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门。
1月19日，西安市碑林区书院门古文化街上的画史行人比往日少了些。气温略有回暖，册市张骞把画桌摆在书院门街边，井人家探不紧不慢地用极细的安市毛笔画出昆虫的细节。张骞笔下，书院有着各类有灵性的门步昆虫。
在书院门古文化街，张骞专画昆虫，水访西画风独树一帜。土书也因此，画史他被“粉丝”们亲切地称为“虫子哥”。册市
“书院门这里卧虎藏龙。”张骞打趣道，安市“于我而言，这里不只是一个摆摊的地方。在这片闹市里，我能画我喜欢的昆虫，还能结识很多喜欢书画的朋友。书院门是我心中的世外桃源。”
书院门自古便是西安的“雅集”。数百年来，这里聚集着文人墨客的才情，也承载着市井巷陌的烟火。从某种意义上说，书院门古文化街更像是一条见证了西安城市发展变迁的“时光隧道”。
冯从吾雕像。
1 历史的书院门
在书院门古文化街街口，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牌楼。牌楼上书写着“书院门”三个金灿灿的颜体大字，两侧是醒目的“碑林藏国宝，书院育人杰”对联。
提到书院门，就不能不提坐落于此的关中书院。书院门正是得名于关中书院。
明代大臣冯从吾因直言进谏被革职还乡。回乡后的冯从吾虽已远离朝堂之上，但仍然心忧国家大事。于是，他便在宝庆寺讲学。后来，时任陕西布政使汪可受听闻此事，与冯从吾进行“联镳会讲”，来听讲的人足有几千人。二人干脆在讲学处修了一所书院，这便是关中书院。
明代，一群有文化、有血性的仁人志士在关中书院研究经世致用之学，针砭时弊、批判朝政，为危机四伏的明朝痛声疾呼，开明清实学思想之先河。然而在明朝的庙堂之上，党争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关中书院因受牵连，被明熹宗下旨拆毁，直到明末的崇祯年间才重建，清乾隆年间扩建。
明清两代，关中书院是陕西的最高学府。近代以来，从这里走出了一批铁骨铮铮的文人，如“尸谏报国”的王鼎，力主变法的刘光蕡，参与康有为“公车上书”的55名陕西举子中的大多数也来自关中书院。
清代晚期，关中书院被改为陕西省师范大学堂，民国时又被改为陕西省立师范学校，但它在陕西乃至西北地区最高学府的地位未曾动摇，作为书院的“本分”始终没变。新中国成立之后，关中书院先后成为西安市第五中学、西安文理学院校区，书院门附近也随之成为居民社区。
源流长了，书院门的故事自然也就多了。书院门牌楼旁边，有一处历史悠久的建筑——宝庆寺塔。这座砖塔始建于唐代，明代时从宝庆寺内迁建于今址。如今，宝庆寺消逝在历史深处。寺毁塔存，宝庆寺塔幸运地掩映在参差错落的民居中，诠释着亘古岁月的从容和精致。
书院门52号也是一处不同寻常的宅子。这座百年老宅，原为我国近代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于右任老先生的二弟于孝先购回作为全家住宅，现在成为于右任故居纪念馆。老宅由门房、花园、厅房、厢房、上房、后院组成。1937年起，于右任结发妻子高仲林和长女于芝秀就居住于此。老先生回乡时，也常在此居住。
于右任老先生在书院门古文化街还留下了一个故事。“如果没有这批‘鸳鸯七志斋藏石’，碑林内中唐之前的碑刻会少之又少。这批墓志是20世纪初，西安碑林博物馆在藏石方面的最大收获。”西安碑林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批藏石正是由于右任老先生收集而来，分别是7对夫妇的墓志，合称为“鸳鸯七志”。老先生又用“鸳鸯七志”为其斋名，所以，这批藏石就有了这样一个美丽的名字。
这是书院门与碑林的一次美好邂逅，但实际上，书院门与碑林本就是不可分割的。
黄昏下的街道。
2 文艺的书院门
书院门古文化街的文化气质，离不开关中书院，也离不开碑林。起初，一些人拿了宣纸，到碑林里面拓片，然后在书院门售卖。生意红火，人流聚集，形成了书院门“地摊书画”的原生业态。
书画汇集的地方，定然少不了文房四宝的身影。漫步在今天的书院门，呼吸着西安这座城市人文气息的同时，人们或许还能看到能工巧匠现场制笔，闻到上好的宣纸和墨砚沁出的丝丝幽香。除了笔墨纸砚，书院门古文化街的石头刻章也是一绝。毫不夸张地说，在书院门古文化街的大小印章摊位，店主都能对每一种石头的特点及名称如数家珍。就连大小店铺的门头，都带着些许风雅——醉墨轩、文信斋、灏文堂……
能让书院门古文化街充满文化气息的，还有人，那些身怀绝技的人们。
78岁的芳如，家住西安东郊，曾是一名工人，20多岁时接触并喜欢上了画画。她坐在道沿上画着扇面，身旁几位游客戴着口罩围观。前一阵子，芳如画扇面的视频被发到网上，网友们亲切地称呼她为“扇子奶奶”。芳如的画完全是自学。以前，她下班了就在家照着书本画。退休后，她有了更多的创作时间，但一直都是一个人在家画。
关于出摊，芳如经历了好一阵子的思想斗争。她说：“刚走出这一步可难受了，有点不好意思。但出来以后感觉挺好的，大家在一块交流交流，书院门的文化气氛还是比较浓厚的。”现场画扇子，她一画就是一个多小时。画扇子时，芳如神情平和，眼里只有那一方扇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艺术从来都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它们诞生于劳动，服务于群众。
在书院门，人们怀揣着理想，来这里寻找心灵居所。这趟旅途中，还有一样颇为特殊的乐器为他们伴奏。
那便是埙。葫芦身、8个孔的埙，陪伴中国的“远古音乐人”走过了6000多年岁月。它从半坡遗址中出土，又被现在的西安人吹奏。据说贾平凹先生写《废都》时，邀友月夜登城吹埙，浑厚悠长的埙音让西安人竖起了耳朵。
后来很多西安人学会了吹埙，做起了卖埙的生意。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埙似乎成了西安的一个标志性物品。埙音，也在各色人等的指间飘忽不定。
走在书院门，耳边常常会有卖埙的摊主吹奏的埙音。埙音谈不上好听，吹埙者也谈不上风骨，但依然让人感到古都西安的文化魅力。
书法爱好者在挑选毛笔。 本版照片均为本报记者 何宇摄
3 市井的书院门
书院门文艺与市井的交融，离不开西安这座城市包容万物的文化基因。就像唐朝诗人宋之问在其诗《长安路》中写道：“日晚斗鸡场，经过夹斜看。”古风唐韵、市井斗鸡，有机结合，毫不唐突。
这个事情刚好就发生在书院门旁的大吉昌巷。平日里这条小巷显得十分安静，充满了书卷气，而在老住户看来，大吉昌巷其实是书院门的“胳膊腿”，自古就是一条热闹的巷子。
据当地的民俗研究专家葛慧介绍，唐朝时，大吉昌巷就是斗鸡场地，朝廷官员和市井小民都能在这里观看斗鸡比赛。现在见不到斗鸡了，但有演奏传统西安鼓乐的大吉昌鼓乐社流传至今。大吉昌鼓乐社成立于1918年，曾活跃于大吉昌三座古庙中。乐社现存有清朝双云锣以及民国时期的枕梆子、匀孔笛、笙等文物，著名古筝演奏家曲云和笛师周志礼都是该社成员。西安鼓乐在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入世界级非遗名录，大吉昌鼓乐社就是西安鼓乐的传承者之一。
大吉昌巷至今仍保留着过庙会的传统，疫情来临之前，鼓乐是当地庙会必不可少的演出节目。乐声还未响起，居民们就蜂拥而至，他们不听完演奏决不离开。
鼓乐声里，是书院门一带居民对于传统的传承和坚守。有人说，书院门的摊位气质和别处不同，没有多少吆喝，没有多少喧嚣。有一位笔名南岩的作家，十分善于为书院门的人们“画群像”。
南岩原本在西安财经学院担任教师，但他却在工作8年后选择了辞职，去书院门摆起了地摊。由于他自幼喜欢传统文化，擅长雕刻，后来有了摊档柜台，他又将疏远已久的书法重拾起来，使自己的工作与爱好结合，将地摊式生活向艺术殿堂缓慢地推进。不知不觉，在书院门历练了10多年。
阅人无数的同时，南岩视野也开阔起来，经历的酸甜苦辣常常浮现眼前，他决定把自己在书院门的所见所闻付诸笔端。于是，在7年的辛勤创作后，他完成了3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书院门》。
翻开小说《书院门》，就翻开了一个个围绕古城的文化保护，收藏品真伪的鉴定，有关人性、欲望和信仰的故事。在南岩质朴而自然的文字里，一个个身影鲜活起来。书院门的生活，有欢笑、有哭泣、有彷徨、有进取。
无独有偶，一位来自商洛的作家康铁岭，写下了《书院门1991》。同南岩一样，康铁岭也在书院门生活多年。“一想到当年在书院门的所见所闻，便决计把存在脑海里的那些人和事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于是便有了《书院门1991》。”康铁岭说。
和其他地方一样，书院门的市井同样充满了人们的希望、悲伤、欢乐、忧愁。书院门依然是书院门，时过境迁，它依然静静守护着西安人内心的那片文化净土。
记者 何宇 陆晟
记者手记
别让文化仅成追忆
陆晟
2014年，广州有一位画家和他的团队启动“百城搜珍图”计划。他们打算用15年的时间，走遍、画遍中国的老街，并取其中100座城市的老街为素材，串联出一幅200米的长卷画作。但是在这位画家到达目的地之前，却有三分之一的老街已经消失，令人扼腕。
那么，老街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著名作家冯骥才曾写过一篇《老街的意义》，他在作品中写道：“有的城市没有留下童年的痕迹，它的历史仅存于空洞的文字记载中，有的却活生生地遗存至今——这便是城中的老街。”对于他这样的文化人而言，老街，是厚重历史和深厚文化的载体。
而对无数祖祖辈辈生长于斯的人们来说，他们生活的老街，是家，是记忆，是他们的根。而像书院门古文化街这样，兼有厚重人文底蕴与市井风情的老街，在当地人心中更是无可替代。
在西安这座古都，有许许多多像书院门一样的老街，听到它们的名字，就让人觉得有津津乐道的故事。当西安被赋予“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命题时，热爱和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都渴望这成为一个新的历史起跑线。
作为千年古都，历史和记忆将是西安这座城市的根脉。唯有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创新，一座城市的气质才能历久弥新。对于西安这样底蕴深厚的城市而言，保护城市记忆，就是保护一座城市的文明史和发展史。一条条跨越千百年的老街，何尝不是跨越了时空，寄托了人们的悲欢，存放着一座城市的过往呢？
从古到今，从物质到精神，老街埋藏着无数的财富，总会在恰当的时候馈赠给人们。一座城市的每一条老街，都会拥有独一无二的回忆，是留住市民根与魂的心灵栖所。
(责任编辑：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