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下巍峨耸立的渭北革命根据地烈士纪念碑。 记者 李卫摄

渭北革命根据地烈士纪念碑位于三原县陵前镇三胜村，故事个革碑身高11.3米，北革碑体正面“渭北革命根据地烈士纪念碑”12个大字，命根命根由习仲勋同志题写。据地据地渭北革命根据地是西北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创建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地区的第一页。

红色三原　革命热土

6月2日，创建三原县延安精神（渭北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红色会渭秘书长赵文龙带着记者参观了渭北革命根据地烈士纪念碑。故事个革听着赵会长的北革讲解，关于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命根命根历史渐渐浮现在记者眼前。

三原县是据地据地陕西响应五四运动较早的地区，也是西北马克思主义在陕西传播较早的地区之一。1925年，地区的第三原县率先建立了中共党组织和团组织，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运动在三原展开，特别是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在渭北地区影响很大。革命运动的发展直接唤醒了三原武字区广大农民，在接下来的“交农”运动和之后的武装围城斗争中，武字区的农民成为骨干和主力。

1926年11月，共产党员乔国桢从毛泽东主持的广东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回陕，与共产党员唐玉怀、郭明效一起，走村串户，调查民情，传播真理，发动群众。乔国桢每到一村，便向大家讲：“农民协会是咱们自己的组织，是为地方群众办事的。要想不再受军阀的欺压，不遭土匪抢劫，我们就要组织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农民协会。”

1926年12月14日，武字区农民协会在陵前镇大寨村汉圣母庙成立，乔国桢任主席。随后，加入农民协会的人越来越多。1927年春，乔国桢、唐玉怀等在武字区大寨村建立了渭北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大寨支部。乔国桢在三原开展的农民运动，为武字区后来成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奠定了基础。

峥嵘岁月　曲折发展

6月2日下午，记者来到黄子文烈士的儿子黄西平家中。黄西平今年八十多岁了，当问及对父亲的印象时，他说自己几乎没有关于父亲的记忆，因为在他三岁时，父亲就投身革命，一直到父亲牺牲，父子二人都没有再见过面。听着老人的讲述，记者更理解了那个时期革命的艰难与危险。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白色恐怖，渭北人民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奋起反抗，燃起了武装斗争的烈火。

1928年2月，共产党员黄子文、唐玉怀等在三原县武字区成立了农民游击队，组织发动农民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开展“三分五抗”。1928年3月至1931年4月，三原武字区相继建立了革命武装和党的组织，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游击战争、武装暴动此起彼伏，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浪潮不断掀起。

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中共武字区委于1931年5月恢复成立，也标志着渭北革命根据地开始建立。

到1931年底，渭北革命根据地党的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党员发展到200人以上。1932年8月1日，中共武字区委在武字区游击大队的基础上组建了渭北游击队，队长马志舟，政委金天华。渭北游击队共60余人，30多支枪。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壮大，使国民党当局不敢到三原、富平、耀县一些地区征粮派款，地主豪绅不敢去讨债。1932年11月，敌人调集了渭北6县民团和三原驻军、耀县小丘驻军，从四面八方对心字、武字两区实行“围剿”，杀害党员、群众达50余人，中共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委会工作瘫痪。

战略转移　持续战斗

1932年11月至12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武字区先后六次遭到洗劫，中共渭北特委领导人被迫分散转移，渭北革命根据地一时陷入困境。

1933年7月28日，杜衡、袁岳栋二人被捕后即叛变投敌，供出陕西地下党组织状况及渭北革命根据地和照金苏区有关党和红军、游击队等重大机密。叛变事件后，被国民党陕西当局一直视为芒刺在喉的渭北革命根据地成为首要“进剿”目标。1933年8月，“渭北剿匪司令”刘文伯调集六个团以上兵力，开始对以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区域的渭北革命根据地进行残酷“围剿”。据一些老人回忆，仅这一次被捕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等就有四五百人之多，渭北革命斗争遭到严重挫折。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之下，红四团与渭北游击队于1933年8月10日决定撤出渭北革命根据地，北上转移到耀县照金。

渭北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自1933年8月遭敌重兵“围剿”受挫后，红四团转移至照金苏区，之后成为红二十六军主力，继续在陕甘边坚持战斗。而原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党员干部先后北移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投入到了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

谈起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意义，赵文龙说：“渭北革命根据地是陕西共产党人探索革命道路的首次伟大尝试，首创农民运动，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的模式。同时，渭北革命根据地也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前哨阵地、物资人才储备基地，在西北革命史乃至中国革命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记者　李卫　见习记者　杨露雅）

(责任编辑：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