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徐行可先生与《文选》之传播

□ 陶永跃

编者按：徐行可先生是徐行选著名藏书大家，自1959年逝世至1961年，可先湖北省图书馆接受徐行可子女捐赠及他馆转入的生文徐氏藏书“箱数逾千，册近十万”。传播今年是徐行选徐行可先生捐赠古籍文物60周年，我们刊发有关徐先生的可先这篇文章，从中可以一窥先贤之伟大情怀和卓越贡献。生文

梁代萧统编选的传播《文选》，是徐行选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在我国文化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可先此书与湖北渊源极深，生文编者萧统、传播注家李善，徐行选以及现代“《文选》学”的可先重要奠基人黄侃、周贞亮、生文骆鸿凯等都在这里留下过灿烂的篇章。本文主要谈谈徐行可先生在传播《文选》方面的重要贡献。

徐行可（1890—1959），名恕，字行可。湖北武昌人，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他对《文选》一书用力颇勤。清代汪师韩、孙志祖等人考订《文选》李善注征引群书目录，卓有成就，徐先生以其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又使相关研究更趋精密完善。骆鸿凯《文选学·源流》指出：“武昌徐行可先生又就其目，为补遗订误，最精审可据。”

现代《文选》学的推进，实有赖于重要版本的发现与利用。徐行可在这方面即展现了敏锐的学术眼光。清代末年，杨守敬出使日本，发现古抄无注三十卷本《文选》，并影写传回国内。徐行可从之获取了一部，交挚友黄侃校订。黄侃非常重视这个版本，他在徐氏藏本上撰写了一篇重要跋语（见屈守元《跋日本古抄无注三十卷本〈文选〉》及《文选导读》），文中详述其版本优点，最后激动地说：“行可能藏，侃能校，皆书生之幸事也！”《文献》2007年第3期登载《徐恕致陈乃乾信札十八通》，多处言及《文选》的版本问题，可知徐行可对此兴味极浓且颇有研究；其第六通指出日本古抄本的校勘价值，与黄侃跋语相参，可知徐、黄两位先生当有过密切的讨论。

黄侃在《文选》学上的建树已为现代学者所熟知，需要指出是，徐行可以其深厚的学养和宏富的藏书，为黄侃校订、研究《文选》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黄侃给徐行可的信札中曾谈到：“昔与阁下同居武昌，首尾八载，知予贫屦，每值人间秘籍，无不借观。涂污不以为愠，久假不以为嫌，即此一层，交谊已厚如山岳矣。”所说“人间秘籍”，即包括《文选》的珍稀版本。1922年7月22日《黄侃日记》的一段记载可为佐证：

行可近购《四部丛刊》中有影宋本《文选》六臣注卅册，余略一展视，疑即尤本之所出，它日当假来校覈。有此无庸以重价买茶陵本矣。又闻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卅卷中有唐永隆写本《文选》卷二，又唐写本，又卷第廿五，又隋写本，凡《文选》四种，拟乞行可买之，以供校雠。

《文选》珍稀版本，购求实非易事，黄侃1922年8月15日记中即有感慨：“如宋本六臣注《文选》、明本《云笈七签》，若非富翁，即无从披览。”于此可见，徐行可的帮助无异雪中送炭。事实上，徐行可对黄侃的帮助，非仅限于“同居武昌，首尾八载”期间。1928年7月4日，已身在南京的黄侃在当日日记中记载：“行可寄来宜都杨氏《古诗辑存目》六厚册，是其手钞本，世间绝无者，又朱兰坡《文选集释》十二册。”

湖北省图书馆至今仍藏有两部黄侃手批《文选》，均系徐行可旧藏之物，其中一部为乾隆间叶树藩海录轩刻李善注《文选》，另外一部为光绪间四明林氏翻刻胡克家本李善注《文选》。黄侃于乾隆海录轩本有题识：“昨行可言京师近购此书，须银元廿，大约以其朱墨分明好看耳。壬戌（1922）七月。”1985年黄焯先生整理《文选平点》，于书前《例言》可知参考了湖北省图书馆所藏的这两种黄侃批校本。另外，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了一部黄侃批校《文选理学权舆》，书前有黄侃手迹：“壬戌七月初七日，黄侃季刚受徐恕行可，即日读之。”从这些文献实物，我们更可亲切感受当日两位先生切磋往还的情形。

徐行可藏书丰富，精于版本目录之学，更为可贵的是，他能够摒弃历来许多藏书家将自己的收藏视如拱璧、秘不示人的积习，慷慨提供给学者利用。黄侃便是其中的受益者。黄侃精通小学、工于骈文，对《文选》从训诂、辞章等多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徐、黄二人的密切合作，终于促成了《文选》学的现代转型，不得不说，这在二十世纪学术史上实在是一段值得传扬的佳话。

现代著名《文选》学家屈守元在《文选导读》一书中指出，其业师向宗鲁先生1922至1923年间也曾借得徐行可所藏日本古抄本《文选》进行详细校勘，1938年屈守元又加以临写。屈先生以此为基，对日本古抄本《文选》展开较为全面、深入研究，开启了一代风气。

从徐行可先生积极传播《文选》的史事中，可以窥知他保存文献的卓越贡献和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非凡气魄。为表彰他的壮举，湖北省图书馆从他捐赠的十万余册古籍中遴选出246种珍本，按经、史、子、集四部排列，编为《徐行可旧藏善本图录》，2019年已由崇文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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