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朝阳医院地下一层，重生急诊抢救区，推动一间小屋里摆着两张抢救床。完成见有人来，多起一位瘦瘦高高的器官小伙子站起来，“我叫米梓鑫，捐献坚守是用爱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他贴心地解释，生命“器官捐献成功完成，重生经常要争分夺秒，推动所以我们将器官捐献办公室设在急诊抢救区，完成为的多起就是能第一时间发现潜在的器官捐献者。”

　　器官捐献协调员，器官又被称为生命的捐献坚守“接力人”。他们奔走在生死与悲欢离合间，用爱为一些患者送去“新生”的希望。每一次，他们需要同时面对的是死别的悲伤与新生的希望，这其中掺杂的是不理解、气愤、卑微、感激等各种复杂的情绪。两年来，米梓鑫没有退缩过，不断地尝试，顺利推动完成了130多起器官捐献，为数百名患者送去了希望。

　　面对拒绝从不轻言放弃

　　“如果我放弃了，等待救治的患者就更没有希望了”

　　米梓鑫大学的专业是医学，毕业后，他并没有从医，而是选了一条更为艰辛的路——做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他说，这是受了姥爷的影响。“作为参加过战争的老兵，姥爷对生死看得很超脱，他很早就对我说过在他百年之后要捐献遗体。”

　　上大学后，米梓鑫在解剖课上第一次见到了“大体老师”。“这是对遗体捐献者的尊称。对于‘大体老师’，我们心中充满敬佩和感激，正是他们无私的奉献精神，我们才有了更多学习的机会。”

　　毕业后，米梓鑫进入北京朝阳医院，当时正赶上医院成立器官捐献办公室，他果断加入了这支队伍。

　　工作远比想象中困难，不被理解或是被拒绝的情况时有发生。有时候，米梓鑫一个人要同时面对一位患者的20多名家属，压力可想而知。他说：“当得知患者康复的机会很小，我们不仅要将实情告知家属，还要询问他们是否有器官捐献的意愿。刚开始时，我真的有些开不了口。”

　　即使被拒绝了，米梓鑫也不会放弃，而是持续关注患者的病情进展和患者家属的心理变化，寻找转机。有一次，医院里一名脑出血患者已被判定为脑死亡。患者的妻子、女儿原本已同意了捐献器官，但有天医院里突然来了一堆亲戚，其中一位患者侄女当场提出“不能让叔叔死无全尸”。就这一句话，让原本已经签了协议的母女俩打了退堂鼓。

　　米梓鑫多次联系那名患者的侄女，可对方始终避而不见。过了几天，米梓鑫终于“堵”到了这位女士。“患者已经脑死亡，现在全靠机器维持生命，对他的妻子、女儿来说，每一天都在苦苦煎熬。她们想要通过器官捐献留下一份对亲人的思念和寄托，让他的生命得到一种延续。希望您能站在患者妻子、女儿的角度多想一想。”米梓鑫入情入理的分析，最终打动了这位女士，捐献得以完成。

　　而正是一次次善意的理解，让他更加坚定了对这份职业的选择。用米梓鑫的话说，抢救室门口等待的家属，心态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比如，第一天进抢救室时，大家往往对抢救成功充满期待，但总有些重病人，医生也无能为力。“当家属理性看清现实时，也就是我们开展工作的最佳时机。”面对拒绝、误解，他从不轻言放弃，他常常给自己打气：“如果我放弃了，等待救治的患者就更没有希望了。”

　　有些离别让人猝不及防

　　“无论捐献最终是否成功，我们都会陪着家属”

　　采访当天，米梓鑫状态并不好，眼里有血丝，脸色显得有些苍白。当天凌晨3点多，他刚刚跑了一趟朝阳医院怀柔院区，他连续跟进好几天的一位患者突然去世了，最终没能成功捐献器官。

　　这位患者姓潘，是11月30日送医的，55岁，因车祸导致重症脑外伤。潘先生的妻儿在得知国家的器官捐献政策后，同意在潘先生过世后将器官捐献给其他有需要的患者。潘先生的妻子含着眼泪跟米梓鑫说：“如果老伴儿的器官能救活另一个生命，那就好像他还在一样。”

　　但是器官捐献是件复杂的事儿，甚至需要一些“运气”。从器官评估、伦理审查、准备法律文书、到脑死亡判定……一连几天，米梓鑫一直加班加点，四处奔忙。然而，12月4日凌晨3点多，潘先生的病情突然恶化离世。得知消息当晚，米梓鑫连夜赶到医院，帮助他们办理手续、联系太平间……米梓鑫说：“患者病情的突然恶化或是家属态度转变等都是不可控因素。无论捐献最终是否成功，我们都会陪着家属。”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几十次。连续数日的奔忙努力，一夕之间化为泡影。“对器官协调员来说，最头痛的往往是提交各种身份证明，时间往往也耽误在这些环节。”米梓鑫说：“器官捐献没能成功，往往意味着可能会有一个甚至多个生命会因此而离开。对受捐者来说，眼看着即将到来希望，又转瞬破灭了，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辛苦奔波感受人性美好

　　“能为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感觉很幸福”

　　2018年冬天，朝阳医院急诊抢救室送来一位50多岁的男性脑出血患者，在医院抢救了十几天后，被医生宣布脑死亡。米梓鑫第一时间得知情况，主动去跟家属沟通。患者的女儿是本市一家诊所的中医医生，在了解了器官捐献的意义后，很快同意了捐献。

　　由于捐献前需要做伦理调查、办理法律文书等，在那三四天时间里，米梓鑫一直跟陪在患者家属身边，随时解答她们有关器官捐献的各种困惑。

　　捐献手术当天，当患者被推进手术室后，患者的女儿递给米梓鑫一个保温杯。“知道你胃不好，这是送给你的，谢谢你让我父亲的生命得到延续。”米梓鑫没收下保温杯，但心里永远地留下了一份温暖。“那位患者后来捐出了肾脏、肝脏和角膜，一共救了5名患者。”直到现在，米梓鑫跟患者的女儿一直保持着微信联系，“这位大姐和她母亲也加入了器官捐献志愿者的队伍。”

　　在米梓鑫的朋友圈里，许多朋友就是患者家属。米梓鑫和他们相处的时间可能只有短短十几日甚至几日，但这个细心的大男孩会主动帮着家远的家属安排住处，在他们难过时陪在一旁说些宽慰的话。米梓鑫说，“器官捐献是一件伟大的事，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我们能为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感觉很幸福。”

　　因器官捐献的“双盲原则”，许多捐献者家属尽管牵挂着至亲捐献的器官，却不得相见。于是，米梓鑫又扮演起“爱心使者”。平时，他会和捐献者家属一起分享受捐者身体健康的好消息。

　　采访中，米梓鑫收到了一条微信，“小米，你看大哥现在状态还行吗？”紧接着，又是一张自拍照。画面中，一个头戴安全帽的中年男子面对镜头，笑容质朴，身后是一处施工工地。这位杨先生，是一位小捐献者的父亲。两年前，他年仅10岁的儿子因患脑胶质瘤不幸离世，当时杨先生捐出了孩子的肝脏、肾脏和角膜。

　　对米梓鑫来说，每一天都要24小时待命，每当出现一例潜在器官捐献者，他都会第一时间奔赴现场。

　　温情脉脉，是谁的眼眸？蓬勃脉动，是谁的心脏？器官捐献协调员的每个故事都值得记录。米梓鑫自己也是一名器官捐献志愿者。他说：“没有捐献，就没有移植。这件事总要有人来做，帮助逝者‘重生’，我喜欢并享受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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