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力堵“另案处理”黑洞

在有效监督缺失的另案处理情况下，有些“另案处理”变成了“另案不理”，调查或降格处理，称部这是安机案司法腐败中的又一新黑洞

5月5日，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检察院以涉嫌串通投标罪对郑定忠、关案庄权民两人提起公诉。另案处理据了解，调查此案是称部浙江省公安厅公布的2010年十大经济犯罪案件之一，工程标的安机案合计达3.5亿元。在此案中，关案另外苏某、另案处理刘某、调查宋某、称部鲁某、安机案黄某等五名被告均为“另案处理”。关案

近年来，公安机关在移送审查起诉的共同犯罪案件中，往往会对类似一些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涉案人员，以括号标明“另案处理”。据了解，“另案处理”是一个司法实践中的常用词汇。在刑事司法中，“另案处理”更为完整的表述则是“另行立案追究刑事责任”。

但本刊记者追踪调查发现，近年来有些犯罪嫌疑人却以“另案处理”的理由，顺利逃避审查和起诉，变成了“另案不理”，或降格处理，这是司法腐败中的又一新黑洞。因此，应建立更为完善的监督机制。

“另案处理”比例较高

“‘另案处理’这种法律现象，是指把某个案件中的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本案中分离出来单独处理或与其他案件共同处理的情况。”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洪道德教授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在洪道德看来，“另案处理”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同案犯已归案。否则，就应在相关阶段性文书中注明“在逃”。二是同案犯尚未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已完成刑事审判，应在相关阶段性文书中注明“已审判”。三是同案犯还活着。如果已死亡，应在相关阶段性文书中注明“已死亡”。

“除了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的同案犯以外，不能在同案中处理的，一般也会在相关阶段性文书中注明‘另案处理’。”洪道德说。

洪道德介绍，在司法实践中，“另案处理”还有一些特殊情况：一是犯罪嫌疑人没有归案，而其他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查清，或关押时间已到，只好在提请批准逮捕书或起诉意见书中对在逃的嫌疑人使用“另案处理”。

二是在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侦查完毕，可先行处理，因而对未侦查终结的犯罪嫌疑人作“另案处理”。

三是有些犯罪嫌疑人，如果在本地、异地均有共同犯罪事实发生，如果在异地处理更为合适的，也会被列入“另案处理”。

四是有些犯罪嫌疑人在共同犯罪中，对其犯罪事实的侦查管辖具有双重性，既有公安机关立案管辖的犯罪，又有检察机关管辖的犯罪，为了便于工作，有时可能在侦查阶段将某一犯罪嫌疑人作“另案处理”。

“‘另案处理’是公安机关对在逃的犯罪嫌疑人以及因已先行起诉或判决、认定犯罪证据不足、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另涉他罪移交其他公安机关、已作行政处罚等原因而未一并移送审查起诉的其他涉案人员，在移送审查起诉意见书中所注明的处理意见，以示对其在本案不作或暂不作刑事追究。”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介绍。

目前，每年“另案处理”的案件确切数字尚无全国性统计。但受访专家认为，“另案处理”案件在公安机关提请批捕、移送起诉的案件中占的数量之大、比例之高，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不该出现的“黑洞”

种种迹象表明，在有些地方，“另案处理”已成为个别司法人员和官员干扰司法、徇私舞弊、瞒天过海的司法“黑洞”。

2010年8月24日，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公安部原部长助理、经济犯罪侦查局原局长郑少东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在郑少东的违法乱纪中，“另案处理”就是其手段之一。2002年，广东省江门市公安部门破获了一起地下钱庄洗钱案，连卓钊作为钱庄的主要出资人，却被标明“另案处理”，顺利回到香港，最终未受到司法审判。就是因为郑少东出面干涉，才使江门市司法部门放弃了对连卓钊的审查和起诉。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另案处理”属客观需要，而在实践中却有异化倾向，特别是有些案件虽在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中，已经明确标明“另案处理”，但其结果往往是不了了之，甚至有些涉案犯罪嫌疑人，还借“另案处理”逃脱法律制裁。

“有些地方的公安机关不对犯罪嫌疑人立案侦查或移送审查起诉，就用‘另案处理’方式处理。由于缺乏清晰明确的法律规定和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有可能会形成司法黑洞，影响司法机关的公信力。”杜立元说。

据北京市检察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检察官介绍：“有些公安机关对在逃人员‘另案处理’后，并不重视对在逃人员基本情况的深入讯问，所以难以获取可以查清身份的线索，致使追逃不了了之。”

“另案处理”得不到处理，危害很大。”上海财经大学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麻国安教授认为，“另案处理”一旦变成“另案不理”，不但严重践踏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导致司法不公，而且个别重罪嫌疑人长期逍遥法外，会严重影响公众的安全感，给社会留下严重的治安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