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倚窗借笔成名作课文忆写之七：《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倚窗故事》
倚窗借笔成名作
课文忆写之七：《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
（ 2021-08-20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说人解史
《新闻传播精品导读·通讯卷》引用内文。 作者供图 梁衡
命运真是借笔作弄人，我在大学学的成名是档案，一个最保守、作课猪专保密的文忆专业，想不到一出校门却干了新闻，个农故事一个最活跃、民养开放的倚窗专业。而且赶上了一个出新闻的借笔好时代。
1978年8月到1987年3月我在《光明日报》工作。成名这期间正是作课猪专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文革”结束，文忆迈向改革开放，个农故事各种新事、民养新人层出不穷。倚窗1980年5月底，我到山西忻州采访。听说大王村有一个叫岳安林的农村青年，承包猪场，成效显著。当时农村人民公社还没有撤销，人们还没有从极左思维下解放出来，“承包”还是一个新词，一种冒险的举动。我到村里去找他，却不巧他进城了，就在村里先做了一点外围采访。岳安林很有代表性，很能说明那个时代的政治背景、人物命运。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他曾经考上清华大学又被退回农村（当年高考要政审，家庭出身不好的考生会在档案里盖一个“不宜录取”的章），回乡后又长期遭到不公平待遇。我去时他已经穷得拆卖了半间房子，山墙烟熏黑裸，高粱秆编的一扇院门，靠在两个木桩上。当晚我赶回县城，又在招待所里采访了他。这时改革的春风已开始温暖他的心，他已开始走出谷底，正雄心勃勃要搞一场养猪革命。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在受难的日子里居然还自学了两门外语，读了不少科技书，承包的猪场也大见成效。
第二天我即到火车站，准备赶回太原向北京发稿。不想买好票后火车晚点，那个年代百废待兴，火车不正点是常事，我经常在外出采访时利用等车时间写稿。掏出纸笔，不想圆珠笔却没油了。这是一个四下无人的小车站，根本没有任何商店。我环顾空荡荡的候车室，无奈时突然眼前一亮，在售票窗口前有一支供旅客用的简陋的圆珠笔，怕人拿走用一根细线系在窗框上。就走上前去，斜着身子倚在窗台板上，借这支带“缰绳”的笔写稿。幸亏小站旅客极少，较少打扰。车晚点了3个多小时，我草成一篇1800字的通讯《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一回记者站，连夜誊清发稿。作为一篇反映时代变革的人物通讯，这篇稿确实很短。这与倚窗借笔写稿的简陋条件也有一点关系。曾有一外国名作家为了能写出短稿，就专门站着写作。闻一多说，诗歌是戴着镣铐跳舞，这篇新闻稿写作时既是站着写，又是“戴着镣铐”写，当然也不会长了。
稿子发回北京后又在编辑部压了两个月，基层改革发展很快，我心急如火，但当时我进报社才一年多，“新媳妇”刚过门，哪敢催问？稿子直到11月14日才见报。作者和编辑部都没有料到的是，读者反响异常强烈，来电、来信一直持续到第二年4月。稿件的写法也受到重视，社内的业务刊物还专门发了一篇赏析文章。为此报社又让我重返大王猪场再作深度报道，去后我发现岳安林自己也收到3000多封来信。基本是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叹时代变了，人才终于得到重视；二是讨求具体的养猪经验。有的信很有故事性，如生产队平时读报没人听，这天读时不但听，还七嘴八舌地议论，读完后这张报就不翼而飞了。有一封来信说，他是走亲戚时在人家糊的炕围子上看到这张报纸的。因为已糊到墙上取不下来，他是趴在炕上侧着头看完内容又全文摘抄下来的。这些来信让记者和岳安林本人都十分感动。他就顺应时势，索性办起了一个面向全国的养猪培训班。地方上也破格用人才，将他由农民转为国家干部，又直接任命为地区科委副主任，并划出一块农业实验区由他主持工作。
那一段时间，我成了岳安林专家，陪他到处作报告，帮他回复信件。特别是为了宣传他，我要到有关部门核实、审稿。一般来讲记者与报道对象最贴心，为他们着想，为他们解困，为他们的成功而高兴。我印象最深的是奉命写好续稿，要去跑主管部门审批。我跑到当时的农业部，转了几个办公室没有结果，已到中午下班时间，我也不走。大夏天，坐在人家大楼外的台阶上啃面包，等下午上班再求人。陆游说写诗的功夫在诗外，其实记者所费之力绝大部分都是在稿子外。好在功夫没有白费，岳安林这个典型终于宣传出来了。
他后来经历了一些波折，但基本上还算幸运，一直干到正常退休，又被北京的一家大养猪场聘用了一段时间。到现在我们还保持着联系。我深刻地体会到恩格斯的那句话，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正是这样一个时期。时代造就英雄也造就记者。相比英雄，记者不是创造时代的主人，却是记录时代的主笔。在这一个题材上我得了三个大奖：1980年度也是首次的“全国好新闻奖”、第一届青年文学奖、首届赵树理文学奖。可以说它是我的成名作。这篇作品1990年收入我的第一本新闻研究集《没有新闻的角落》（书海出版社）。2004年7月又被选入大学新闻专业用书《新闻传播精品导读·通讯卷》（复旦大学出版社）。这时距作品见报已经过去了24年。
现在回想这篇作品所以成功有三点：一是得力于那个年代，顺应了时代潮流；二是我长期在农村生活，了解农村，对农民有深厚感情；三是，我始终感谢中学教育给我打下的古文基础，文字精练，不光这一篇，以后的许多文章都得益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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