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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比》:走真实,但困难的路

[探索] 时间:2024-03-29 07:47:31 来源:蓝影头条 作者:综合 点击:132次

    

作者:雅婷

《芭比》导演格蕾塔·葛韦格在接受《Vouge》杂志采访时,笑谈自己为什么会对芭比乐园感兴趣——芭比乐园与伊甸园乃至创世纪里亚当肋骨变出夏娃的困难神话完全相反,“芭比才是芭比最早被创造出来的那个,肯在芭比之后被创造,困难主要还是芭比为了提升芭比在世界和我们眼中的地位”。

格蕾塔的困难解释和解释方式带有开玩笑的意味,但这样的芭比狡黠也是她作为电影导演极具辨识度的表达方式。从《伯德小姐》到《小妇人》再到商业化特征更强的困难《芭比》,格雷塔总是芭比能用不经意的姿态点明女孩不断在经历,却不被普遍诉说的困难“真理”,再经由银幕或电影的芭比其他形式,将无数“真理”时刻定格成相应观众的困难永恒瞬间。

对部分(和我有同感的)观众来说,《芭比》的困难其中一个瞬间也来自于芭比在车站,以及芭比和“芭比之母”谈话时刻。芭比格蕾塔在《纽约时报》的采访里也解释过设置这个场景的用意,和“创世纪神话反面”一致的逻辑,“上帝是一个慈爱的祖母和母亲,上帝当然会告诉你‘亲爱的,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这才是我想传递给观众的感受……如果没有这个场景的话,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了”。

《芭比》是一部电影,也是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当我们掌握了这个视角,不依靠任何指引就能知道,没有不可被质疑的规则,没有从来就该如此的世界。

我们很容易验证《芭比》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女性主导的团队构成,及作品承载议题与表达主题外。最重要的,《芭比》从视觉、剪辑、场景设置到叙事方式,都充满了女性能够超越语言,直接体认的生命经验。

作为文化作品,《芭比》的调色、音乐、场景美术和符号象征等意味,都有更丰蕴的学术坐标作参考理解。对所有从小玩过(可能是盗/其他版)芭比娃娃的女孩来说,直到芭比完全走出芭比乐园之前,我们都知道这些所谓看似碎片化且有点非时序性的镜头,是在什么样的逻辑中运行。

芭比乐园作为已实现了“女性掌权”的飞地,无论是一丝不苟的妆发,从天而降的优雅登场,还是假装吃饭的得体姿态等细节,固然都自带有的放矢的精彩讽刺意味。但首先,对玩过芭比,且在童年时期,会把芭比当成未来理想化自己的女孩来说,我们会知道那也是我们的芭比,也是我们和芭比的游戏方式。

这种说法并不夸张,考虑到国内直到上世纪80、90年代才开始的普遍外贸流通,《芭比》电影里那个真心喜欢过芭比,和芭比有“情感羁绊”的母亲,她成长经验所对应的或许是国内90后一代的女孩(一线城市则会更早)。另一方面,因为90后一代多是独生子女/来自双职工家庭,无论性别,我们都会更容易理解并代入和玩具产生情感羁绊,甚至是“心灵感应”的原因来自哪里。

在当时那场可以靠想象完成的游戏中——芭比完美的一天就意味着她醒来就会被所有人喜爱,在热舞派对中大放光彩;芭比和肯不知道留宿的意义何在,不理解不和闺蜜搞睡衣主题的夜晚有什么乐趣;芭比也不会被暴力的对待,即便是“车祸”,她和肯也会端庄坐在车里,最多有点粉色泡泡的嘭嘭提示音;芭比的世界里几乎没有和战争相关的游戏道具,即便肯真的利用芭比乐园开战,他们所赴的也是“斗舞”这样的魅力战场。

长大后的我们,因为女性意识的被启蒙,或女性议题的被讨论,或许会更理解甚至认同,女儿萨沙面对芭比让女性感到“自卑”的控诉,或者“男人恨女人,女人也恨女人,所有人都恨女人”的愤怒。

但格雷塔用一种温柔,甚至是温暖的方式化解了这一切。“如实”呈现芭比游戏正反面双重影响外,观众也很容易捕捉到《芭比》叙事主体的暗示。通过芭比来到现实世界最终和母亲葛洛莉亚相认,以及葛洛莉亚的画对芭比造成影响,芭比副驾驶乘客和心灵感应等情节。我们能够知道,在芭比勇闯现实世界和年长女性凯伦·米勒的画外音叙述之间,《芭比》还可以被看作是葛洛莉亚幻想中的游戏。

对葛洛莉亚这个角色作更进一步抽象的话,这也可以是和她有类似代际生命经验的女性的所幻想出的芭比游戏。在美国,她们或许有实际所指,即经历了不同代际女性主义解放运动后,却要接受虚假进步结果的失望的女性。在国内,这个形象并不具体,但二者也有一些情感上的共通之处,结合独生子女一代的成长背景,和现阶段面对的上升压力与下流趋势,作为成人的现实世界,客观上也远比孩童时的幻想要更残酷和让人失望。

而如果我们从《芭比》中感受到了任何令人振奋的力量,任何指认现实并渴望改变现实的勇气和行动力。《芭比》也是在用来自女性经验的语言告诉所有观众,不要小瞧游戏和幻想的能量,不要小瞧女性想象和渴望的世界,最重要的,我们不必通过否定自己来进步。芭比塑造了我们,芭比限制了我们,但芭比也教会了我们友善和非暴力的意义,也曾鼓励我们向远方走去。

我们在这个层面上,再回答《芭比》所具有的讽刺意义。调侃、幽默和制造反差等易于总结的喜剧手法外,更多让人发笑的时刻是来自于电影还将现实中的焦虑和恐惧给打破,这关于性别,更关于系统里所有性别都会经历的多数弱势群体。

可以说,从《芭比》的命名开始,电影就已能用轻巧的形式准确指出了刻板印象和偏见的运作形式。

哪怕是不太熟悉西方女权主义社会运动的观众,也能在国内女性议题和社交网络混杂的讨论环境里,多少感受到自己对芭比情感色彩的变化。在《芭比》正式上映前,如果你来自萨沙的成长背景,那你多少会对她嗤之以鼻;如果你是葛洛莉亚那一拨,曾经真心喜爱过芭比又接受过女性意识的启蒙契机,你可能不会讨厌她,但也不会觉得芭比是一个形容了不起女性的恰当表达;如果你是对性别有明确等级划分,且更在意阳刚气质的那一拨,那肯和整个芭比乐园对你……你去看这个电影本身就是在挑战自己(褒义)。

但看完《芭比》之后,被电影打动的观众,对芭比这个形象乃至符号本身,都会产生新的情感觉察。我们会意识到,芭比这个词这个形象这个存在,本身并没有问题,差别只在于你如何看她,而这个“看”本身就是被每个人所处系统里占据更大话语权的价值导向、资本机器和文化传统(偏见)所规训和塑造出来。

熟悉女权主义社会运动和理论发展的观众或许会一眼明了,芭比从出现到后续迭代本身就对应着(西方)各种女权主义社会运动的进步诉求。从保姆式母亲,到身体主导意识到成为金发碧眼的可人儿,再到多种职业多种可能多种肤色的闪亮未来。芭比作为“理想女性”文化和消费交织生产出的象征符号,本身就是“女性意识进步”的集中体现。

因此,电影开头那个塑料、精致又平权的美好乐园,对应的也是西方文化语境里现如今政治正确遍布,却还是能找出办法标榜女性进步,隐藏歧视的不公现状。另一方面,在这个文化运行系统里的所有少数群体,如少数种族、少数性取向、少数被殖民地等等群体,实际也都都和女性共享一个现实。

具体点说,格雷塔身处的好莱坞就是首当其冲的证明。我们结合她的个人经历,来重看芭比冲进美泰公司决策层说希望和女性领导聊聊的情节来看,这一切或许又更好笑了。

通常大众会把2020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当作是好莱坞性别意识进步的里程碑,那一年有很多女性电影人被表彰、提名和关注。那一年,赵婷成为了好莱坞历史上第二个女性最佳导演。而在2019年,格雷塔凭借《小妇人》提名奥斯卡最佳导演,但无缘获奖。芭比在《芭比》电影中问美泰高层,你们就没有女性的领导者吗?美泰CEO大怒“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这么多年历史里,我们有过一个女性领导,然后有……但是,我是妈妈的好儿子,我还是姑姑的大侄子”。

(忍不住强调,我并没有借调侃好莱坞来获得身处何处的优越感)我们也可以在此时重温电影开头凯伦·米勒的独白,她在故事一开头就说明了这是一个被精心制造出的梦,她只是还在犹豫要不要戳破这个梦的幻觉而已。

结合另一个大众文化的共识,在好莱坞的生产分销发展历史里,好莱坞通常也作为梦工场而被电影市场接纳。从这个角度来说,《芭比》从一开始也做好了这样的准备,《芭比》当然是在讽刺西方文化语境里的虚假平权,当然也在批判好莱坞作为“理想”文化生产兜售机器,本身就具有的剥削和伪善属性,当然也是在反思于此环境系统里创作生产出来的《芭比》。

《芭比》上映至今,也有海内外的文化媒体评论,指出这部女性主义电影给出的是一个保守、老调甚至有些犬儒的回答。我却倾向于认为,我们可以说《芭比》的表达形式是温和甚至温暖的,但这不文化作品并没有为了粉饰太平,给出不可能存在的假想答案,更进一步的,《芭比》也回答了在追求性别平等充满迷雾、戾气和挫败感的今天,我们还应该在意什么。

肯从系统的弱势群体,到他意识到父权社会也不会单为男性性别开绿灯,再到他返回芭比乐园以复仇为目的开启男权反攻,再到他坦言其实成为英雄和领导也很无趣和受累。肯的存在本身当然是一个象征性的回答,用更学术女性主义一些的说法也可以是,女性主义追求的不是成为男性,或者成为某个系统里能奴役他人的一等公民和特权阶层。无数次的,我们受女性主义思想感召,是因为它是为庇护弱者,对单一价值观提出挑战,造福非特权阶层绝大多数人而出现的思想。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会通过芭比乐园知道,无论是本还是芭比,他们都是无数个有个人色彩的个体,可以有完全不同于大多数的追求、性格和缺点。毕竟芭比对肯想加入最高法院要求的拒绝,显得也不是很有道理。肯只要自我觉醒就能在芭比乐园中实现平权吗?《芭比》画外音的回答是,“我相信,只要肯们继续努力,他们终究会取得和现实世界中的女性一样多的权利”——《芭比》也不相信这个回答。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当然可以追问,殖民地和被殖民地女孩拥有的是同一个芭比吗?白人、非裔和亚裔拥有的是同一个芭比吗?被解放过的群体,和甚至没有解放可能,还在被不断反扑的群体拥有的是同一个芭比吗?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答案和诉求,但《芭比》这部电影的出现,事实上并不会完全阻碍我们对解放未来的想象。恰恰相反,她从现在出发指出了更贴近当下的路。

在《芭比》里,芭比决定从芭比乐园中出走,成为芭比之外的自己,但她做的第一件事也不是实现自己,而是去看看妇科医生。

在解释这个结尾之前,我不断想起另外一部叫《Bandits》(德语意为强盗),中文译名是《碧波女贼》的电影。这部电影和《芭比》相同的部分也在于,它用一个概念和形象为女性能拥有的未来拓展了新的想象空间。

《碧波女贼》

《碧波女贼》

戴锦华在B站的女性电影赏析课程中,曾经解释过《碧波女贼》的结尾。作为被父权社会惩戒的法外狂徒,她们从监狱中逃出,靠着摇滚乐成为了女性公众偶像,但最终还是被法网恢恢编入,面对追捕她们从高楼上跃下,她们所抵达的目的地,是死亡更是自由。将《碧波女贼》的结尾放置到上世纪末民主运动和女权运动的范围来看,自由的意味确实足够鼓舞人,她向女性传递,无论结构如何束缚你,你还是要自由活成自己理想的样子。

《芭比》的高光时刻则在于,她戳破女性获得的自由,她痛诉父权社会把自由的意义夺去,却交换给她一个以自由之名构造出的新型监狱,如果自由和乐园的定义权始终在各个系统的高层那里,芭比得到了一切,芭比却不是她自己。

事实上,在整部电影救赎意味极重,芭比情感复苏的那些情节里。画外音并没有对它们作过多解读(相比“父权社会的认知失调”)。但我们却还能被深深击中,是因为我们知道芭比看到公园里有那么多人在悲伤和欢笑,芭比和露丝聊天后能感受到呼吸和风,都是因为芭比感受到了真实的力量,芭比又将此传达给我们。

真实的力量又是什么?真实会走向哪里?《芭比》和芭比的回答是,她们也不知道,但这是一条比重复昨天,假装问题并不存在的生活方式更难走的路。我们一定要走,因为只有在这条路上,我们才可能像个人那样活着。

(责任编辑: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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