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在社交软件上的头像，是阎连用一座金黄色的半身雕塑——那人头发凌乱，眼窝深陷，科果愁眉紧蹙，词形嘴角歪歪斜斜地闭着——那是容那一张苦大仇深、尝尽世间悲欣的逃离脸，恰和阎连科本人面容神似。阎连用

用贺知章的科果诗句“乡音未改鬓毛衰”来形容现在的阎连科，似乎再恰当不过，词形他浓重的容那河南口音并未被北京人同化。

“北京就是逃离这样一个奇怪的城市，你不来的阎连用时候非常想来，来的科果时候你不爱它，叫你走你也离不开。词形” 阎连科来北京已经三十年了。容那

和作品中表现出的冷峻不同，现实中的阎连科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他显示出极大的真诚，讲话声音很轻，语速也不快，带着河南口音，甚至在他的眼神里你也看不到任何凌厉。

写作了一生，出版了多部长篇、短篇小说和散文集，是第二位拿到卡夫卡国际文学奖的亚洲作家，也被认为是莫言之后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之一。

然而来到生命的62岁，阎连科很坦诚地说自己老了，死亡也已经踏着稳定的步伐走过来，感觉奋斗了一生，没有任何成就，也还没有写出自己心中的那一本小说。

“唯一有一点安慰的，是这一生还比较努力，有明确的目标，一步步不停脚地往前走。”

选择“逃离”

从农村到镇上，从镇上到县城，从县城到洛阳，从洛阳到省会郑州，最后到北京、到香港，他还想逃得更远……

1958年，阎连科出生于河南的一个偏穷的村落，嵩县田湖村。在这个情感紧密的家庭里，有他的父母，两个姐姐，还有他的哥哥。

父母是农民，这让阎连科从童年时期起就体会着乡村和土地带来的滋味，那是无趣与疲惫，单调与乏味。上学之余，他下田割草、喂猪、放牛，生活中的一部分被“永不间断的饥饿和疲惫”缠绕。

在散文集《她们》中，阎连科回忆了一次和二姐拉煤的经历。

由于父亲有哮喘，寒冬腊月，阎连科和二姐两位少年需要承担为一家人拉煤的工作，深夜出发、深夜才能回，来回要走一百六十里。

回家路上，两少年拉着500斤的煤在漆黑的夜路上走着，累得每走十分钟就要休息十五分钟，这种劳累差点将人压垮。

在那样的时刻，阎连科写道“做人出力实在是一桩糟糕的事”，而正是在路途的歇息中，二姐第一次和他聊起未来，并且很认真地对他说“你是男娃儿，你要努力离开家”。

很小的时候，阎连科就知道自己以后一定不能像父亲那样。他想到城里去，他不想跟父亲一样一辈子种地。

洛阳曾经是阎连科对城市的想象：这里有很多人，大家都穿得漂亮，也有三四层的高楼。

更直观的是，洛阳城里有路灯，城市就显得亮堂，那个时候的农村还是没有电的，“那个时候我心里有了一颗种子，我一定要到城里去”阎连科回忆。

想离开村庄，对于阎连科来说一共有两条路：一是考学考出去，一是去当兵。77年高考，他没考上，想出去只剩下当兵一条路。

16岁的时候，他通过了体检和审查，得到了当兵的机会。临到走的时候，母亲一把鼻涕一把泪觉得太小，不让去，他就继续读了高中。

再动要去当兵的念头，阎连科已经二十周岁了。再不去当兵，就没机会了。母亲也知道这情况，就让他去了，用母亲的话，“去撞一撞大运，撞一撞命运”。

离家的前夜，阎连科在村里深冬的寒夜间一夜未眠，家门口那条小河的结冰声“刺骨地响在耳边和村落上空的寂静里”。

在这个声音里，他起床到父亲的床前去道别：“爹——我走了……”

在他“文学钻石”一般的《我与父辈》中，阎连科记录道：“父亲从被窝里伸出他枯黄如柴的手，把我的手捏在他手里，喘喘吁吁嘱托道：‘走吧你……走了就努力出息些！’”

和乡村的困苦一样给阎连科带来“冲击”的，是书籍的世界。而大姐的床头被他称为“人生中的第一个图书馆”。

有一天，阎连科在大姐的床头读到了张抗抗的长篇小说《分界线》。很多年以后，他早已记不清那本书讲了什么故事，但那本书封底的内容提要却至关重要。那上面写着，知青张抗抗从杭州下乡到北大荒，因为去了哈尔滨出版社改书稿，张抗抗在小说出版之后离开北大荒，留在了哈尔滨。

这个“命运转折”的故事让阎连科“猛地一惊”：“原来，写出这样一部书来，就可以让一个人逃离土地，可以让一个人到城里去的。”

1975年前后，阎连科写作的念头“萌动了”。写一部长篇小说，到城里去出版，调进城里，他就可以——离开土地了。

他的第一个短篇，发表于1979年。而洛阳只是阎连科人生中的驿站，1989年，他最终决定要从事文学，便毅然去北京的解放军艺术学院作家班上学了。

有一次，他一个人坐车到天安门广场，到了黄昏的时候，从天安门广场开始往魏公村走，一个人走在漫漫的长安街上，非常茫然，像于连来到巴黎一样，没有任何目的，从黄昏一直走到夜深人静。

“那种孤独感，那种渺小感，那种寂寞感，让你觉得，一个人面对着这个世界，面对着这个社会，真是卑微脆弱到像是一滴水。这时候，人的内心受到了伤害。”多年后，阎连科如此回忆。

正是这种时刻，文学诞生了。“我想写小说。我想写的小说，不来自于任何生活故事，而来自于无数毛茸茸的念头，它们在这儿碰撞、碰撞，直到我去写它。我开始拼命讲故事、讲故事，因为忽然意识到一个人的渺小，只能加重个人奋斗的努力。”

成名成家

“无论从文学还是经历，阎连科都实至名归。他有着犀利的讽刺和对现实的观察能力，最重要的是他拥有面对现实的勇气。这和卡夫卡的创作精神一样。” 2014年，阎连科荣获弗兰兹卡夫卡文学奖，授奖词如是评价。

阎连科虽然刚刚六十出头，但早已满头银白，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显沧桑。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在功成名就之后早已“封笔”，但他仍然保持着稳定的高产，还时不时捧得国内外的文学奖项，羡煞同行。

他是近年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上的常客，虽然他一再表示自己连一个英文单词都不会，根本不关心这个奖项。但每到颁奖前夕，总有一帮媒体记者密切地守候着他的电话，比他还热心。

近年来，他越来越怀疑写作的意义，他在上一本长篇小说《速求共眠》的后记中，以《走向谢幕的写作》为题，倾吐胸中块垒，说“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写作的无意义。经常怀疑，我一生的写作，就是一场笑话吧。若不是到了这个年龄……久而久之会觉得无聊、无聊、再无聊，我就真的不再写作了”。

话虽如此，但他的笔却一天也没停歇过。2019年，在完成长篇小说《心经》后，他又着手写了一部近二十万字的回忆家族女性的散文集《她们》，将他的母亲、姑姑、娘婶、姐姐、嫂子、妻子、孙女等身边的至亲女性全部写了一遍，四代女性贯穿了一个世纪的历史。他在书中说，“女性被挟裹在这个伟大时代里，开始了她们的人生和营生。她们如黑夜中的一盏灯，莽荒空阔中的一条路，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

他原本对学理上的“女性主义”了解甚少，但为写此书，他恶补了波伏娃、安托内特·福克、西蒙娜·薇依等女性主义学者的代表作，并针对中国农村妇女的生存状况，大胆地提出了“第三性”的概念。他在下笔的时候非常清楚，“是要写‘作为人的女人’，而不是‘生活流中的人’”。

在几代女性的生老病死中，他觉察到她们的人生多少有些像一条浑浊的流不动的河，他看到她们身上的女性光辉，同时也看到乡村土地上难以治愈的沉疴。因而，他说，过往一个世纪里，女性命运的精神本质，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他用一个极具隐喻意味的微型小说，让萨特、波伏娃等人在他家乡的集镇上登场，来说明女性主义仍未被广泛接受。

家乡这片热土为他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想象。在《我与父辈》中，他感恩故乡的土壤、阳光和细雨，以细腻的笔触还原了父辈们的生活，回溯家族中世代传承的品质风尚，回味家庭生活的种种温情。

《田湖的孩子》更是如同一部纪录片，不矫饰、不模糊，真诚地告诉读者：

田湖给我带来的影响已经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它不简单是给你一个故事、一个人物、一个情感，而是给了我理解世界的方式。

对于阎连科来说，田湖是世界的中心，是浪漫的回忆，是超越民族、超越地域的存在，为他的写作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世界上任何一个作家的写作都有块某种文化的地方终身离不……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某些作家的故乡。”

在阎连科看来，只有和故乡产生联系，写作才能得心应手，他感恩于故乡--他最初的创作灵感的发祥地：我的幸运就是出生在这么一个村庄里，这个村庄放大了就是中国，离开这个村庄，我几乎无法写作。

2014年5月，阎连科获得该年度弗兰茨.卡夫卡奖，成为首次获得此奖项的中国作家，也是继2006年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之后，亚洲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作家。喜讯传来，阎连科却表现得非常低调，面对蜂拥而至的采访邀请，他多持婉拒的态度。

虽然向来被外界看，且常常作为最有机会得诺奖的中国作家之一”成为人们讨论的热门，阎连科坦言，对诺奖，他“想都不要去想，那是太偶然的事情。”

他也曾专门解释对文学奖项冷处理”的态度，他说：“人是很容易被外界的一件什么事所影响的。获得一个文学奖，固然是好事，但是如果在心态上不加以自我警惕，很容易会陷入一个危险境地——误以为自己真的从此就成了国际文学大师了。”

他认为自己的内心和生活的秩序对写作很重要，荣誉只会带来焦虑和压力，希望自己与热闹保持距离，因为自己最关心的，还是“能不能写得再好一点”。

回归初心

62岁的阎连科过着极自律的生活。

每天晚上十点左右睡觉，早上六点半左右醒来，洗漱、吃饭后7点坐在书桌前开始写作。早上7点左右到10点，是他的工作时间，每天都要手写2000字。

阎连科一直渴望、喜欢这样规律的日子，远离“乱糟糟的生活”。在北京，阎连科每天都会遇到一些意外的、让你去思考的事情，这种过多的信息、过多的意外，总让人想要逃离。

“对一个作家来说，写不完的故事不是一个好事情，我们的社会节奏太快，故事太多，作家受故事压迫，就像满地黄金你不知道哪一块更好，也不能把他们都带走”。

阎连科的故事，都来自河南嵩县田湖村的这片土地上，他写的始终是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我经常说，每一个人离开土地之后，你一定要去理解那一块土地，但你不能要求那一块土地上永远守在那里的人理解你，你一定要去理解她们。”

在北京，阎连科和老伴、儿子一家人住在一起，一大家子人。

这样的人间烟火气让思想忧郁低沉的作家阎连科感觉到活着的意义，“如果离开妻子孩子，真的会彻底走到虚无里走不出来。他们是需要我的，而文学其实没必要一定需要你阎连科。”就像被放飞的风筝，亲人就是牵着阎连科的那条线。

阎连科觉得自己是个老人了，已经不再畏惧谈论死亡。

去年10月17日，他的好友、瑞典人马悦然溘然长逝，马悦然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是最让阎连科羡慕。

如果可以的话，阎连科设想人生最好的结局是这样的：

像塞林格一样逃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个像博尔赫斯那样的图书馆，十分之一大就可以，每天坐在那儿，像纳博科夫一样看看蝴蝶，看看小鸟。

突然有一天，像我们熟悉马悦然老师那样，从说完最后一句话到离开，一共四秒，头一歪人就走了。

“这是我最渴望的事情”，阎连科说。

但他还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因为他还没有写出自己心目中的那一本小说。

虽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角度和方法，阎连科至少相信自己的路还没有走到尽头，还没有江郎才尽，“世界上伟大的作家很多，我无法超越，但我不能不做这种努力”。

“你一生的写作，不是写别人，而是写自己。当你把自己真真实实地解剖开的时候，那可能是你最后一部小说。那是你对这个世界最好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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