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公开征求意见的电动方案提出“中心区域限行”和“全天候限行”的概念，等于宣判了电动自行车在广州的车乱完全死刑。这份政策引发市民的极大不满，推动新修订的方案改为“部分路段限行”，并按照“全天、白天、高峰分层次、分时段限行”进行分类治理。尽管政策方案在限行范围和限行时间方面进行了调整，但是仍然难以掩饰其对电动自行车严加管控的政策姿态，并可能引发进一步的争议。
电动车物美价廉，占用空间小，使用成本低，是人们短途通勤的首选交通工具。与此同时，电动自行车也是外卖、快递等行业的标配交通工具，让相关从业者走街串巷谋生，也便利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电动自行车有诸多优势，这也是它们备受追捧的原因所在。据悉，广州完成上牌的电动自行车就超过360万辆，足见当地市民对它们的青睐和依赖。但是，这也使非机动车道有限的这座城市面临不小的电动自行车治理压力。
毫无疑问，电动自行车的泛滥和无序发展对城市公共交通秩序构成了威胁。电动自行车闯红灯、超速驾驶、危险逆行、横冲直撞、挤占行人通道等问题屡见不鲜，并引发人们的广泛不满。特别是近些年来发展迅猛的外卖骑手，成为电动自行车违法的重灾区，并对行人和机动车的交通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确有必要，也正当其时。
电动自行车存在乱象，也需要加以治理。但是，电动自行车岂能一限了之？对电动自行车严加限制，就会解决城市交通面临的问题吗？治乱不能乱治，治理电动自行车仍然需要遵循科学性，并尊重民心向背。
在电动自行车盛行以前，城市道路是摩托车的天下，而广州市也开了禁止摩托车的先河。当电动自行车对摩托车取而代之时，广州市又发起了电动自行车限行的新一轮运动。但是，无论是一禁了之还是一限了之，都是一种一刀切和简单粗暴的做法。
一限了之既无助于解决城市交通出行面临的问题，也会让人们的生活负担加重。不少市民通过电动自行车上下班通勤或接送孩子上学，而这早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相对来说，机动车容易拥堵并难停车，而公交车往往需要换乘和难以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从城市宜居和民生导向来看，对电动自行车一限了之，可能会严重影响大量市民的生活满意度和获得感。
此外，对电动自行车大范围和长时段的限行，也会让不少对电动自行车赖以为生的人群遭遇生活困境。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被视为“穷人的马达”，有利于让低收入群体能够更加便捷高效地实现交通通勤。对其一限了之则会让不少从业者失业，也会变相抬高消费者的支付成本。
毫无疑问，电动自行车对既有城市交通出行秩序提出了挑战，但是并非只有一限了之这一条路可走。城市“驯服”电动自行车并非不可能，而是需要分类施策和精细化管理。与之相关的例子是共享单车由乱到治的演变过程。当共享单车出现时，不少城市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而一禁了之，或者听之任之而导致乱停乱放、僵尸车辆等问题。但是，随着技术进步和治理完善，共享单车日益流行并有序发展，并没有因为不断增长而重蹈覆辙。
从广州交警的论证逻辑来看，是希望限制乃至禁止电动自行车，进而推动市民乘坐公交车和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或者购置私家车使用机动车道。通过这样“一降一升”，广州交警希望减少电动自行车过多带来的烦恼，推动城市公交优先战略，并拉动当地汽车产业。但是，疫情三年的数据却显示了恰恰相反的“一升一降”，即电动自行车保有量持续攀升，而公交出行人次则锐减。
当机动车保有量持续攀升而道路拥挤不堪时，城市政府的选择是“双管齐下”，而不是对机动车一限了之或一禁了之。多数城市一方面会对机动车采取限牌限行政策，另一方面则会大力拓宽机动车道。那么，在面对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增长的情况下，城市也应多措并举地新增和拓宽非机动车道，减少电动自行车无路可选而不得不抢道占道带来的风险。
在政府的政策选项中，并非只有明令禁止这样的“大棒”，而是可以采取“胡萝卜”的激励政策，并使用宣传教育和信息沟通等政策工具。寄希望于通过一种简单粗暴的政策工具来达到政策目标，不仅会付出惨痛的代价，而且得不偿失，政策效果也很容易消失殆尽。
不同交通工具之间既有很强的替代和竞争关系，也有不可忽视的互补和协同关系。当私家车难以企及而公交车服务不到位时，人们会理所当然地选择电动自行车这样的交通工具。这既无可厚非，也实在天经地义。将电动自行车视为“眼中钉”或“肉中刺”，更多反映了政府部门缺乏换位思考，被令行禁止的公共权力蒙蔽了双眼，而无法更加周全地通盘考虑如何解决问题。
人们并非非理性地使用电动自行车，而是会理性地计算并选择相对最优的交通工具和出行路线。如果公共交通工具便捷低廉，那么相信会有很多人弃电而行。但是，当很多人抛弃公交车而选择电动自行车，那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公交线路规划和服务质量存在不少问题。因此，与其强硬要求人们抛弃电动自行车，不如优化和改善公共交通系统，吸引人们更多选择公交出行。
与此同时，重大的公共政策在出台前，理应多一些政策选项，并可以在一些地区率先进行小范围试点。电动自行车问题并非新鲜事，治理方案也多种多样，而不止是一限了之。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并设计更多政策选项，在不同地区进行试点和评估，或许有助于遴选更有科学性、可行性和有效性的最优政策。这既符合科学决策和循证决策的原则，也有利于通过不断试错来规避大范围仓促推行政策可能带来的风险。
重大政策决策需要坚持科学化和民主化，广州交警也的确在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并召开听证会。但是，当一个出发点本身就存在问题的政策方案出台时，对其进行再多的听证和征求意见，都难以解决政策内在的硬伤。
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广州交警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意孤行地推行这样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政策？除了一限了之，是否还有其他政策选项？当地方政府出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糟糕政策时，我们如何才能对其加以纠偏？这些问题可能是广州电动自行车限行案例留给我们反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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