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0月19日电／“共同富裕”是姚洋当前的热词。何谓共同富裕，共同高民共同富裕的富裕路该如何走？社会上有不少讨论。　　平均主义不是须精共同富裕的目标。在计划经济时代，准提众收我们吃过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姚洋亏。在“大锅饭”体制下，共同高民干好干坏一个样，富裕干多干少一个样，须精民众的准提众收生产积极性不高，经济体系低效。姚洋我们不能再重复这样的共同高民错误。　　当前，富裕一小部分人不仅财富来路可疑，须精而且高调炫耀，准提众收引起社会的反感。但是，“杀富济贫”不是推进共同富裕的路径。企业家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承担企业失败的风险，社会舆论容易被“幸存者偏差”所左右，只看到成功的企业家，而容易忘记那些失败的企业家。实际上，成功企业家的高收入是以更多失败企业家的损失为基础的，这样才能在全社会层面上，让潜在的企业家打平他们的期望收益和投资成本。　　笔者认为，共同富裕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托底”，另一个是“提升”。“托底”就是为所有人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让民众摆脱对衰老、失业、疾病和匮乏的恐惧；“提升”就是提升民众的收入能力，让所有人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获得更多的收入。社会保障不仅是社会福利，也可以提高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因为它降低了掉入贫困陷阱的风险，民众就可以放开手脚，去从事有一定风险但回报率更高的生产活动，比如开个小店、发明一项新技术，或者开办企业等等。提升民众收入能力是“授人以渔”，让低收入群体依靠自身获得更高的收入，缩小与高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换言之，共同富裕不是要把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拉下来，而是要把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上去。　　这样的目标，与中国人的道德观是一致的。我国古代社会就有社会保障机制。南方地区长期存在各种族田，为本族成员提供基本的福利保障。宋代开始有政府承办的福利制度，救助老弱病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儒家理想。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公平观是建立在古老的比例原则之上的。这个原则是所谓“轴心时代”的先哲们所秉持的公平原则，孔子、孟子、墨子以及亚里士多德都相信，一个人得到的回报应该与他的能力和努力成正比。儒家和墨家更是提出了政治贤能主张，认为选贤任能是分配政治职位的原则。这些原则仍然被今天的中国人所认可，并在实践中得到实施。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责任编辑：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