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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按：
如果文中的哈利的确感受到了巨大的幸福感，这无疑是幸福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犹如电影《楚门的世界上最世界》，当周围所有人都知道楚门身处的幸福只是一个巨大的虚假世界时，楚门对于所谓真实的世界上最认知便可谓独树一帜了：只有他确信自己与实体世界的关联是幸福无比的。
这不由得让人想到诗人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幸福头脑》中提到的“穆尔提-丙”药丸——一种让人服下后感到幸福无比的致幻药剂，“他至少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世界上最内心平衡，足够让他从事一系列活动，幸福这比他以毫无成效的世界上最反抗和怀抱不确定的希望折磨自己要好许多。”米沃什在这里当然是幸福揶揄知识分子对于自由的暧昧态度，不过，世界上最对于真正患有精神妄想症的幸福人来说，让他/她永远沉侵在美好的世界上最幻想中，是幸福否是正确的选择呢？
几年前，英国人哈利挖鼻子的世界上最私人时刻被一个镜头偷偷记录下来传到了网上。
很快，这个恶作剧就成了一个全球性、爆炸性的模因。数以百万计的人（其中大多数在美国）迷上了这段视频。无论哈利走到哪里，陌生人都向他投来意味深长的目光，摸着他们的鼻孔，仿佛在说：“嘿，你就是那个挖鼻子的家伙！”
哈利很喜欢这种关注——他将自己的意外走红描述为“安全毯”，并说他觉得街上的每个人都成了他的朋友。
然而，哈利的网络明星身份存在一个问题，没有人能察觉到这一点。
在我们大多数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中，哈利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妄想症，其中许多症状似乎源自他过度沉迷于观看的YouTube视频。
他的家人说服他前往伯明翰大学附属的精神健康诊所。在那里，他向临床医生罗莎·里图南诺（Rosa Ritunnano）热情洋溢地表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哈利告诉里图南诺，他可以阅读和控制其他人的思维；他用自己的心灵感应来对抗权力中心的蜥蜴人和光明会。而这些敌人则通过隐藏的摄像机和心灵间谍监视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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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听起来像噩梦，但哈利却乐于得到那些监视他的虚构阴谋者的关注。他向里图南诺解释说：“如果我发现他们不再监视我和读取我的思维，我会感到孤独和疯狂。”[1]
尽管他卷入了一场“世界末日般的心灵战争”，但哈利也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似乎对任何人都不构成威胁。他拒绝了精神处方药物，而当里图南诺和她的同事询问他是否愿意接受一系列纸笔测试时，他则愉快地答应了。
于是，医生们使用了一些名字古怪的工具来衡量哈利的自我价值感，包括生活目标测试（the Purpose in Life Test）、生活态度指数（the Life Regard Index）和存在意义量表（the Existential Meaning Scale）。
哈利在这些测试中表现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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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10年，“听声运动”（Hearing Voices Movement）——一个由经历幻听的人组成的联盟，已经推动医学界承认他们的症状可能是对创伤的有意义的适应[2]。
里图南诺就是其中的护理人员之一。几年前，当她遇到哈利时，她刚刚开始攻读一种被称为“现象学精神病理学”（Phenomenological Psychopathology）的博士学位，该专业领域将医生的现实感与患者的现实感置于同等地位。
某种意义上来说，哈利是里图南诺的老师。她认为自己可以从哈利身上“学到一些何谓幸福的知识”。与此同时，作为哈利的临床医生，里图南诺却感到困惑：她应该如何帮助像哈利这样的人？
当然，哈利的精神病也给他带来了一些悲伤的影响。由于哈利的古怪行为，以及对其孩子的安全考量，他被禁止在一段时间内见到他们。但即使他能够更频繁地见到他的孩子，哈利也经常整天盯着油管，沉迷于一些有关“地平说”和其他阴谋论的视频，这使得他无法工作，对他的家庭生活也造成了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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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陶醉于他想象中的超能力，他告诉里图纳诺，这些超能力将他与全人类联系在一起。他说，“对我来说，人类就像一个大家庭”。
里图南诺并不是唯一有此顾虑的人。牛津大学的研究临床心理学家路易丝·伊舍姆（Louise Isham）告诉我，她首次开始思考与妄想相关的伦理困境，是在她遇到一名女患者后——这名患者相信自己是军情五处的卧底间谍。
这位患者的“任务”让她能够想象自己正在全球范围内与反派作斗争，给她一种为国家服务的感觉。因此，即使医生们能够找到方法将患者带回现实，这是否是正确的做法呢？
这个问题促使伊舍姆去查阅精神病学文献，以寻找有关如何治疗“自大型妄想”（Grandiose delusions）患者的思路（“自大型妄想”是心理学术语，用来描述包括幻想力量或秘密知识的妄想）。结果发现，并没有明确的指南。
伊舍姆意识到，“这是一个研究极度不足的领域，”她告诉我，“在临床服务中我见证了一个真正的问题，你可以看到患者的自大妄想所带来的伤害，但相信这种妄想也有明显的好处，而且真实的文献研究不足以告诉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一问题。”
那些拥有“超能力”的患者可能会决定从建筑物顶部飞下，或者给陌生人施洗礼，而且他们通常会因为忙于虚构的角色而失去了真实生活中的工作，变得社交孤立。然而，伊舍姆表示，鉴于人们可以从他们的妄想中获得的好处，“你必须非常小心，不要去让情况变得更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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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多地了解这种情况，伊舍姆和她的同事们确定了患有自大型妄想的患者，并询问他们关于自己作为弥赛亚、特工和阴谋调查者的经历。
你可能认为那些被描述为“自大型”的人会把自己想象成亿万富翁并放纵一己私欲——如果你拥有无与伦比的超能力，为什么不坐上想象中的游艇去澳门，然后赢得每一局的二十一点呢？
但伊舍姆及其合著者发现[3]，大多数患者已经创造了一个幻想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慷慨无私，甚至创造了奇迹，以帮助他人。约70％的患者报告称，他们的“特殊能力”帮助他们使其他人感到快乐，并保护他人免受伤害。
也许，这些患者的内心生活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更普遍的、关于寻找价值的意义：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自我价值取决于对他人有用。而我们，和哈利一样，总是在努力寻找人际关系，但像哈利和其他患精神疾病的人可能通过与想象的陌生人进行心灵感应来满足这种需求，而非与家人或朋友面对面交流。
正如伊舍姆所说，“这是一群被严重误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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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琳·梅泽-卡尔顿（Caroline Mazel-Carlton）会同意这一点。她告诉我，在被一名日托工作人员虐待后，她第一次听到了无形的声音。这名女性曾经殴打年幼的卡罗琳，并用化学清洁剂烫伤了她，这名女性随后与另一名成年人聊天，并说：“今天天气真好。天空中一片云都没有。”
那时，年幼的卡罗琳的脑海中响起了一个声音：“她在撒谎。我恨她。”梅泽-卡尔顿告诉我，这个声音——她后来将其称之为“弗兰克”——起初并没有吓到她。他似乎是在保护她。但后来，这些声音变成了一群人的呓语。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少女，梅泽-卡尔顿从精神病院转入监狱，医生用药物来使其麻木迟钝。
在她20多岁的时候，梅泽-卡尔顿戒除了精神药物，学会了如何驯服和安抚她脑海中最可怕的声音，包括“弗兰克”。例如，如果弗兰克吩咐她把椅子扔到房间的另一边，她可以通过简单地触摸椅子或将其翻转来“满足”他。
卡罗琳·梅泽-卡尔顿。© Danna Singer
如今，梅泽-卡尔顿运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指导其他人，她是马萨诸塞西部野花联盟（Wildflower Alliance）的培训总监。野花联盟是一个与“听声运动”相关的支持网络，汇集了一群同行，以应对声音、幻觉和其他“极端状态”。
多年前，当梅泽-卡尔顿处于咨询桌的另一边时，医生会问她是否听到声音，是还是没有？随后，谈话通常就这样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诊断结果和开处方药。
但现在，作为一名护理人员，她通过自己医生从来不会问的深入提问来探究其客户的幻觉：“你想分享你听到的声音在说什么吗？它们让你感觉如何？你的声音会让你想起过去认识的任何人吗？”
梅泽-卡尔顿表示，“作为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如果我们不寻找意义，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在履行自己的角色”，她强调，照顾者应该认识到，精神疾病可以成为一种生存工具。
她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她遇到了一名被关在精神病院的男子，他宣称自己是美国总统。这名患者“经历了可怕的机构创伤。他曾被警察脱光衣服，铐在水槽上，”她说。而现在，精神科医生们在精神病房里想要用药物将这位“总统”带回痛苦的现实中。
梅泽-卡尔顿有不同的想法。她邀请这名患者和她一起在精神病房的走廊上散步，然后问他：“成为美国总统是什么感觉？”她想知道他是否后悔成为了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他是否被自己的责任压垮了。
他告诉她，不，他喜欢当总统。“他告诉我，他在考虑他的内阁成员将会是谁，然后问我是否愿意加入内阁，”她说。“他希望碧昂丝（Beyoncé）也能在内阁的另一个职位上任职，这给了他很多快乐。”对于梅泽-卡尔顿来说，患者的幻想似乎是一种英勇行为——他重新找回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并找到了继续生活下去的理由。
梅泽-卡尔顿认为，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告诉某人，他们的声音和幻觉不是真实的。“如果我这样做，我将切断与他们的联系，”她说，“如果我不能证实他们的恐惧和担忧，他们为什么会向我寻求支持呢？”
因此，就像即兴演员一样，她与他们一起参与他们的故事。这使她能够帮助患者改变潜在的危险叙事，使之变得无害。“如果中情局要求他们监视自己的社区，结果他们闯进别人的院子或翻看信箱，那时我会请他们想象其他完成任务的方式。比如，你能认识一下你的邻居吗？”如果耶稣或安拉想挖去眼睛作为祭品，那么梅泽-卡尔顿会建议其他执行圣祭的方式。她可能鼓励客户画出献祭的图画，或者念一段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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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能让某人感到有力量而不会伤害他们的事情都是好的，”她说，“如果用锡箔纸衬帽子能让一个人感到有力量，那太棒了。让我们来做吧。为房间买一个手机信号屏蔽器？好的，搞起。因为我们只需被给予一点点行为权利，通常便可以就更深层次的真相和意义展开对话。”
她承认她的方法与主流精神医学不合拍。她和“听声运动”中的其他人“全身心投入到了奥弗顿之窗（Overton Window，奥弗顿之窗是有关一段时间内大多数人在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政策范围的一种理论。以其发现者约瑟夫·奥弗顿[Joseph Overton]命名。编者注）”，他们希望扩大可接受的治疗范围，以帮助那些在精神健康问题上有困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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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似激进的方法也有其批评者[4]。麦吉尔大学哲学与精神病学教授伊恩·戈尔德（Ian Gold）告诉我，临床医生可能需要代表正在遭受痛苦的患者做出判断。他指出：“患者的范围很广。有人可能会说，‘我很幸福，而且我有这个妄想。’但实际上他们得的病并不严重。”
他指出，如果患者正在与抑郁症抗争，或者由于幻听而受到折磨，那么临床医生可能需要治疗导致他们痛苦的潜在病理。
里图南诺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她告诉我：“这与实际信仰无关，而是与个体和他们的社会背景有关。”如果一个患有严重双相情感障碍的患者突然变得害怕黑猫，那可能是“严重恶化的前兆，他们将需要强力的支持以避免住院治疗”。
另一方面，她说，当一个长期认为自己受到外星人折磨的患者突然不再谈论UFO，这可能是他陷入抑郁的迹象，需要药物治疗抑郁症，而不是治疗他的妄想症。
尽管如此，许多临床医生现在正在采用一些方法，让患者能够选择接受自己的声音和幻觉，其中包括一种认知行为疗法，让患者学会应对幻觉。例如，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5]，研究人员指出，来自世界各国的临床指南建议，精神疾病患者应该对他们自己的治疗有发言权——即便这意味着拒绝服药。
© Georgetown Behavioral Hospital
这让我们回到了里图南诺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哈利的幸福中学到什么？她告诉我，与哈利一起工作挑战了她作为一名临床医生的思维方式。
她说：“对于哈利来说，最主要是能够面对不确定性。尽管我们作为临床医生的工作通常集中在治疗‘症状’和管理风险，但哈利的案例提醒我，我们也总是面临健康和疾病相伴的存在困境。当消除‘疾病’也意味着消除有意义时，你该怎么办呢？”
哈利没有抱怨，目前也不存在关于他或其他人受到伤害的担忧。所以，只要他的幸福持续下去，里图南诺的工作就是相信它，而不是将其视为要扼杀的症状。哈利发现他最美好的生活可能在他的幻想中。正如他曾经告诉里图南诺的那样，“我感觉自己像耶稣一样。当然我不是。但为什么不去相信呢？”
参考文献：
[1]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9074152/
[2]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9074152/
[3]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psy/article/PIIS2215-0366(22)00236-X/fulltext
[4]www.medscape.com/viewarticle/838764?form=fpf
[5]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920996418301622
文/Pagan Kennedy
译/t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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