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高师民意测验
1922年11月14日，北高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举行建校14周年纪念活动。是日，北高师各部各系陈列成绩，供人观看。北高师新创的心理研究室借机开展了一次民意测验。
此次民意测验的主持者是张耀翔教授。张耀翔是中国最早传播西方心理学的学者之一，中国心理学会的奠基人。其时，张耀翔在北高师讲授心理、实验心理、儿童心理、教育心理等课程。据张耀翔称，开展此次民意测验，意在“窥探吾民真正舆论之所在”。为了提高测验的真实性、准确性，张耀翔与活动组织者还采取了保密措施，“至纪念前一日，始付油印，印刷人为本校讲义室职员，外间概未预闻，无法运动”。测验当日，举办方散发问卷，每人一张，当场填写。为增强测验的严肃性，旧式太太、儿童等，不被视为调查对象。
张耀翔（1893-1964）
问卷上，一共设计了8道题目：一是“你赞成女子参政吗？”；二是“假使你有选举权，你将举谁做下任大总统？”；三是“你最喜欢读的中国旧小说是哪一本？”；四是“当今活着的中国人，你最佩服哪一个？”；五是“你相信宗教有存在的必要吗？”六是“中国有许多不良的风俗和习惯，你觉得哪一样应当先改良？”；七是“北京地方上急当设立的是甚么？”；八是“北京地方上急当取缔的是甚么？”。8道题目，有的关乎国家大事，有的关乎地方政务，有的关乎社会心理，还有的关乎风俗改良。由于问题比较宽泛，且无明确选项，参与者提交的答案五花八门。
8道题目中，出现胡适名字的有两道：一是“大总统”，胡适有3票；二是“最佩服的人”，胡适有36票。据统计结果，可任“大总统”者共28人，第一名为孙中山，有327票；第二名为黎元洪，有122票；第三名是蔡元培，只有29票。而“最佩服的人”里，孙中山照居首位，有158票；吴佩孚排名第二，有60票；第三位是冯玉祥，有47票；第四位是蔡元培，有43票。此外，梁启超、黎元洪各40票，顾维钧26票，段祺瑞16票，陈独秀13票，章太炎12票，范源濂、张謇各10票，李烈钧、汪兆铭各7票，等等。如果按名次排列，获36票的胡适排在第七。
单就上面两个问题论，无论是“大总统”还是“最佩服的人”，参与者比较认可的是政党、派系的领袖，特别是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和行为作派，在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而胡适作为学术思想界人士，其影响力远不及政治人物、军事人物。但在少数参与者心目中，胡适还是很有威望。而如果除开政治人物、军事人物，蔡元培、胡适、梁启超等人，则是当时思想文化及教育领域一等一的人物。
北大民意测验
与北高师民意测验相映成趣的是北大民意测验。1923年12月17日，北大迎来建校25周年。其间，北大举办了一次民意测验。
此次民意测验的主持者是北大学生会主席朱务善，助理是北大学生金家凤，工作人员有谢汝镇、刘锡五、沈本安、杨世清等北大学子。因此，严格意义上说，此次民意测验并不代表北大官方。
至于测验的意图，据主持者朱务善称，主要是想测知“一般人对于今日政局之意见”“一般人对于学生运动之批评”“学生本身之课外生活情形”等。为此，问卷中的题目多涉及政治。与北高师民意测验一样，所有问题“不含暗示，以存其真”。其中，第6题是“你心目中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是哪几位？”这道题目与北高师民意测验中的第4题“当今活着的中国人，你最佩服哪一个？”类似。北大的这道更为笼统，在时间上没有限定，在范围上却扩至“世界”，以至于答卷里古今中外、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有。
测验结果显示，外国的“大人物”有列宁、威尔逊、罗素、泰戈尔、爱因斯坦、威廉二世、托洛茨基、华盛顿等。其中，列宁票数最高，有227票，占总票数的45.7%。排在第二的威尔逊只有51票，完全不能与列宁相提并论。
与此同时，国内的“大人物”共投1056张票，其中孙中山473票，陈独秀173票，蔡元培153票，位居前三。三人之后，段祺瑞45票，胡适45票，梁启超29票，吴佩孚27票，李大钊25票，章太炎10票，冯玉祥、梁漱溟各7票，李烈钧6票等。测验主持者表示：“孙文票数，几占中国大人物被选者全体票数之半，然则孙文乃中国之大人物矣，于是可以测知一般人对孙氏之态度。”这与北高师民意测验结果相差无几。
此次测验的参与者有1007人，其中学界752人、记者11人、军界9人、工界7人、政界11人、警界2人、商界8人、其他未注职业性别者207人。虽然参与者表面上比较有代表性，其实还是以学界为多，占到总数的75%多。而这部分人基本上达成“共识”——20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是了不起的“大人物”。到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孙中山的威望更是空前。而此时的胡适既不是“革命的民主派”，也不是“反动的军阀派”，而是“非革命的民主派”（1923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对胡适的定位）。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背景下，在高校师生特别是在革命进步青年群体，胡适与“大人物”理所当然还有很大差距。
《密勒氏评论报》“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
北高师民意测验与北大民意测验，都属于校园民意调查。而且，由于调查的指向不够明确，反馈的信息多且杂，在深度上也就十分有限。而要说“大人物”，在两次民意测验之间，胡适已经跻身“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行列。
1922年10月7日，《密勒氏评论报》( The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 启动了以“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Who are the twelve greatest living Chinese)为名目的民意调查。公告称：“论中国政事经济者每谓中国乏强有力之领袖人物，盖国中出类拔萃之人才，昔已凋谢。而自共和创始以来，各方之领袖人物尚未产生也。夫中国今日岂乏此项人才乎？为解决此问题起见，阅者之意，以中国何人具有此项资格，可选出十二人，将其姓名填入左方之空白选举票中。”
同时，《密勒氏评论报》明确了“选举”的办法、规则、时间等，主要有：被选举人须系“名望素著堪为一业中之代表者……例如政军商银行各界以及其他专门事业之人物”；无论中外人士皆可投票，惟选举人须在选票中注明自己系外国人、中国人或中国学生，投票人之姓名无庸署于选票中，但可附一署名信函说明选举某人之理由，主持人将严守秘密，不公开署名信札；选票将在每一期密勒氏报刊出，已投票之读者，可将以后登出的空白选票“传与亲友，务使此项选举益加普及”；选票可用英文或汉文填写，径寄报馆，选举结果将逐期揭晓等。
《密勒氏评论报》
1923年1月6日，《密勒氏评论报》如期公布最终结果，排名前12的有：孙中山（1315票）、冯玉祥（1217票）、顾维钧（1211票）、王宠惠（1117票）、吴佩孚（995票）、蔡元培（969票）、王正廷（925票）、张謇（915票）、阎锡山（724票）、余日章（703票）、黎元洪（671票）、胡适（613票）。至此，为期三个月的“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民意调查结束，孙中山、冯玉祥、顾维钧等12人入选。胡适虽然名列榜尾，但能在这场“海选”中胜出，殊为不易。毕竟，参与这次民意调查的人数有1900人左右，全部选票多达18904票，票数在4票以上的“被选举人”有195人。
《密勒氏评论报》是美国记者汤姆斯·密勒（T.F Millard）1917年6月在上海创办的。相比于当时其他外商报纸追求商业、广告利益的做法，密勒和他的继任者鲍威尔（John Bill Powell）都致力于将其办成一份独立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英文报纸，以便“让远东局势的发展，使本国明了；同时让西方的发展，使东方明了”。当时，《密勒氏评论报》一半以上的发行量是在海外，读者也有中国政界人士和知识阶层，许多大学、中学的学生则将之作为练习英文的教科书。如果不求全责备，此次调查在当时是比较规范和成功的，测验结果也是比较真实可信的。
《密勒氏评论报》的评选，曾经引起了胡适的关注，最为直接的证据是，胡适在1922年11月19日的《努力周报》发表了《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文中，胡适拟出自己心目中的“大人物”名单——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吴稚晖、张謇、孙中山、段祺瑞、吴佩孚。这份“名单”当然只是一家之言，代表的是胡适自己的“倾向”。
胡适《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努力周报》1922年11月19日）
1923年3月12日，在致美国朋友韦莲司的信中，胡适提及这次民意测验：“在一个由上海周报所举办的一次公众投票中，我获选为‘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之一。很少有人能理解到：与暴得大名斗远比与反对的意见斗更艰难！我很清楚，以我这样年纪的人暴得大名的危险。我为自己立了一个生活的原则：一定要做到名副其实，而不是靠着名声过日子。”
《京报副刊》“新中国柱石十人”
1926年1月4日，《京报副刊》主编孙伏园发起了一项名为“新中国柱石十人”的民意测验。此次民意测验与《密勒氏评论报》所做的“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民意测验在主旨上可谓如出一辙，只是名额有所减少。
《京报副刊》
关于举办此次民意测验的动机，孙伏园在倡议书中向读者交代得很清楚。孙伏园认为：“二十世纪给我们的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辛丑条约，赔偿各国四百五十兆两，这笔账到现在还没有算清。从此一步一步的往死路上跑。”孙伏园将中国比作“病入膏肓”的病人，“几乎没有一条血管里没有毒的”。而“在我们满是毒菌的病体里，忽然发生出多少白血轮来，把血液渐渐的洗涤干净，从此走上健康的道路”。孙伏园所指的“白血轮”是能够引导中国走向独立、稳定的领导者，是革除病疾、救亡图存的希望所在。倡议书中，孙伏园表示：“你我眼光里隐约的虽然都有，却没有一个人出来征求，出来计算这笔总账，于是大家都含胡着。本刊本了这个意思，特从一九二六的新年第一天动手征求起。假定这白血轮的数目为十枚，一九二六以后的新中国的命运便寄托在他们身上。这十枚白血轮我们名之曰‘新中国之柱石十人’。”
与《密勒氏评论报》所做的民意测验相比，孙伏园主持的此次民意测验更为“随意”。首先，“投票的十人中的分配，一听投票者的自由，并不限定学者几位，政治家几位，军人几位”；其次，对“柱石”的人数也不作特别限定，如果参与者认为十个太多可以少写几个，如果参与者认为十人太少也可多写几人；再次，测验时间也做过更改，原本1月28日截止，因收到的问卷比预想要少得多，活动便顺延了一个月；最后，在问卷的发放上，也频繁变更。最初采取随《京报》分发至各地，读者裁取票纸后寄送回报馆，广告上有“票纸恕不另送”字样。测验进行中，因有的读者不是《京报》订阅者却想参与，于是报馆又备若干票纸供人函索，“有时朋友取去代发，我们也极愿意”。其间，报馆还派人给清华学校等各校发放票纸，结果读者反馈“倘若不能把所有的学校普遍分送，则所得的结果，当更是不可靠”，于是采取折中的办法，即“一方遵从来信者的意见，一方仍照以前办法，把票纸存在本刊编辑部，来信索取者给他，否则不给”。
孙伏园在中国现代文艺副刊发展史上被称为举足轻重的“副刊大王”，其主编的《京报副刊》于1924年12月5日正式出版，而其所在的《京报》由著名报人邵飘萍创办，一个月的发行量达到“二十余万”。孙伏园原本期望此次民意测验至少有1万张选票，但事实与预期结果相差甚大。1926年2月28日，《京报副刊》举办的“新中国柱石十人”民意测验正式截止，最终只是收到791张票纸。对此，孙伏园分析缘由：“民国以来这许多年扰攘，吃苦的只是农工商贾等等人民，但也只有农工商贾等等人民应该吃苦，因为只有他们对于选举最是漠然。”
1926年3月11日，《京报副刊》公布“新中国柱石十人”民意测验结果（因“有几位先生兼用分数的”，统计也仍按分数计算）。蔡元培（471又7/10）、汪精卫（464）、蒋介石（456又1/10）、吴稚晖（396又1/10）、冯玉祥（352又3/10）、王宠惠（246）、陈独秀（242）、李烈钧（193）、于右任（170）、徐谦（167）等10人入选“新中国柱石十人”。虽然此次民意测验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但参与者中不仅有林语堂、张申府、高佩琅、黎锦熙等社会名流，也有许广平、朱岳峙、李振翩、叶云波等青年学子，因而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民意”。
此次测验中，胡适获得的票数为122又5/10，排在第15名。另有四人排在其前，分别是第11名吴佩孚（166票），第12名梁启超（157票），第13名李石曾（150票），第14名胡汉民（145票）。同样，如果排除政治、军事、外交、工商等领域的人物，单在文化教育领域，排名前十的有蔡元培、吴稚晖、陈独秀、梁启超、李石曾、胡适、李大钊、鲁迅、章太炎、范源濂等。这“显示出1926年前后思想家、教育家对民众特别是知识阶层的深刻影响”。胡适虽然未能跻身“新中国柱石十人”之列，但年纪轻轻的他又一次与蔡元培、梁启超等人同处“第一梯队”，一定程度上说明胡适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新文化运动中的要角身份依然影响甚大，广受知识界以及普通民众的认可。
小结
北高师民意测验、北大民意测验、《密勒氏评论报》“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以及《京报副刊》“新中国柱石十人”等民意测验，从时间看，早的是在1922年，晚的是在1926年；从举办方看，有的是高校，有的是报纸，有的是中国人主持，有的是外国人组织；从调查对象看，有精英阶层，也有普罗大众；从参与人数看，少的七八百，多的近两千……总而言之，几次测验放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视角也在切换，从而使观察更为全面，信息更为丰富，自然也有助于通过民意更好地了解胡适在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影响和地位（见表，如果只排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的人物，胡适的排名更为靠前）。
特别说明的是，北高师民意测验、北大民意测验等民意测验，几乎都无官方背景。虽然单次或多次的测验都不能也无法体现足够的民意，但这类民意测验“原无利害冲突，既不受金钱的驱使，又不受势力的压迫，可纯粹凭个人的自由意志和直觉的是非之心，举他素日最崇拜的人”，其代表性是显而易见的。
1917年到1927年，可谓胡适名满天下、如日中天的巅峰十年。10年里，胡适协助蔡元培改革北大，奋力教书、著述、演说、翻译等，开风气之先，处风浪之巅，砥砺同道，提携后学，实在是个“拼命三郎”。同时，胡适热爱交际，长于交往，人脉不断拓展、声望不断扩大，也就迅速成为“20世纪中国第一公共知识分子”，继而成为引领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的要角。
然而，五四之后的中国，中西碰撞，风云激荡，“在社会处于激进氛围中，所有推动者或被裹挟者都有着激进的期待”。社会上多数人希望胡适能够成为激进派的领导者或支持者，“而主张温和变革的胡适显然不是合适的人选，他自然只有被视作‘落伍’和被边缘化”。这也是20年代民意测验中胡适一再远远落后于政治人物、军事人物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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