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籍锡克教领袖哈迪普·辛格·尼贾尔遭枪杀身亡三个月后，印度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于9月18日提出一项震惊世界的和加指控，即印度政府特工可能参与其中。交恶自那以后，印度印加外交关系急剧紧张，和加不仅隔空互相指责、交恶互相驱逐外交官，印度印度甚至宣布暂停为加拿大公民提供签证服务。和加

长期以来，交恶尼贾尔所代表的印度锡克教是印度与西方国家关系中的潜在争议点。尼贾尔遇刺事件既是和加矛盾的放大，也引发国际社会的交恶更多疑点。这一事件是印度否意味着莫迪政府将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致力于联合印度、实施“印太战略”的和加美国与西方世界，又将如何处理印加关系中的交恶这一难题？

尼贾尔遇刺事件，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被视为普通刑事案件。

在超过185万印度裔加拿大人、约80万加拿大锡克教徒中，他是分离主义组织“锡克教正义”（Sikhs for Justice）加拿大分部的领导人，也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萨里县锡克教寺庙“古鲁那纳”的负责人。

由于该省和安大略省是加拿大锡克教徒的主要聚居地，尼贾尔由此成为加拿大重要的锡克教领袖，并高调倡导“卡利斯坦”（Khalistan）分离主义运动——旨在效仿印巴分治后获得独立地位的巴基斯坦，在印度北部旁遮普邦建立独立国家。

尼贾尔出生于印度旁遮普邦贾朗达尔县，于1990年代中期移民至加拿大。自印度独立建国以来，旁遮普邦便是锡克教分离主义运动的大本营，并通过“旁遮普苏巴运动”成功迫使印度政府重组行政区划，使得锡克教徒成为绝对多数（58%人口），旁遮普语也成为该邦官方语言。

他的早年成长阶段，正值1980年代中期锡克教分离主义走向极端化、暴力化的阶段，政府军与锡克教徒之间屡次发生暴力冲突。

1984年，英迪拉·甘地政府发起旨在镇压旁遮普锡克教群体的“蓝星行动”，政府军攻入了锡克教圣地金庙，数百名锡克教徒被杀、大量平民伤亡。这进一步激化了锡克教徒对政府的不满，英迪拉·甘地被她的锡克族贴身侍卫刺杀。而在1985年，卡利斯坦运动分子更是制造了印度航空182号班机爆炸事件。

到了1990年代初期，印度政府的打击逐渐生效，本土分离主义运动式微，包括尼贾尔在内，不少锡克教徒在这一时期移民海外。北美地区成为这些人主要的移民目的地，加拿大更是不少锡克教徒青睐的首选：自20世纪以来，规模可观的锡克教徒群体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安大略等省份不断发展壮大，他们同情卡利斯坦主义，欢迎新移民的同门教徒“报团取暖”，这无疑具有极大吸引力。

如今，加拿大的锡克教徒人数占到全国总人口的2.1%，是该国第四大宗教群体，其人口占比甚至高过印度本土的锡克教徒占比。正因如此，锡克教徒是加拿大政坛不可忽视的“票箱”，加拿大内阁的锡克教徒比印度内阁还要多，旁遮普语一度成为加拿大国会的第三大语言。

例如，比尼贾尔年轻两岁的加拿大国会议员、议会第四大党新民主党领袖贾格米特·辛格便是第一个出任国会反对党领袖的锡克教徒。这位祖籍旁遮普的印度裔加拿大政治人物同样来自锡克教分离主义传统深厚的家庭，参与过印度内阁部长卡茂尔·纳斯访问加拿大时的抗议活动。2013年，他将1984年印度当局针对锡克教徒采取的强力行动称为“屠杀”，因此被印度政府禁发签证。

随着加拿大政府将尼贾尔遇害事件与印度政府特工行为建立关联，辛格再度发声，表示加拿大人（特别是锡克教徒群体）“不再感到安全”，并誓言要为尼贾尔寻求正义，包括“追究莫迪的责任”。这番言论不仅是加拿大锡克教群体的主流观点，更在加拿大民间引发共鸣：锡克教在加拿大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信仰，在加拿大土壤上杀害加拿大公民给该国国家主权和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对于同一种宗教、同一段历史，印度方面显然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

在印度，支持卡利斯坦分离主义运动是非法行为。至于尼贾尔，印度政府指责他是武装力量“卡利斯坦猛虎组织”（Khalistan Tiger Force）领导人。应印度请求，2014年国际刑警组织对尼贾尔发出了国际通缉令。根据印度《非法活动（遏止）法》，尼贾尔已于2020年被印度当局标记为“恐怖分子”，称其“鼓励具有煽动性和暴乱性质的诋毁，企图在印度各群体之间制造不和谐”。

除了尼贾尔涉及锡克教历史冲突和分离主义的公开言论，印度政府还在2020年至2021年的印度农民大规模抗议期间对他发起刑事指控，印度国家调查局称他试图悬赏谋杀一名旁遮普的印度教人士。对此尼贾尔矢口否认，但依然被拉入黑名单，加拿大也被印方批评为“在包庇威胁印度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极端组织及恐怖分子”。

尼贾尔的遇害已是今年第三起海外锡克教分离主义分子死亡事件，印加关系由此骤然紧张也是可以预见的。正如印度前驻伊朗大使辛格（K.C. Singh）所说，印度认为加拿大纵容锡克教徒煽动分离主义运动，破坏了印度的主权和国家安全；加拿大则认为印度压制言论自由、侵犯其主权和公民权利，“双方各自不安、分歧日益扩大，两国内政决定了各自的固执”。

“尼贾尔遇害表明印度已经变成了什么样的国家。”美国《大西洋月刊》就这一事件的分析文章使用了这样的标题。文章核心观点在于对莫迪政府的认识转变：“印度政府否认了参与杀害，但在莫迪总理的治下，它变得对内不自由、对外更好斗。如此一来，在外国领土实施谋杀不再是其计划中不可想象的一部分……换言之，新德里完全可以成为不择手段令异议人士噤声的政府。”

外界争议的焦点，莫过于眼下愈演愈烈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自2014年莫迪执政以来，执政党印度人民党（下称“印人党”）采取一系列政策，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强势崛起为印度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尼贾尔遇害事件或许是一个风向标，激起外界对于这一争议话题的关注与审视——印度教民族主义将走向何处？

如果说1980年代的流血冲突是印度政府与本土锡克教徒的恩怨，今日印度政府与海外锡克教分离主义运动的较量，体现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叙事下，印度教徒与印度（非印度教）少数族裔之间的矛盾。

2019年顺利连任后，莫迪先是取消了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半自治地位，紧接着以《公民身份法》修正案为手段，降低当地穆斯林人口的比例。这两大举措均引发地区骚乱、酿成政府与民间群体的流血冲突，并影响到印人党当年在地方选举中的结果，尤其在东部恰尔肯德邦遭遇重挫。

近几年来，莫迪对内改变施政策略，避免高调显现包含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主张，当然在与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周边国家边界与宗教冲突中，仍能看到其意识形态的影子。

然而，近期莫迪政府的一些“小动作”，尤其是在主场举办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中使用“巴拉特”（Bharat，又称“婆罗多”）作为国名，再度引起争议。无论是莫迪阵营还是反对派，双方都不认为使用宪法规定的另一个国名只是简单的名称之别，争论焦点依然离不开印度教民族主义。

在莫迪政府与印度人民党看来，“印度”（India）之名是英国殖民者强加的产物，代表着殖民主义叙事与奴役的屈辱史，而“巴拉特”作为渊源久远的印地语国名，体现了其渴望重新宣扬印度教历史传统的努力。由于这次“外交正名”的动机太过明显，以致一些国际媒体对9月18日开始的印度议会特别会议做出猜想，怀疑印度会借机正式更改国名。

事实上，莫迪政府对于部分公共设施的更名，早就体现出其重塑印度教历史叙事的目标，例如将新德里著名的奥朗则布路更名为阿卜杜勒·卡拉姆博士路，将通往新德里地标建筑印度门的“国王大道”更名为“责任大道”，修改孟买、加尔各答等著名城市的殖民时代英文名称，更改海军军旗，用“巴拉特”命名国产快速列车等。

这恰恰是印度反对党最担心的做法。在他们看来，这些举措无一例外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推进，不仅加剧印度教对非印度教群体的压制，更威胁到印度的立国定位——世俗、多元的现代民主国家。

至于教育领域“废除麦考利教育体系”的呼声，今年8月内政部长沙阿提出的刑法系统改革方案，以及过去几年印度政府在教育和卫生领域加码推广印地语和阿育吠陀医学体系，更被他们视为既反英（国）、又排穆（斯林），还阻碍国家现代化的教派主义思维。

在此情况下，由最大反对党印度国大党牵头，不同政治光谱的28个反对党于今年7月组建了“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I.N.D.I.A），其缩写正好与印度英文国名重名，从而与高举“巴拉特”大旗的执政联盟针锋相对。这一联盟的组建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在2024年印度大选中赶走莫迪和印人党，抵御“野蛮扩张”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捍卫其对印度的国家愿景。

内有反对党空前联合、2024年大选连任的压力，外有锡克教分离主义“兴风作浪”，莫迪政府最直接有效的解决办法，似乎还是将印度教民族主义进行到底，加强印度教支持者的信心和凝聚力。按照这一逻辑，突出强化印度教民族叙事，扼制非印度教群体的反对言行，对海外分离主义势力加大打击力度，也许仍是进行时。

截至目前，两国已互相驱逐对方一名高级外交官（加拿大驱逐的据称是印度情报机构“调查分析局”驻当地负责人）。两国互把对方列为旅游警告国，对侨居在对方国家的本国公民加以提醒。印度政府更是暂停对加拿大公民发放签证。

两国于2022年3月重启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A）谈判亦被搁置，加拿大贸易部长还取消了原定于10月对印度的访问。据估算，若两国敲定上述协议，双边贸易有望增加多达65亿美元；到2035年，这一协定将给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GDP）增添38亿至59亿美元。

两国关系恶化，也可能会影响到印度旁遮普邦数千户锡克教徒家庭的经济利益。当地很多人在加拿大有亲人，而后者会把钱汇回家乡。此外还可能对留学业务带来影响——自2018年以来，印度一直是加拿大最大的国际学生来源国。加拿大国际教育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在加拿大求学的印度学生人数激增47%，至近32万人，占到当地所有海外学生的四成左右。

相比于双边关系的改变，更多媒体将目光投向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立场。

加拿大和美国同属情报共享组织“五眼联盟”成员，据一位匿名的美国官员表示，特鲁多在发表对印度政府的指责言论之前，已经把加拿大政府的情报发现与拜登政府共享。对于印加之间的外交争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表示，美国对于此类行为“没有例外”。“不管是哪个国家，我们都会站出来捍卫我们的基本原则，在加拿大这样的盟友推进司法和外交进程时，我们会与之保持密切的沟通与咨询。”沙利文的外交辞令看起来滴水不漏。

英国广播公司（BBC）指出，印度是地缘政治大棋盘上的关键玩家，这不止体现在其作为发展中大国的硬实力方面（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和全球第五大经济体）。“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如今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任何导致它们与印度对立的摩擦，所以西方领导人会全力以赴、争取不让印加外交纠纷外溢至各自（与印度）的外交关系。”

刚刚举行的G20峰会无不体现出这一点：除了拜登，包括英国首相苏纳克、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内的欧洲领导人也与莫迪亲切互动，这些力挺乌克兰的西方大国领导人同意在峰会宣言中避免点名谴责俄罗斯，显然是不想让印度难堪，哪怕莫迪“反俄不绝对”，发表的一些言论激怒了不少乌克兰人。莫迪正全力以赴实现其“大国梦”，志在让印度成为“全球南方”中的引领力量。而这些国家——其中相当一部分无意公开谴责俄罗斯——也是美国和欧盟积极争取的对象。

最关键的是，印度被视为美国“印太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西方世界正在积极拉拢印度作为“制衡中国”的依托力量，印度也是美国主导的“四边安全对话机制”（QUAD）成员。正是这种重要性，使得一些西方媒体在印加摩擦初起时，煞有介事地渲染“中国或将成为最大赢家”。

西方外交官更不想看到的，是西方阵营内部在这一争端中选边站。毕竟事件发生在加拿大领土上，死者为加拿大公民，而五眼联盟中的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同样拥有相当数量的锡克教徒群体，一旦在印加外交问题中处理不慎，表露出对印“软弱”姿态，有可能引发本国民间的反噬。

像英国这样的老牌西方大国，有着更加复杂的考量：印加两国都是英联邦成员，如果这一事件被渲染成为英联邦内部的“南北对立”，对英国的外交布局没有任何好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印度问题专家巴杰帕伊说，“英国在加拿大和印度之间处于两难境地，英国希望印度成为贸易伙伴和盟友，帮助对抗中国。”

如果加拿大的指控属实，尼贾尔之死将是印度情报部门在西方土地进行的第一次已知的秘密暗杀行动。“过去西方国家会谴责俄罗斯、沙特等国实施的境外刺杀。它们不希望印度加入这一名单。”BBC以讽刺口吻如此解读。

任教于伦敦亚非学院的南亚国际关系学者帕利瓦尔（Avinash Paliwal）在《印度斯坦时报》发文表示，“特鲁多政府欲借此凸显保守的印度和苦苦挣扎的西方自由派之间，相互冲突的价值体系……西方国家出于战略原因而极力忽视这种政治不匹配，反而助长了这场冲突。”

不过，加拿大尚未拿出印度政府涉案的切实证据，特鲁多政府的态度也算有所保留，谴责的是“印度政府的代理人”而非印度领导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盟友的表态基本类似，包括表示担忧关切、敦促全面调查、尽快将凶手捉拿归案，但无一把矛头直接指向印度政府。大家似乎达成一个心照不宣的共识：不把此次风波无限放大，避免伤及更重要的多边外交关系。

因此，无论尼贾尔遇刺事件如何收场，印度与西方国家恐怕也不会撕破脸，只不过合作会变得更加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