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飞，首都师范大学人文社科学部主任，专访燕京讲习教授，刘文粮食博士生导师，飞诗北京大学文研院邀访学者，歌语高度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提取提纯美国耶鲁大学富布赖特学者，提都种的美俄联邦友谊勋章获得者，取物入选中俄人文交流十大杰出人物，好事曾获利哈乔夫院士奖、文化物酒物阅读俄罗斯翻译奖、专访十月文学奖等奖项。刘文粮食有《普希金诗选》《抒情诗的飞诗呼吸》《俄国文化史》《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悲伤与理智》《俄国文学史》《诗歌漂流瓶》《俄国文学的有机构成》《俄国文学演讲录》等著译作60余部，发表论文200余篇。歌语高度
10月14日至22日，提取提纯由泸州市人民政府、《诗刊》社联合主办，中国诗歌学会战略合作，中国诗歌网、中国歌剧舞剧院、泸州老窖·国窖1573研究院、中视华凯传媒集团承办的国际诗酒文化大会第七届中国酒城·泸州老窖文化艺术周在泸州、北京两地举行。
艺术周期间，记者对翻译家、首都师大外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首都师范大学人文社科学部主任、燕京讲习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文飞进行了专访。他认为，在国际诗酒文化大会持续的开展过程中，越来越多诺贝尔文学奖级别的大诗人来到中国，他们无疑是有文学“话语权”和文化影响力的，这在客观上有助于提升和加速中国的文化形象的国际化传播。国际诗酒文化大会的一次又一次举办，无疑体现了中国企业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这样一个历史性大事业中的担当精神。中国和俄罗斯虽然在狭义诗学上有差异，但也有共通之处。中国有很多优秀的诗人与作品，应该主动让国际文化交流活动走出去，让优秀的中国文化与诗歌作品走出去。
记 者：中国作为诗歌的国度，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及至今日，人们对于中国诗学传统也有着不同的理解。您长期从事俄罗斯文学翻译、教学与文化交流工作，在您看来，俄罗斯诗歌传统与中国的诗学传统最大的差异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共通的地方？
刘文飞：这个问题所涉及的“诗学”，应该包含狭义和广义上的诗学，广义的诗学基本上就等于文学理论，它并不一定是关于诗歌的学问，而狭义的诗学就是关于诗歌的学问。这两个国家应该说在狭义的诗学上差异还是蛮大的。
首先是历史上的差异。中国有三千多年的诗歌传统，甚至这个时间可能还会往前推，但是俄罗斯的诗歌史满打满算也就一千年。
另外，诗歌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是各个国家里面都最受语言影响的一种文学体裁。所以，如果从诗歌的形式方面来比较的话，比如中国的小说和俄国的小说的差异远远小于俄国诗歌和中国诗歌的差异。因为诗歌就是语言本身的艺术，这个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作诗法。实际上我们在古代有很严格的律诗、绝句等等，这样的一些诗歌在节奏、平仄和韵脚上有一系列的作诗的方法与要求。俄国其实也有这样的传统，包括对押韵、韵部、格律的要求。但是，最大的区别是在现代。在中国，五四时期新诗运动兴起，基本上把我们过去的作诗形式全部扔掉，去建立一种新的诗歌范式，向西方学习，向白话新诗发展。尽管现在还有人写旧体诗，但是写的人比写新诗的人少很多。而在俄国，一直到现在，很多诗人还在写格律诗，一直遵循着这样的作诗法传统。比如说，白银时代是一个非常现代的诗歌时代，但白银时代的诗人写的也是格律诗。
俄罗斯当代一位非常好的抒情诗人，名字叫库什涅尔，他是布罗斯基的朋友，有一次他来到北京，与西川、欧阳江河我们一些人就谈到这个问题，中国诗人问道，为什么像他这样一位现代诗人还写格律诗。他说了一句话，意思是中国诗歌格律用了三千年，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几乎用尽了，但是俄国人才写了两百年，所以他们的诗歌格律还是崭新的，有很多可以挖掘的空间。当然，这是半开玩笑的回答，但这里面也是有道理的。俄语是一种曲折语，富有各种语法变化，严格的语法关系可以体现在句子中的每个单词上，因此可以有非常自由的词序，不管这个单词放在哪个位置上，其意义是不变的。因为名词要变格，动词要变位，比如说，“我爱你”这句话在中文中只能有一种词序排列，而在俄语中则能有好几种，比如：“我爱你。”（Я люблю тебя.）“我你爱。”（Я тебя люблю.）“你我爱。”（Тебя я люблю.）“你爱我。”（Тебя люблю я.）“爱我你。”（Люблю я тебя.）“爱你我。”（Люблю тебя я.）在俄语中的意思却完全一样，但中文会靠词序来给出语义。在俄语中找韵脚，不像汉语这么复杂，单词在诗句中的位置来回调都是可以的。现在，我们知道在一首诗中韵脚不是主要的，在一句话中间节奏是最重要的，这是由重音的分布来决定的，而自由的词序也为节奏的营造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
虽然俄语诗歌与汉语诗歌在形式上的差异很大，但也有很多相通之处，比如，我们会认为诗歌要有音乐性，另外，诗歌是一种语言作为原料的高度提炼，这其实与酒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另一个相通的地方是，至少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诗歌实际上是与现实拉开了很大距离，这在俄国也是一样。这些现代诗不是要求被唱歌的，而是作为一种表达个性、捍卫个性的方式。其实，俄罗斯在苏联时期和我们在新中国之后有一段时间不是这样的。那段时间讲究诗歌明德，讲究政治抒情，到后来才实现真正意义上个性的张扬。
记 者：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普希金被称为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甚至在俄罗斯文化史上，也罕见地出现了一种“普希金现象”，这在其他国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您怎样看待这样一种独特的诗歌文化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您觉得有没有可以与之相媲美的大诗人？
刘文飞：如果仅仅把普希金作为诗人来看的话，我认为他的诗歌成就在中国至少有十几位，甚至几十位诗人可以达到，比如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李清照等等，我觉得他们的诗歌成就甚至是高于普希金的。但是所谓的“普希金现象”却是俄罗斯特有的，其实更准确一点应该叫“普希金崇拜”。在西方，“崇拜”这个词是有神性在里面的。普希金恰好在俄罗斯就是“文化之神”一般的存在。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有意思，普希金作为一个诗人本身的创造力不一定比李白的诗歌创造力高，但是他在俄罗斯享有的地位远远高过李白在中国的地位。这并不能得出一个结论，说俄罗斯人爱诗而中国人不爱诗，其间的原因不是单一的。
当时的俄国把普希金推出来有一定成分的造神的因素。普希金出生在 1799 年，也就是 18 世纪的最后一年，这个时候已经经历过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女皇的改革了，这时的俄国已经成了欧洲地区最大的一个国家，人口也非常多，经济的总量也很大，甚至也建成了彼得堡这样一个壮观的城市。俄国人改革的重要目的是怎么让俄国变成一个欧洲国家，让俄罗斯人变成欧洲人。那个时候的俄国贵族要是模仿法国、德国甚至英国上流社会的生活，他们会以说英语、法语、德语为荣，穿着风尚等等都在学习法国。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改革，俄国人突然发现他们在文化上没有一个被欧洲认可的诗人，所以，整个民族在那个时候形成一个合力，即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文化巨人，如果没有，当然也要创造出这样一个人物来。这期间，也有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取得的胜利、十二月党人起义所带来的整个民族意识的觉醒等这样一些重要的历史因素。
问题是，历史为什么找到了普希金担任这样一个角色呢？我们现在来追溯普希金的创作，他开始写诗的时候，俄国最有名的两个诗人，一个是大臣杰尔查文，他当时来参加普希金在皇村中学的考试，当普希金朗诵自己创作的《皇村的回忆》时，杰尔查文上去就拥抱普希金，热泪盈眶地说：“俄国的诗歌天才诞生了！”他是当时是这个国家职务最高的诗人，可以想见，这样的评价影响有多大。当时起到重要影响的另一位大诗人是茹科夫斯基。1820 年，普希金的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公开发表，茹科夫斯基读了以后很感动，并送了一张自己的画像给普希金，在画像的下方写了这样一行字，“战败的老师赠给战胜的学生。”这个时候普希金只有21岁。这两个事例说明，普希金的确是一个极富天赋的诗人，用果戈理的话来说，这样的人两百年才能出一个，而且，他又是生逢其时的，恰好出现在俄国的历史文化语境需要这样一个人出现的时候。除了他的才华之外，还因为他是一个自由的歌者。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普希金当时变成了像杰尔查文一样的皇帝身旁的“宠臣”，他会在文学史上留名，但是绝对成不了现在的普希金。但普希金不仅没有成为皇帝的“宠臣”，还会骂皇帝，歌颂十二月党人，这使他变成一个自由的勇士，更获得了当时俄国民众的同情与爱戴。
普希金虽然是一个俄国人，但是他有非洲血统。普希金最早的文学语言不是俄语，是法语，他也会英文，而且他的阅读量很大，对整个欧洲的文化甚至人类文化都是有接受的。他自己的创作也几乎涉猎了所有的文学体裁，并且在每个体裁领域都留下了经典之作，他是一个杰出的诗人，也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剧作家、批评家、童话作家、历史学家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后来构成 19 世纪俄国文学传统的许多因素，全都发端于普希金的创作，比如说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自由精神，对人的个性和人的尊严的捍卫，同情小人物，为社会不平而鸣的人道主义，对上流社会做作的举止和空虚的精神所持的批判态度，对教会之虚伪的揭露，等等，这样一种严肃的、充满道德感的文学传统，为 19 世纪乃至 20 世纪众多的俄国作家所继承，构成了俄国文学最突出的特色。可以说，现代俄语文学内容上、风格上的基本特征，都是在普希金时期固定下来的。
年轻的俄罗斯文化在当时需要普希金这样一位“文化之神”作为俄罗斯民族的象征，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这是多重因素的一个叠加，再难复刻。
记 者：可以说，诗歌和美酒是世界各国共通的一种交流语言，您如何看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在诗酒文化中的相互影响和交融？可否分享一些您在这种跨文化交流中的经验和感受？
刘文飞：诗和酒如果放在一起来谈跨文化交际的话，可能稍微有一点牵强了。单独来看，我觉得诗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还是要超过酒的。诗歌是语言的提取物，酒是粮食的提取物，它们都是一种高度提纯的美好事物，在这一点上肯定是相似的。但是目前来看，诗歌的传播恐怕比酒传播得要更广一些。比如说，西方人特别爱喝威士忌，但是威士忌到现在也没有进入中国的寻常百姓家，但我们现在可以坐下来谈论雪莱、谈论拜伦和普希金。那回到我们的白酒，它是非常好的，但是白酒在欧洲的流传还是相对较弱。我们可能马上会想到红酒和啤酒，虽然不是起源于中国，但是它们现在在中国的流传是非常广的。
如果要做一个牵强的比喻，我是觉得中国的文学有点像中国的白酒在欧洲的现状，它们本身是非常好的东西，但是它们的国际化还不够，我觉得这和汉语的独特与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是有关系的，就像白酒一样。
白酒与中国文学什么时候能真正进入到欧洲的文化里面去呢？我觉得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随着我们的国力在上升，客观上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也在扩大，改革开放以来的国际交流在加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带一路”提出后的一系列举措之后，我们国家在各方面的影响力也在加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步伐也越迈越大了。这样的局势对白酒走向世界也提供了一种机遇。
记 者：国际诗酒文化大会在七年中持续开展了丰富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您也几次参与到活动中来，请问您在这期间的文化交流中有什么难忘的瞬间或故事与我们分享吗？
刘文飞：我非常有幸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其间，获得过“1573国际诗歌奖”的两位俄语诗人温茨洛瓦和库什涅尔都是我的好朋友。当时温茨洛瓦获奖后，如何将盛满美酒的奖杯带回国还成了一件“麻烦事儿”，后来几经周旋还是我自己帮他背过去的，这是很有趣的一份记忆。另外，我印象更深的还是他们因为这个活动来到中国之后对中国的印象的改变。他们在苏联解体前后实际上对中国一开始是有一些偏见的，但是当他们来到中国，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后所取得的惊人成就，看到那么多中国人在读诗，读他们的诗歌，看到中国产出这么好的美酒，看到大街小巷里人们的安居乐业，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完全改变了。
在持续的活动开展中，越来越多诺贝尔文学奖级别的大诗人来到中国，他们无疑是有文学“话语权”和文化影响力的，这在客观上有助于提升和加速中国的文化形象的国际化传播。国际诗酒文化大会的一次又一次举办，无疑体现了中国企业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这样一个历史性大事业中的担当精神。
记 者：七年来，国际诗酒文化大会为中外诗人、文学家搭建了良好的沟通交流平台，作为大会的老朋友，您认为，在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大会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此外，您对大会未来的举办有什么建议呢？
刘文飞：成绩有目共睹，除提供了更多的国际交流机会以外，也在提升我们中国在国际文化群体中的国家形象。
关于建议，我认为，一方面是请进来，另一方面也要走出去。国际诗酒文化大会这样的活动不仅可以在中国办，还应该走出国门，到巴黎、到伦敦、到莫斯科去办。比如，我们今年增设的国际诗歌翻译奖，这样的奖项之后或许也可以到国外去颁奖，活动规模不需要太大，但在所在国一定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再比如，一方面是我们翻译外国优秀诗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把我们最好的诗歌主动推出去。具体一点，像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已经收集、整理过历代酒诗选或者其他一些优秀的诗歌作品，在未来，我们到俄罗斯做活动的时候可以出一本俄语版的诗集，到西班牙做活动的时候可以出一本西班牙语的诗集，或者是双语诗集。我想，这并不是难事，我们本身就有很好的翻译家，现在，我们也通过国际诗酒文化大会结识了很多对中国诗歌和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诗人和诗歌翻译家。
(责任编辑：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