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中国国家博物馆看新时代考古成果

    　　400件新出土文物鉴往知远

    　　作者： 刘同华

    　　9月14日，国家馆看古成果件由中宣部、博物文旅部、新时新出国家文物局主办，代考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11家央地共建博物馆承办的土文大型考古发现展“鉴往知远——新时代考古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本次展览以2012年以来的物鉴往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为重点，系统汇集展示全国43家文博、国家馆看古成果件考古机构的博物近400件最新考古出土文物，涵盖从旧石器时代到宋元时期，新时新出从田野考古到水下考古，代考从边疆考古到丝绸之路考古多个领域，土文生动讲述中国境内人类起源、物鉴往知文明起源、国家馆看古成果件中华文明形成、博物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历程，新时新出充分展示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完整呈现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

    　　新时代考古成果印证了《论语》所说的“十世可知也”

    　　《论语·为政》里记载，子张向孔子请教是否能够预见未来。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子张是孔子的弟子，他这里提出的问题“十世可知也”就是问老师“今后十世可以预先知道吗？”孔子回答：“商朝继承了夏朝的礼仪制度，所减少和所增加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周朝又继承商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的和所增加的内容也是可以知道的。将来有继承周朝的，就是一百世以后的情况，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

    　　这次“鉴往知远——新时代考古成果展”中展出的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考古发现就印证了这段话。

    　　2022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及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布方发掘，发现并清理了16座墓葬。这些墓葬的时代大致为二里岗下层阶段，按规模可分大、中、小三类。随葬品主要包括商和晋南土著文化因素。

    　　大、中型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种类丰富，与之共存的陶器时代特征明确，为商初青铜器断代确立了可靠的年代标尺。可以看出这里大、中型墓葬已经形成了鼎(鬲)、斝、爵的礼器组合，与夏代晚期贵族墓中的礼器组合略有不同，从考古角度诠释了《论语》中孔子所讲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

    　　西吴壁商代墓地的发现，为研究晋南地区商代人群构成、礼制源流，以及商王朝国家形态与统治模式等问题提供了直接证据，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当我们仰望历史苍穹，文明之光灿若星河；当我们俯首脚下热土，浩浩历程绵亘万里，中华民族就是这样的生生不息，以遒劲笔墨写就壮丽史诗。

    　　距今6000年至5100年前后，中华文明起源节奏加速，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各地区文化宛若“满天星斗”，相互交融。距今5100年至4300年，长江、黄河中下游相继进入文明阶段。我国的文明进程逐渐呈现出“多元并进，中原领先”的发展格局。

    　　对历史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抚慰我们对已经逝去时光的怀念，更重要的是总结经验、温故知新，在时间的长河中理解现代，谋划未来。

    　　考古，使得古与今、一层层时间、一个个人物在特定的空间里交织，让过去的时空有了新的生命。

    　　中国考古学百年逐梦蔚为大观

    　　1840年之后，随着“西学东渐”之风，中国学界开始了解和研究考古学：以章太炎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开始介绍考古学；殷墟甲骨和敦煌文书的发现更是让世人知道了中华考古。

    　　于是，1922年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率先成立考古学研究机构，马衡任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后来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这是中国第一个考古学研究机构。

    　　1934年底，考古学家苏秉琦去宝鸡时途经西安、咸阳，感叹：“这一带是周、秦、汉、唐的故都所在，远望去尽是大大小小连绵不断的丘陵冢墓，下边埋葬着我们的列祖列宗、先公先王，因此我想起了那些威名远播的民族英雄，和他们不朽的功业。”

    　　考古学从那个时代便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通过科学的方法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批驳西方人提出的“中华文明西来说”，增强国人的爱国之心，提振国人的文化自信。

    　　后来，苏秉琦先生又提出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的形象描述：“一时，中华大地文明火花，真如满天星斗，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满天星斗，故而中华文明的星空才会持久闪烁；多元一体，故而能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到了1952年，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共同支持北京大学在历史系创办考古专业，聘请郑振铎、裴文中、夏鼐、林耀华、郭宝钧为兼任教授。这是全国高校第一个考古学教学机构。

    　　在此之前，也就是1950年10月，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辉县开始了新中国第一次考古发掘，有人称之为“新中国考古第一铲”，拉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的大幕。

    　　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学界通过大量发掘和科学研究，证实了中国100多万年的人类史、1万多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及其发展演变历程，在中国人类起源、中国文化起源、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方面拥有了足够的话语权。

    　　肇启于2002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一项承载着“中国考古学百年梦”的重大工程。二十年来经过学者们接续努力，一系列翔实的研究成果落地。

    　　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这次展览，通过数百件最新考古出土文物，无声却有力地讲述着新时代考古成果故事。展览第一部分“走向文明”通过新时代考古工作，进一步实证我国100多万年的人类史、1万多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第二部分“协和万邦”讲述夏商周考古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国家的产生与发展的重要意义；第三部分“海宇攸同”中，展示了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最新实证；第四部分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讲述中华文明“殊方共享”的贡献。

    　　遥想中华文明始于涓微，奔涌八方，成溪涧、奔万里，最终汇聚成为一部波澜壮阔的文明华章。

    　　技术进步为考古提供重要支撑

    　　这次展览中，水下考古占了不少比重，尤其是广东“南海1号”南宋沉船的考古展示，引起很多人驻足。“南海1号”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保存最好的古代沉船，其沉没地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其水下遗存既彰显了宋代时期海洋活动的繁荣景象，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

    　　“南海1号”发现了大量精美瓷器。中国瓷器和制瓷技术的对外传播，成为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至迟从中唐开始，中国陶瓷已大量行销海外。宋元时期，陶瓷海上贸易蓬勃发展，广州、泉州、明州等世界性港口相继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陶瓷贸易体系逐步确立。明清时期，陶瓷贸易持续繁荣，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中国瓷器大量远销欧美地区，推动了早期贸易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

    　　“欧洲的中国瓷器收藏史于1508年掀开了新的一页，那一年，葡萄牙的航海家们返回欧洲。他们乘着风浪，以极大的勇气航行至遥远的东方，抵达了那个时代水手们幻想中的未知国度，千里迢迢带回了诸多产品，种类不胜枚举。”这是法国汉学家奥图·德·萨代尔《器成天下——中国瓷器考》记载的西方航海家对中国的迷恋。西方航海家带回的“诸多产品”中，“最吸引人们眼球的”则是中国瓷器。

    　　中国陶瓷贸易的运输路线，被当代考古学者称为“陶瓷之路”。精美的中国瓷器沿着唐代发端的“陶瓷之路”源源外输，它们既是美观耐用的生活器皿，也以其绚烂多姿的造型和装饰承载着浓郁的中国文化与风情，对行销区域的物质生活以及文化面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水下考古，是与田野考古完全不同的发掘方式，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凡的成果。2020年，一支水下考古队接受任务，完成对刘公岛甲午沉舰定远舰的考古调查。考古发掘中，一块重达18.7吨的定远舰巨型铁甲残骸被考古队发现。当这块锈迹斑斑又丹心不改的铁甲浮出水面时，一百多年前那场惨烈的战争真实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甲午沉舰的发掘工作，对考古队员来说，不仅是一次发掘和保护，更是一次对历史的凝望。

    　　不仅如此，科学技术更是被广泛应用到考古学当中，有力地拓宽了研究范围，提高了考古学从古代遗存中获取信息的能力。比如以碳-14为代表的测年手段，为夏商周断代和史前文化的年代判定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回顾中国考古学，在年代测定、人骨研究、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等诸多方面都有了长足的技术进步。

    　　另外，计算机考古、遥感考古、冶金考古、物质结构与成分分析、考古DNA研究以及考古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等，都使得我们的考古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概言之，中国的科技考古日新月异，为考古学研究贡献了更多的资料和信息，极大提高了考古学研究的科学性。

    　　考古科学化的本身，是以科学思维和科技手段探究文化渊源，对考古成果的传播，同样需要以恢弘的历史观和丰富的科技手段还原文化的演进脉络。

    　　考古学成为找回记忆、启迪智慧、走向未来的事业，在人类历史的研究中熠熠生辉。站在古老的文明、厚重的历史之上，先人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丰富的物质遗产，更是涌动不息的血脉与精神，我们能从中感受到中华文明的生机勃勃、生生不息。(中国纪检监察报) 【编辑:田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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