900年代至192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英译者有康斯坦斯·加尼特（Constance Garnett）、C.J.霍加斯（C.J.Hogarth）、E.马丁(E.Martin)、E.梅恩（E.Mayne）、S.S.科捷梁斯基（S.S.Kotelianskii）和J.M.莫里（J.M.Murry）。其中康斯坦斯·加尼特为俄国文学的主要英译者，她不仅翻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还翻译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作家的作品。她翻译前者的作品有《卡拉马佐夫兄弟》（1912），《白痴》《群魔》（1913），《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1915），《少年》（1916），《穷人》《同貌人》《脆弱的心》《永远的丈夫》《地下室手记》（1917），《白夜》（1918），《脆弱的心》（1919），《涅朵奇卡》（1920）。1920年代至194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新英译本极少，而康斯坦斯·加尼特的译本基本又占据了约20年，重印多次，这些译作“在那个时段会被各种修改、更新、删节和改编”；而且她本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作了诸多润色以便符合英国读者的阅读品位：“她缩短和简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以各种方式减少他作品中不和谐的差异，舍弃他持续不断的节奏和重复，削弱作品的俄国色彩，在作品中作解释，使它规范化。”她的译文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风格弱化，但为更多的英国读者接受，这也是在英美传播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方式，“它也为之后的译者进一步探索更真实的声音提供了可能”。
1930年，E.希尔（E.Hill）和D.缪迪（D.Mudie）翻译了作家的书信集；1949年，鲍里斯·布拉索尔（Boris Brasol）翻译了《作家日记》。
进入195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英译进入第二个小高峰，译者有戴维·马格沙克（David Magarshack）、杰西·库尔森（Jessie Coulson）、A.科罗勃特金（A.Kropotkin）、R.雷恩菲尔德（R.Renfield）、基里尔·菲茨莱昂（Kyril Fitzlyon）、乔治·伯德（George Bird）、L.纳兹罗佐夫（L.Nazrozov）、J.古拉尔斯基（J.Guralsky）、奥尔加·莎尔采（Olga Shartse）和艾薇·利特维诺娃（Ivy Litvinova）。他们不仅重译了上一辈译者翻译过的作品，还翻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未曾被译成英文的作品，如《冬天记的夏天印象》。这个时期主要译者是戴维·马格沙克和杰西库尔森，前者“无疑纠正了其译文的错误；而且他的目的是在英语中有一种易于传播的更为新式的译文风格”。杰西·库尔森的译作“趋于流畅，但使文本缺乏生动性，并且缩略了文本内容”。这些译者依然希望在尽量不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风格的基础上用最佳的英译文，致力于其作品在英国的传播。
1960年代至199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英译呈现上升趋势，译者数量众多，译本数也非常惊人。这些译者是西德尼·莫纳斯（Sidney Monas）、亨利和奥尔加·卡莱尔（Henry and Olga Carlisle）、安·邓尼根（Ann Dunnigan）、J.卡泽尔（J.Katzer）、罗伯特·德塞克斯（Robert Dessaix）、伊夫林·哈登（Evelyn Harden）、简·肯蒂什（Jane Kentish）、安德鲁·麦克安德鲁（Andrew MacAndrew）、D.洛（D.Lowe）、罗纳尔德·梅耶（Ronald Meyer）、迈克尔·卡兹（Michael Katz）、W.J.莱瑟巴罗（W.J.Leatherbarrow）、理查德·佩维尔（Richard Pevear）、拉丽莎·沃洛洪斯基（Larissa Volokhonksy）、戴维·麦克达夫（David McDuff）、阿兰·迈尔斯（Alan Myers）、肯尼斯·兰茨（Kenneth Lantz）、伊格纳特·埃夫塞（Ignat Avsey）和D.帕特森（D.Patterson）。
1960年代至1970年代，在美国，安德鲁·麦克安德鲁翻译了《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他因喜欢把翻译比作异域风格的乐器演奏经典曲目，故他的译文“相当自由顺畅，细节变换自如，重新安排、缩减并解释这位俄国作家，以至于译本缺少作家与众不同的声音”。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又出现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新译者，他们是英国的戴维·麦克达夫，美国的理查德·佩维尔和拉丽莎·沃洛洪斯基。他们一致认为应恢复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语言的特有声音、语气，以及别样的语调，于是他们所呈现的“字面上的译文，包括试图用英文附和俄文的句法规则和词序——因为对丰满的、合乎逻辑的英语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叙述和对话中开拓了自由的俄文词序，英文翻译有时会显得特别零散——当然会刻意为之。”相比麦克达夫的拘泥字句，佩维尔和沃洛洪斯基更注重从前辈译者们的译文中挖掘“真实、粗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使书面语和可读性达到平衡。在对话方面，他们把译文处理得“更鲜活和更口语化”，但在语气表达方面，他们没有符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风格。为了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更接近他本人的表达，其他译者也在作一些努力，如迈克尔·卡兹、简·肯蒂什、伊格纳特·埃夫塞、阿兰·迈尔斯都在语言的生动性、内容的可读性、作者的语气语调等方面努力。
总括起来，从19世纪60年代末起，英美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到1881年开始译介他的作品，他一直遭受冷遇，这种情况源于那时英国对俄国文化的选择性接受，而且图书市场大众化影响译者选择译文的风格和作品销量。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离世之年，英美对其创作的报道主要以“精神分析”和“宗教思想深度”为主，这影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当时英国的接受。即使1880年代至1990年代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文，但因其作品的风格粗糙、不流畅，使作家的影响又陷入低谷。直到进入20世纪前半期，康斯坦斯·加尼特的译文开启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在英国读者中的接受，因为译者对他的作品进行完善，使其符合英美读者阅读品位，这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接受开始出现热潮。在这个基础上，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译者们涌现，汲取前辈们的翻译经验，更注重还原陀思妥耶夫斯基真实的创作风格，同时尽力增加可读性，以防读者失去阅读兴致。从图表可见此起彼伏的状态，这也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在英美经历了旷日积晷的接受和译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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