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麻吉
编辑 | 刘景丰
在印度这片新兴市场，中国企业面临的被捕不确定性仍在不断加剧。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中企有消息称，员工印度有多印度金融执法机构逮捕了4名相关人员，被捕其中一名为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vivo的中企员工。
vivo公司在回应媒体时表示：“vivo在印度严格遵守当地的员工印度有多法律法规。我们正密切关注近期的被捕调查事宜，并将采取所有可行的中企法律措施进行应对。”
此前，员工印度有多外媒援引两名消息人士指出，被捕四名vivo员工已被捕，中企但在出庭审理高管的员工印度有多法庭听证会上，律师表示只有一名vivo员工被捕，被捕法律文件中称其为中国公民。中企其他三名高管的姓名及其隶属关系尚不清楚。
前述消息人士透露，这些高管因与2022年的一起案件有关而被捕。印度执法局当天突击搜查了vivo的办公室，声称要调查其是否从事所谓洗钱活动。而对于所谓的洗钱指控，vivo方面已多次否认。
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市场，也是中国智能手机厂商出海的重要阵地之一。随着中国智能手机快速抢占市场份额，相关中国厂商近年成为印度官方重点限制和制裁的对象。
2014年，vivo、小米等一批中国手机厂商相继进入印度，并响应政策号召在当地建厂。到2019年时，小米、vivo、OPPO、realme在印度合计出货9990万台智能手机，占整体出货量比例的65.5%。
但自2021年12月以来，小米、OPPO、vivo、华为等国产智能手机厂商先后遭遇印度政府不同部门的税务调查，并被指出存在多重税务问题。
去年7月5日，据印度新德里电视台报道，印度执法局在印度44个地点突击搜查中国手机厂商vivo及其他相关公司，声称要调查其是否从事所谓洗钱活动。vivo当时曾表示，正在配合印度相关部门，为他们提供所需的所有信息，并强调作为一家负责任的企业，在印度严格遵守当地的所有法律法规。
随后，印度执法局发布声明，指控vivo印度公司为逃避纳税，将6247.6亿卢比汇往中国等地，金额相当于该公司一半左右的营收规模。声明显示，印度执法局已冻结vivo印度公司相关的119个银行账户，总额达46.5亿卢比（约合3.86亿元人民币）。
虽然中国手机品牌在印度的处境艰难，不同品牌出货量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但据Counterpoint Research数据，今年第二季度，vivo仍位居印度出货量第二大的智能手机品牌，占据市场份额的17%，只略微落后于占据18%市场份额的三星。
今年4月时，vivo印度曾表示将进一步投资印度市场，在2023年底前对印度投资350亿卢比（约合人民币30亿元）用于智能手机的生产。而在获得印度当局的必要许可后，vivo在大诺伊达的新制造工厂将于2024年初开始生产，未来将具备年产近1.2亿部智能手机的能力。
对vivo等中国手机厂商来说，印度无疑是一块仍具吸引力却越来越“难以下咽”的市场。在本土保护主义盛行的大背景下，政策方面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正成为影响外企在印度市场发展的最大阻滞。
今年9月，霞光社曾撰文对印度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进行详细探讨。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正让越来越多出海印度的中国企业提心吊胆。
以下为《印度，从出海热土到“外企坟场”》，借此机会希望让更多出海企业认识到一个正在转变印度市场。
印度，从出海热土到“外企坟场”
一个高速增长的全球大型经济体，正让中国出海企业爱恨交加。
“印度是我们第一个发力的新兴市场，占我们交易总量的90%。但2020年，印度封禁了我们的应用。”
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霞光社。
一纸禁令让他们此前所有的努力几乎化为乌有。“所以我们不得不把业务重心转移到印尼，开始开辟东南亚市场。因为印度官方政策上的不稳定性，我不建议中国出海企业把印度作为核心市场。”他发出这样的感慨。
今年，这种情况越发成为悬在出海印度中企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小米、比亚迪、富士康，乃至苹果都吃过这个亏。
自2020年6月以来，因为地缘冲突，印度政府依据所谓“国家安全”，连续多轮封禁中国包括TikTok、WeChat、UC浏览器在内超200个手机应用程序，同时多家中企相继被迫陷入税务风波。
甚至这种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措施逐渐演变为一种贸易政策——今年8月3日，印度出台政策，对进口笔记本电脑和个人电脑（主要来自中国的设备）实行新的许可限制。一周后，有报道称印度官方正在考虑对相机和打印机采取类似措施。
去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对印度2022-2023财年GDP增长预期为8.2%，同时预计今年增速将放缓至6.9%。尽管飙升的通胀率可能开始拖累其经济活动，但其依然是全球为数不多的高增长大型经济体。
过去，得益于巨大人口红利、广阔市场空间，以及高速发展的互联网经济，印度一度被视为中国出海公司尤其是互联网公司的出海热土。从2014年开始，智能手机、数字文娱、电子商务、本地生活等多个赛道众多玩家纷纷下注印度，将中国成熟的互联网发展模式迁移至印度，也带动了当地的产业升级与投资热潮。
但随着地缘政治的急剧变化、营商环境的持续恶化，加之印度对外政策的朝令夕改，对外企和资本来说，印度市场，正在逐渐丧失吸引力。
印度孟买
01.印度，“外企坟场”
2014年，是中国智能手机出海元年。智能终端品牌小米，将印度作为它的出海第一站。依托印度巨量的手机消费市场，小米在印度开疆拓土、迅速崛起。仅两年后，小米与中国制造商OPPO、vivo一起就累计占据印度81%的智能手机市场份额。截至2019年，小米智能手机在印度的出货量已达1亿部。从2018年到2021年，小米稳坐印度第一大手机品牌。
一位印度籍科技记者对霞光社说，2010年左右，印度本来有Micromax、Karbonn、Lava这些本土智能手机制造商逐渐崛起，但随着小米、OPPO、vivo等中国手机品牌，以更极致的性价比快速占据印度市场，Micromax等本土品牌日渐衰落、跌出榜单。
也正因为此，中国智能手机首当其冲，成为印度官方限制与制裁的对象。2018年，印度政府对进口智能设备征收20%的关税。2021年12月至今，包括但不限于华为、中兴、vivo、OPPO在内的多家手机厂商都遭到过印度相关部门的调查。
虽然早在2015年，小米就积极响应印度总理莫迪所提出的“Make in India”（印度制造）倡议，在印度开设了第一家工厂，并不断扩大在印生产基地，实现管理团队、硬件制造、软件生态的本地化，但它也没能逃过来自印度官方的制裁。
2022年1月，印度税务情报局（DRI）向小米印度罚了65.3亿卢比（约合人民币5.58亿元）税款。5月1日，再冻结其7.25亿美元（约48亿人民币）资产。
不久前，印度政府再度向包括小米、OPPO、vivo、realme等在内的中国手机品牌提出要求：在印度运营的中国手机品牌，应当任命印籍人士担任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和首席技术官等高管职位。此外，印度政府还指示这些企业将合同制作工作委托给印度公司，开发有当地企业参与的制造流程，并通过当地经销商出口。
接连的制裁也让中国手机厂商在印度越发艰难。2023一季度小米在印度市场的份额为16%，排名第三，比2022年下降了7%。对此，小米印度业务负责人 Muralikrishnan B 在 7 月份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小米计划减少智能手机的发布量，将更多精力放在线下零售上。
除了直接封禁和资产处罚外，提高关税壁垒也是印度政府屡试不爽的举措。
2018年，受阿根廷、土耳其爆发金融问题影响，资本开始撤出新兴市场。这导致印度货币卢比贬值，兑美元汇率下跌13%。为了支撑不断贬值的卢比，莫迪政府提高了19个类别产品的进口关税，包括宝石、塑料、家用电器和航空燃油。
而在全球新能源市场中一骑绝尘的比亚迪，也在印度遇到挫折。8月2日，据路透社报道，印度税务情报局宣称，由于比亚迪在印度组装并销售的汽车进口零部件，不符合印度的低税率政策，判定比亚迪需补缴7.3亿卢比（折合人民币约6360万元）的进口关税。而自2022年开始销售以来，比亚迪在印度共出售了约1960辆汽车。
不仅中国企业在印度接连吃亏，全球跨国公司在印度都难逃官方不知何时落下的铁锤制裁。
比如亚马逊2022年6月在投资一家零售集团的交易中，被判定有所隐瞒，并被处以20亿卢比（约1.7亿元人民币）的罚款。2023年3月，印度储备银行( RBI) 以不遵守预付支付工具规则为由对亚马逊 Pay 处以37.5万美元的罚款。近年来，印度税务部门对壳牌、诺基亚、IBM、沃尔玛、凯恩能源等多家外资企业都进行了税务调查并开出了高额罚单。日韩不少企业也面临同样的状况。
监管的不确定性是外商投资的重大障碍，以至于印度因此被称为“跨国企业的坟场”。
印度夜市景观
02.车轮开回30年前
印度的贸易政策转向，有一个确切的时间点。
2020年11月15日，覆盖东盟10国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15个国家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RCEP旨在建立统一的市场自由贸易协定，所有成员国将享受到10年内降至零关税的福利。
该协议原本应有16个国家参与谈判，但最后印度决定退出。
印度《商业标准报》评论道，印度政府已转向了尖锐的保护主义立场。此后印度政府公布联邦预算，全面提高进口关税，这是印度于1991年开始向世界开放以来从未做过的事情。
印度的贸易保护主义传统由来已久。
在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之前，印度以“许可证统治”闻名于世。关系国计民生的各行各业，无论是投资、工业、贸易，处处都要政府审批。企业运转的首要目标不是争取获得市场，而是争取获得审批。政治学家刘瑜曾在书中介绍她看过的关于印度改革前的报道：有一个印度企业家抱怨，在改革前，为了购买一台进口计算机，他花了一两年时间，跑了新德里50趟，才获得了批准。今天看上去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当时的印度困难到不可想象。
机械的审批制度不仅造成政府效率低下，也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1991年，印度开始对外开放，将平均关税从1990年的80%以上大幅削减至2008年的13%左右。而在2014年，现任总理莫迪上台后，发起“印度制造”运动，印度的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
然而印度的战略似乎事与愿违。在推动“印度制造”运动8年后，2022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印度GDP的13.3%，反而比2015年的15.6%下降了2.3个百分点，为196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另外，中美的战略竞争，也让印度希望可以从产业链转移浪潮中分一杯羹。但荒诞之处在于，无论专注于提升本国制造业能力的“印度制造”计划，还是试图在中美地缘竞争中坐享渔翁之利的投机做法，都加剧了印度从中国进口零部件和半成品。
对于这种看似产业链外溢到他国、但实际未与中国真正脱钩的现象，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施展在其《枢纽》一书的增订版中写道：“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电子技术产业，会有一系列的产业环节（而不是整个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与东南亚甚至是整个东南亚制造业集聚区加在一起，共同占据枢纽地位；但中国在其中有较强的主导性，这根植于中国的供应链网络的规模，以及中国在重化工产业上的优势。”
为了“印度制造”而脱离整个东南亚制造业，势必会显得孤立无援。
除了发展本国制造业和中印地缘分歧外，民族主义，本来就是莫迪政府试图重新建构印度民族的一种尝试。
从历史上来讲，南亚次大陆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统一国家。在英国结束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后，遗留下了“印度”这个民族国家概念。目前，印度国内有2000多个民族，分属于28个邦和6个联邦属地及1个国家首都辖区，共有1652种语言和方言。如何将四分五裂、差距迥异的各个地域整合为一个同质性的“想象的共同体”，是印度历届政府急于完成的使命。
印度班加罗尔工业园
而本身为印度教虔诚信徒的莫迪，选择了“印度教民族主义”这一工具。在国内，莫迪政府在2019年推出《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授予2014年12月31日前因“宗教迫害”进入印度的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三国并信奉6种宗教的非法移民公民身份，但唯独排除了穆斯林。这一法案被广泛视为“反穆斯林法”，虽然在国内引起穆斯林群体的大规模抗议，但却因迎合了印度教徒的民粹主义，助力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在2021年赢得大范围的地方选举，从而主导印度政坛。
看到了这张大旗如此好用，莫迪政府在对外政策上也贯穿其民族主义决策。印度国内媒体充斥着对中国、巴基斯坦、欧洲、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负面报道，媒体观察网站 Newslaundry 的Manisha Pande表示，此类报道有两个目的：将莫迪定位为让印度名声大噪的全球领导人，并宣扬一种全球阴谋压制印度崛起的理论。
在这一理论中，中国和中国企业首当其冲，成为印度旗帜鲜明抗衡的“对手”。比如，在经济上频繁对“中国制造”和“中国投资”设置壁垒。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4—2023年，印度发起的涉及中国的反倾销案多达127起，反补贴案8起，保障措施案145起，涉案产品涵盖机电、化工、有色金属、钢铁、纺织等行业。印度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中国贸易救济调查发起国，以及第一大对中国反倾销案申诉国。
历史的车轮，恍如开回了30年前——同样是对电脑做出一些限制，只不过这次换了个马甲。
03.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依然继续
形势的剧变，让一些布局印度已久的中国企业面临两难——继续，则面临更加不确定的市场风险；放弃，不仅损失巨大，还有可能错过一个增长的市场。
一些企业在寻找折中的办法。根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9日的报道，中国时尚电商巨头SHEIN正通过与印度最大上市公司信实工业(Reliance Industries)合作，在印度重启业务；腾讯出品的游戏《PUBG MOBILE》则经由韩国游戏大厂Krafton推出印度特供版本《Battlegrounds Mobile India》，在今年6月于印度重新上线。
而屡遭印度税务情报局制裁的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除了继续探索印度手机市场外，也多方下注其他赛道——小米创始人雷军创立的顺为资本(Shunwei Capital)，通过在2020年成立的新加坡子公司SWC Global，投资了印度营销自动化平台Web Engage和乳制品品牌Country Delight。
中企之所以如此难以割舍印度市场，主要原因是印度目前尤为可观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2023年4月印度和中国的人口数量近乎持平（14.26 亿），但由于中国人口增长正在放缓，而印度人口仍在快速上升，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后者将很快超过前者。
除了在人口规模上位居全球首位外，印度年轻的人口结构也赋予它潜在的人口红利与广阔的消费前景：目前印度年龄中位数为28岁，25岁以下的人口有6.1亿，65岁以上人口占比仅为6.8964%；从百分比和绝对值来看，中产阶级是印度人口中增长最快的主要群体，1995 年至 2021 年间每年增长 6.3%，目前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31%，预计到2031年将达到38%，2047年将达到60%。日益崛起的中产群体，将拉动印度消费市场的突飞猛进。
不仅是中国企业，诸多外国资本与品牌也看好印度、重资投入。2023年4月18日，苹果公司在印度开设的首家旗舰店在商品中心孟买正式营业。据彭博社报道，截至今年3月份，苹果在印度的收入接近6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 50%。投资公司韦德布什证券 (Wedbush Securities) 的丹·艾夫斯 (Dan Ives) 预测，到 2025 年，苹果在印度的收入将达到200亿美元。“印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市场，”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在 2 月份对投资者表示。“本质上，我们正在吸取多年前在中国学到的经验……并将其付诸实践。”
诚然，印度市场的规模与前景极具诱惑力。但从另一个角度上来客观分析，印度真的能离开中国制造吗？
虽然同为二战后获得民族独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但印度几乎无法复制中国经济腾飞的路径：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之一。
正如施展在《枢纽》一书中用“全球经贸复合双循环结构”这一概念来阐释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构成一个循环（第一循环），中国向西方国家出口制成品，从西方进口技术、资金以及各种高端服务业贸易；中国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构成另一个循环（第二循环），中国向发展中的亚非拉国家出口制成品，从后者进口原材料等，两个循环通过中国而联系起来。中国由此成为全球经贸循环过程当中重要的枢纽性存在。
而印度，并不具备中国这样的供应链网络优势。这一方面是因为，从1947年获得民族独立后，印度在1991年才开始开启对外开放步伐，在此之前，为了摆脱殖民主义影响，追求所谓“经济独立”，印度一直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而此时，中国已经改革开放十余年之久；并且在经济体制上，印度高度借鉴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效率低下、管控严苛、缺乏活力，从而导致本国错失成为“世界工厂”的机遇。
另一方面，按照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理论，成功的国家建构来源于军事统一、政治改革和民族认同。从这个逻辑上来看，印度很难说是一个完成了国家建构的国家，其民族、宗教、语言、文化、地域、种姓之间的异质性和复杂性，不仅导致了印度政府孱弱的国家能力很难集中力量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还导致了印度的劳动人口往往固守在自己熟悉的文化语言环境中，没有涌现出像中国一样逐资本而居的产业人口大迁徙。
另外，印度的人口红利也没有真正转移成为经济红利，这源于本国的教育资源的短缺与贫瘠。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2年印度的教育支出仅占GDP的2.9%，只有23%的印度女性从事有偿工作，而孟加拉国的这一比例为 37%，中国的这一比例为63%。缺乏技能、未能充分就业的年轻人可能会让印度的经济过早停止发展。
这一切导致了，迄今为止，印度依然是一个制造业贫瘠的国度，它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并不会因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举措就戛然而止。
根据路透社8月9日报道，印度政府当天向议会提交的报告显示，2023财年，印度从中国进口的消费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和钢铁产品等至少25种主要大宗商品有所增加。同时，印度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在2023财年同比扩大13.5%，路透社称，原因是“印度强劲的国内需求继续支持从中国进口，而中国的疫情管控抑制了从印度的进口”。
谈及印度未来的政策走向，欣孚智库的创始人、前欧盟政策顾问宋欣态度乐观。她认为，随着印度日趋深刻地嵌入全球经济体系，它也会以更开放的姿态对待外国企业与资本，目前严苛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可能只是阶段性存在。
发展的规律，不会被阶段性或局部的变化所打破。
而对中印两国来说，如何超越狭隘的地缘政治思维，加强经济联系和积极互动，从零和博弈走向双赢，是两国未来应该关注的焦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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