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的金麒麟
敝人探讨曹雪芹用金麒麟来暗示什么，或者说是大姐的绣隐喻什么，着眼的春囊方向，首先是辛德这对金麒麟最初是佩戴在什么人的身上？之所以会做这样的思考，是勇读因为这对麒麟既然阴阳相配，那么，红楼它就理应是作为男女情爱的表征而现身于世的，可像牛郎、织女那样相望而不能相及则显然与这一表征相违。
因而，要想探明金麒麟之事的真相，就只能转头回看，亦即向上追溯这对麒麟的来源，看看这两个金身匹配在一起的时候是戴在哪一对情侣的身上。结果，是我揭示了贾母和张道士这对白发老人在青春时节的纯真情感和炽烈性爱，同时也体会到曹雪芹通过这对金麒麟向我们展示的这种人类真情挚爱恒所必有的悲情。
在《红楼梦》中，还另有一组成双成对的物件，同样是书中两个有情人传递情谊的信物，而且这两种信物的出现过程还颇有相似之处。过去周绍良先生探讨曹雪芹早期创作的《风月宝鉴》一书的情况，以为这两事虽然“绝不相同，可是也是一种重复，应该不是一部书中所有而是归并来的”（周绍良《“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见周氏《红楼梦研究论集》）。这一认识虽然还可以进一步深入探究，但从中可以清楚看出二者之间确实具有很相近的地方。
关于这对信物，曹雪芹本来描述得清清楚楚。当然这只是我读《红楼梦》所得到的印象，其他人未必也有同样的认识；特别是颇有一些专门研究所谓“红学”的“红学家”也是如彼那般。正因为面对着这样的情况，我想在这里写下自己的读后感，首先是想从思考问题的“方法论”角度为自己的金麒麟说张目，同时也供对这问题本身感兴趣的读者参考。
谈起这对信物，要先从傻大姐谈起。《红楼梦》第七十三回的回目，是《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这里头的“痴丫头”就是“傻大姐”。“傻大姐”当然不是这“痴丫头”的名字，而且这“大姐”岁数也不大。
而今那些无条件地绝对崇拜曹雪芹笔墨的人，不管前八十回写了什么，字字句句都觉得妙，而且奇妙无比。其实即使是被诸多崇拜者顶礼膜拜的前八十回里，也是败笔累累，无计其数。主要的原因，是曹公写书的时候很率性，前后又至少经历过三大阶段（篇幅较短的《风月宝鉴》、百二十回的待改定《红楼梦》稿和被脂砚斋主定名为《石头记》的八十卷修改未完稿），每一阶段的主旨还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别，其思想境界和艺术水平乃至处理文字的技术都是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提高、完善的，而符合他心目中最后理想的全书又始终没有定稿——关于“傻大姐”这个名字的叙述就是稍欠周全的。
这傻大姐一出场，是她从大观园里往外走，在园子门口，遇到了正要往里进的邢夫人：
（邢夫人）刚至园门前，只见贾母房内的小丫头子名唤傻大姐的笑嘻嘻地走来，手内拿着个花红柳绿的东西，低头一壁瞧着，一壁只管走，不防迎头撞见邢夫人，抬头看见，方才停住。
请注意，这里是说这个丫头“名唤傻大姐”，而我在这里使用的文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庚辰本作底本的“权威”版本，而且是2022年新鲜出炉的最新版。下文凡不做特别说明者，依据的都是这个版本。
附带说明一下，所谓庚辰本是庚辰年写定的一个脂砚斋系统的《石头记》抄本，世间那些笃信后四十回书不是出自曹雪芹之手的红学专家们，认定经程伟元和高鹗之手点窜的百二十回全本，文字已远不如这类脂砚斋写本完美，所以这些红学家们对《红楼梦》的前八十回文字，通常都是惟脂砚斋写本是信。
庚辰本《石头记》
大家读到这里，一定会想，谁家的爸妈会给自己的女儿起这么个“傻”名字呢？情况当然不是这样。紧接着，曹雪芹就具体讲述了这丫头名字的由来：
原来这傻大姐年方十四五岁，是新挑上来的与贾母这边提水桶扫院子专做粗活的一个丫头。只因他生的体肥面阔，两只大脚，做粗活简捷爽利，且心性愚顽，一无知识，行事出言，常在规矩之外。贾母因喜欢他爽利便捷，又喜他出言可以发笑，便起名为“呆大姐”，常闷来便引他取笑一回，毫无避忌，因此又叫他“痴丫头”。他纵有失礼之处，见贾母喜欢他，众人也就不去苛责。
这里讲贾母给这丫头起的两个诨名，一个叫“呆大姐”，另一个叫“痴丫头”，然而却都不是“傻大姐”。
一本正经地讲述这丫头“傻大姐”之名的由来，却明确无误地告诉读者，这位“傻大姐”或名“呆大姐”，或名“痴丫头”，就是不叫“傻大姐”！这是什么“神笔”？这是哪一路逻辑？难道大文豪的写作，就都这么不同于常人，非得这么“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么！
实际情况未必如此。请看在程伟元和高鹗审定的百二十回本《红楼梦》中，不管是所谓“程甲本”，还是“程乙本”，相关文字都大体相同，如程乙本为：
原来这傻大姐年方十四岁，是新挑上来给贾母这边专做粗活的。因他生的体肥面阔，两只大脚，做粗活很爽利简捷，且心性愚顽，一无知识，出言可以发笑，贾母喜欢，便起名为“傻大姐”，若有错失，也不苛责他。（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启功注释程乙本）
程甲本《红楼梦》
程甲本同程乙本的差别，只是“十四岁”作“十四五岁”，“给贾母这边专做粗活的”书作“与贾母这边专做粗活的”，后者体现出程甲本对脂砚斋写本的沿承，前者则应是程乙本在摆印活字过程中无意间脱落一个“五”字。
那么，在程伟元和高鹗印行的百二十回《红楼梦》中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变化呢？核对晚清杨继振收藏的所谓“梦稿本”、也就是高鹗的工作底本后便不难看出，程高本上述改易，显然是程伟元和高鹗两人刻意所为。
杨藏梦稿本《红楼梦》
在一百二十回《红楼梦》全书当中，这虽然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但就像窥一斑可知全豹这一俗语所说的那样，在我看来，审视这一文本更易，可以对这部小说的形成过程，获取一些具体而又重要的认识。
程伟元、高鹗两人对曹雪芹旧文所做改动（或许这段文字的衍变过程比这还要复杂一些，但不管怎样，哪怕仅仅是一种被动的选择，它也清楚体现出程、高二人做出这一甄别的眼界和意识），从艺术表现形式角度来看，总的来说，并不合理，只是在很大程度上简省了叙事的语言而已。然而曹雪芹写这部著述，既不是撰著他家的自叙传，也不是编纂清朝的宫廷史，并不以文字简省为胜，而是追求良好的艺术效果。两相比较，显然是曹氏旧文更有韵味，美中不足之处，只是他写着写着就只顾得描述傻大姐“行事出言，常在规矩之外”这一人格特征，完全忘记了自己这一段文字最核心的内容应是说明“傻大姐”名号的由来，结果竟写出了“呆大姐”或“痴丫头”这两个同“傻大姐”完全不搭界的称谓来。
这种率性，正是曹雪芹运笔行文的一项重要特点。把握这一重要特点之后，我们看胡适、俞平伯等一众“新红学”派专家们，他们因前后叙事往往不能卯榫对接，就断定后四十回书必定出自高鹗或某位“无名氏”之手，这样的看法是否合适就颇为值得斟酌了。
像傻大姐的称谓，就这么上下紧密相连的一段文字之内，曹雪芹的叙事都能写得如此脱节，那么，在其“伏脉千里”的漫长描述过程中，后面出现某些与前文失去照应的情况，岂不再正常不过了么？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一事例很形象地告诉我们，正因为后四十回同样出自曹公自己的手笔，才会出现未能与前文妥善对接的情况。
因为单纯编故事是很容易做的事情。若是高鹗或某位“无名氏”来为曹雪芹续写后四十回，那么，这个人一定先写出一个大纲，清楚拉出一个个人物和一件件故事的脉络，以便准确接续前面的故事情节，至少不应出现前后严重抵牾的情况。就像程伟元和高鹗一定要前后统一地处理傻大姐的名号问题一样。把个故事情节都编得根本对不上茬，那他还来续写什么？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来续书，都不应该“续”得这么差。
由于曹雪芹人很率性，所以书稿的写作往往随兴之所至，信笔为之。其得意之处，在于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刻划，而对前后叙事的技术性衔接，有时会顾不上细思多想。原因是与文学性的描写相比较，这些叙事的文笔都很容易处理，全书定稿时再贯通前后统一处理也不迟，这是用不了费多大事儿就可以处理好的。
程伟元和高鹗的情况，则同曹雪芹恰恰相反，他们二人是补缀修订曹氏已有的文稿，虽然文学描写的能力远不能望及曹公项背，可发现原稿叙事的疏误并加以订补，只要具有基本的文化修养和大体清晰的逻辑思维能力就够了，中人之才，就都不难做到。
这是借着“傻大姐”名号这个由头，随便讲讲我对《红楼梦》前八十回同后四十回关系的一个总的看法。下面“言归正传”，谈谈傻大姐手中那件“花红柳绿的东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话说在大观园门口遇见邢夫人的傻大姐，怎么会“手内拿着个花红柳绿的东西”？这是由于她因能给老太太添些笑料而得贾母喜欢，众人对她的失礼之处也多睁一眼闭一眼，所以，“若贾母不唤她时，便入园内来玩耍。今日正往园内掏促织，忽地在山石背后得了一个五彩绣香囊”。
香囊也就是佩戴在身上盛放着香料的布袋（当然也可以挂在卧床的帐上），就像现代人往身上喷洒香水，是一种很优雅的讲究。当然古今同理，都是只有具备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讲究。既然是一种随身佩戴的优雅讲究，在香囊上刺绣一些图案做装饰，也就成了所谓“题中必有”之义。
傻大姐在山石背后所“得”绣香囊，结合回目中“痴丫头误拾绣春囊”的“拾”字，自然是在山石背后捡到的，再说下文傻大姐也明确对邢夫人讲到这是她“掏促织儿在山石上捡的”。有意思的是，傻大姐捡到的这个绣香囊，上面刺绣的图案相当“别致”：
上面绣的并非花鸟等物，一面却是两个人赤条条的盘踞相抱，一面是几个字。这痴丫头原认不得是春意，便心下盘算：“敢是两个妖精打架？不然必是两口子相打。”左右猜解不来，正要拿去与贾母看。
文中“春意”，应依梦稿本和程乙本改作“春意儿”。这个词儿在北京话里有没有这个“儿”化语尾是有很大差别的——“春意”只是指“闹猫”式的感觉和表现，“春意儿”则显然特指“妖精打架”的春宫画，“儿”字是省不得的（这也是曹雪芹原稿文字不够精准而经过高鹗打磨完善的地方，当然你若是想到他自幼生长于金陵城里，也就不足为怪了），傻大姐捡到的这个“绣香囊”之所以又被称作“绣春囊”，就是因为这是个绣着“春意儿”的“香囊”。
书读到这里，我们才明白曹雪芹讲了那么一大篇傻大姐的特性，他的目的是什么了——目的是让这样一个“认不得是春意儿”的痴丫头捡到这个惹是生非的绣春囊，才能把知情者封闭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这样才能在一种莫测高深的氛围中，展开抄检大观园的行动。这就是只有像傻大姐这样的角色方才得以发挥的独特作用。在下文第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矢孤介杜绝宁国府》那一回里，王夫人对凤姐讲“幸而园内上下人还不解事，尚未捡得。倘或丫头们捡得，你姊妹看见，这还了得；不然有那个小丫头们拾着，出去说是园内捡着的，外人知道，这性命脸面要也不要”？说得就是这个意思（附案“园内上下人”应是“园内下人”的衍文，指“还不解事”的傻大姐；其“尚未捡得”句，据杨藏梦稿本可知，应属诸如庚辰本这样的个别脂砚斋系统抄本所有，系他人在抄写过程中因未能读懂曹氏文义而自行妄增，并不符合作者原意）。
杨藏梦稿本《红楼梦》
在傻大姐眼中只是“两个妖精打架”或“两口子相打”的绣春囊，被邢夫人看到后先是一惊，“吓得连忙死紧攥住”，随即威胁傻大姐绝不能向他人再提起此事，并把这个绣春囊密藏于袖内，同时不动声色地暗自“揣摩此物从何而至”。
曹雪芹虽然没有明白写出，但联系下文叙述的相关事项可知，邢夫人想到的这个绣春囊的物主，是她的儿媳王熙凤。凤姐虽然是邢夫人的儿媳，论娘家却是王家的人，她是王夫人的侄女。就血缘关系而言，当然跟王夫人更亲。对王夫人和凤姐都一向心存芥蒂的邢夫人，由于想到了这绣春囊最有可能是凤姐的对象，于是便封装好这个绣春囊，打发她的配房王善保家的将其送至王夫人处——这是要给王夫人难看，看她如何处置这一难堪的窘事。
那么，邢夫人为什么会以为此事就一定会让王夫人和凤姐难堪呢？王夫人在被将了这一军之后，随即就向凤姐出示这件妙物并质问云：“我且问你，这个东西如何遗在那里来？”且看当时是怎样一番情景：
凤姐听得，也更了颜色，忙问：“太太怎知是我的？”王夫人又哭又叹说道：“你反问我！你想一家子除了你们小夫小妻，余者老婆子们，要这个何用？再女孩子们是从那里得来？自然是那琏儿不长进下流种子那里弄来，你们又和气，当作一件顽意儿。年轻人，儿女闺房私意是有的，你还和我赖！……”凤姐听说，又急又愧，登时紫胀了面皮，便依炕沿双膝跪下，也含泪诉道：“太太说的固然有理，我也不敢辩我并无这样东西。其中还要求太太细详其理：这香袋儿是外头雇工仿着内工绣的，带这穗子一概是市卖货。我便年轻不尊重些，也不要这劳什子，自然都是好的。此其一。二者这东西也不是常带着的，我纵有，也只好在家里，焉肯带在身上各处去？况且又在园里去，个个姊妹我们都肯拉拉扯扯，倘或露出来，不但在姊妹前，就是奴才看见，我有什么意思？三则论主子内我是年轻媳妇，算起奴才来，比我更年轻的又不止一个人了。况且他们也常进园，晚间各人家去，焉知不是他们身上的？四则除我常在园里之外，还有那边太太常带过几个小姨娘来，嫣红、翠云等人，皆系年轻侍妾，他们更该有这个了。还有那边珍大嫂子，他也不算甚老，他也常带过佩凤等人来，焉知又不是他们的？五则园内丫头太多，保不住个个都是正经的不成？也有年纪大些的知道了人事，或者一时半刻人查问不到偷着出去，或借着因由同二门上小幺儿们打牙犯嘴，外头得了来的，也未可知。如今不但我没此事，就连平儿，我也可以下保的。太太请细想。”
我们看王夫人一下子就想到凤姐会有这样的东西和王熙凤不敢辩驳她并没有这样的东西，这些情况都清楚表明，荣、宁二府的少奶奶们通常是会有绣春囊的；即使不带在身上，至少是都见过此等妙物的。不仅如此，那些年轻的侍妾和已婚女仆、甚至个别未婚的丫头，也完全有可能会持有此物。
这告诉我们，年轻且有性经历的女性佩戴绣春囊或在床笫间使用此等对象，是当时通行的社会习俗，本来是很正常的，只是一般不宜“带在身上各处去”而已，荣、宁二府也不例外。就是只合暗地里用，不能明晃晃地让人看见。两个有情人翻云覆雨，本来就是你享我乐的事儿，没必要把这做成舞台演出或在线直播（通常法律也不允许这样做）。
凤姐说自己虽然会用，但却不会用普通的“市卖货”，她用的“自然都是好的”。那么，什么样的才是她用的好货呢？凤姐提到的了“内工”的制品，即傻大姐捡到的这个绣春囊应该是“外头雇工仿着内工绣的”。
这所谓“内工”，顾名思义，指的应该是内廷工匠的制品，也就是世俗所说宫里的东西。很自然地，这就带来两个问题，需要回答：一是贾家能用到这些宫廷用品么？二是宫廷制品能有“妖精打架”的花样么？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能”。比如贾母很平常地就会吃“内造瓜仁油松瓤月饼”（第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凤姐更随随便便就送给刘姥姥“一盒子各样内造点心”（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僻 潇湘子雅谑补余香》）。还有凤姐穿有一件用“上用内造”纱布做的“大红绵纱袄子”（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其秘账里竟有“上用纱各色一百疋”（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富有的薛姨妈也曾拿出稍旧了些的十二枝堆纱宫花分别送给迎春、探春、惜春、黛玉、凤姐，明确说“这是宫里头的新鲜样法”（第七回《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宝玉过生日，凤姐送的礼品中也有一个“宫制四面和合荷包”（第六十二回《憨湘云醉眠芍药裀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这类东西的来源，有的明确可知，像元春送来的“颁赐之物”——如元春入宫后曾出灯谜让宝玉和众位小姐猜，猜着的人所得皇帝赐与的奖品，就有“每人一个宫制诗筒”（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像王夫人的哥哥九省都检点王子腾送给宝玉庆生日的贺礼里就包括“一百束上用银丝挂面”（第六十二回《憨湘云醉眠芍药裀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如此高官，当然是得自皇帝赏赐；还有江南甄府送给贾府的“请安”之礼为“上用的妆缎蟒缎十二疋，上用杂色缎十二疋，上用各色纱十二疋，上用宫绸十二疋”，这“上用”的就是专门给皇帝特制的用品。贾府得到的类似物品，还有“进上”的“木樨清露”和“玫瑰清露”，瓶子上甚至还带着“进上”时“原配”的“鹅黄笺子”（第三十四回《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参见周绍良《木樨香露和玫瑰清露》，见周氏《细说红楼》）。甄家连接驾都接过四次（第五十六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时宝钗小惠全大体》），自应得自皇帝的赐与；王熙凤还有“暹罗进贡来的”茶叶（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灵玉蒙蔽遇双真》），这也应该是从王子腾处得来的皇帝赐与之物。
以贾家荣、宁二府的地位和荣宠，当然同样有机会直接获赏各色“内工”制品。从上面举述的事例可知，所谓“内工”的制品在贾家并不稀罕，甚至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然而有“内工”制品并不等于就会有“内工”制作的“绣春囊”——因为“内工”绝对不会制作此等御用之物。皇帝尽可荒唐，但皇家毕竟还要讲究一点点儿体面，不能明晃晃地指令御用工匠展示“妖精打架”的精彩画面。退一万步讲，即使宫里给皇帝制作了这种别具情趣的玩意儿，哪一位皇帝也绝不会颁赐给权臣贵戚来个君臣同乐。
那么，凤姐讲的“外头雇工仿着内工绣的”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从字面上看，当然是指仿造“内工”绣法亦即所谓“内法”而制作的绣品，可若是“内工”绣品同她使用的绣春囊毫无关系，那她还讲这话干什么呢？我想是讲这个绣春囊上除了“妖精打架”之外的其他那些刺绣图案——“妖精打架”是后来补绣的，而这个绣春囊上原本留有较多的空白，只是在边缘地方绣有简单的装饰性图案。
现在我们需要回过头来，明确一下这种不带“妖精打架”图案的“囊”是什么东西——它就是王熙凤所说的“香袋”。“香袋”亦称“香囊”，故绣有“妖精打架”式“春意”图案的“香囊”便被称作“绣春囊”。
香袋是古人盛放香料的一个小袋子，通常是佩戴在身上，而且男人、女人都带；此外，还常常挂在床帐四帷的角上。
清朝的皇帝，常常会赏赐香袋给王公大臣，史籍中有很多记载，所以贾府若有这样的御赐“内工”香袋也是很平常的，凤姐送给宝玉的那件“宫制四面和合荷包”，就同这种“内工”香袋很相近了。所以，王熙凤讲的那种若是她自己用的绣春香囊，就应该是在这种“内工”香袋上再另行绣上演示“妖精打架”方式的画面。
“妖精打架”虽然必须有两个“妖精”出场，可刺绣这种“妖精打架”的图案却可以自己一个人私下里做，即在普通的香袋上自行绣出——这是分析凤姐这段自白所得出的一项重要认识。传统中国社会的女性，即使家庭地位尊崇或家中饶有资财，一般也都能动手刺绣，在贾府里生活的这些姑娘媳妇也是如此。譬如久已“留心针黹”之事的薛宝钗拿起袭人正给宝玉绣着的“白绫红里兜肚”，随手就能继续“代刺”，不一会儿就绣出“两三个花瓣”（第三十六回《绣鸳鸯梦兆绛云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又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凤姐当然也不例外。
伶牙俐齿的王熙凤，把话讲得这么合情又在理，王夫人不能不信，可凤姐的话毕竟不能弄个大喇叭东府西府满院子里嚷嚷，终究还是得弄清这个绣春囊的来由，才能堵住邢夫人的嘴。这对王夫人来说虽然是件很难很难的难事儿，可凤姐不仅顺嘴儿就讲出了应对的办法，而且还顺势提出了防微杜渐的措施。
王熙凤的主意，是先“平心静气暗暗访察”，因而这样“才得确实”。这样做的好处有三，一是“纵然访不着，外人也不能知道”，免得把事儿弄得更糗；二是可以借此机会找茬裁掉那些年龄渐长、容易惹事儿出事儿的丫鬟，以防再生事端；三是这样做“也可省些用度”，一举两得。王夫人虽然对这最后一条说了些不落忍的话，大体上还是听从了这一主意。就在布置周瑞家的、吴兴家的、郑华家的、来旺家的、来喜家的、王善保家的这些陪房们去“暗暗访察”的过程中，临时发生变故，因王夫人受到晴雯刺激，王善保家的借机献策，晚饭后当即大规模抄检大观园，“带着人到各处丫头们房里搜寻”。随即就发生了那场抄检大观园的风波——这也是小说中惊破红楼美梦的转折性事件。
具体负责这次抄检事宜的主子，是王熙凤；实际动手干脏活的，则是上述周瑞家的等五位陪房。这里边有个很关键的问题，至为隐微，若是不加深究，很容易被轻忽放过——这就是这次抄检想要查找的东西主要是什么呢？请注意，在大肆公开抄检之前，王熙凤本来是想“平心静气暗暗访察”，这显然是要找到那只绣春囊的主人。那么，凤姐等具体是想要“访察”到什么物证呢？或者说她们查出什么东西来，这个在大观园里丢失绣春囊的人“才得确实”呢？
俗语云“抓贼抓赃，抓奸抓双”。双双情侣，当然不会送上门让她们抓；退而求其次，情侣间传情达意的信物，往往也会成双成对，有其一，必有其二。
那些假模假式的道学先生，往往会把春意香袋视作恣淫纵欲的放荡之物，其实正如孔夫子所说“食色性也”，这是每一个正常的人最正常、也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况且美好的性爱更焕发着生命的光彩。普通的香袋，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被做成寄托情爱的信物。
例如，清乾隆年间的封疆大吏、同时也是很有名的学人毕沅，就在一首诗中写道：“紫罗绣香囊，是妾定情物。”（毕沅《灵岩山人诗集》卷一一《古意》）清代民间制作，最享盛誉的香袋，是福建出产的“建宁香袋”。清初人董以宁有一阕吟咏建宁香袋的《东坡引》，词曰：
缝成红素绢，籹就鸳鸯线，双双蟢子双双燕，一双图半面，一双图半面。繋他裙衩氤氲堪羡，愿翠管，郎亲捻。翻来覆去敎郎见，这边题欲徧，这边题欲徧。（董以宁《蓉渡词》卷上《十赍词示婢》）
这是在香袋的两面都绣出了成对的蟢子和双飞的燕子，当然充满情爱的寓意。在《红楼梦》中，林妹妹就亲手给宝哥哥做过香囊（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又第八十七回《感秋深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既然香袋上刺绣的图案可以寄情表意，作为情爱的标志，同时又男女两性都会佩戴，便很自然地会被做成成对儿的一双两件，这样能更清楚、也更强烈地体现缠绵的恋情。嫏嬛山樵《增补红楼梦》中有一谜语，打一物，谜面是“本是双双伴，缘何踽踽行，西方原有路，未许共登程”，谜底是“达摩只履”，而奖品乃为“酬香囊一对”（嫏嬛山樵《增补红楼梦》第十七回《春灯谜李纨新雅制 即事诗贾禄占高魁》）。本来成双作对儿的达摩履，却只剩下一只，赏以“香囊一对”，不过寓意圆其固有的形态，所以这“一对”香囊就应该是所绣图案相互匹配的一组。
普通的香袋如此，绣春囊本为两情相欢所制所用，成双作对地搭配，岂不更加合理？——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过成双作对地搭配制作两个绣春囊，其组合的形式并不一定都是一样。按照一般的逻辑来推测，大致可以有这样两种组合形式：一种是香囊上的图案或文字，男女有别（案宝玉佩戴的那块通灵宝玉有铭文曰“莫失莫忘，仙寿恒昌”，而宝钗那只金锁上的铭文是“不离不弃，芳龄永继”，宝玉说“姐姐这八个字倒真与我的是一对”，实质上体现的也是同样的寓意。事见第八回《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另一种是二者绣工和花色完全相同，譬如就像都是“双双蟢子双双燕，一双图半面，一双图半面”（当然若是真有情郎执笔题字，倒是可以一只题这般，另一只题那样）。
按照这样的思考，我们就会明白，王熙凤率周瑞家的等五位陪房想要“访察”的首要目标，就应该是这一对绣春囊中的另一只。王善保家的在动手查抄前对凤姐说“想来谁有这个，断不单只有这个，自然还有别的东西，那时翻出别的来，自然这个也是他的”，这只是不得已时退而求其次的办法，王熙凤先要“平心静气暗暗访察”时当然更希望查找到直接的证据。
果不其然，在迎春的丫鬟司棋那里，她们找到了想要的“罪证”——这就是司棋“表弟”潘又安写给她的一封情书：
上月你来家后，父母已觉察你我之意。但姑娘未出阁，尚不能完你我之心愿。若园内可以相见，你可托张妈给一信息。若得在园内一见，倒比来家得说话。千万，千万。再所赐香袋二个，今已查收，外特寄香珠一串，略表我心。千万收好。表弟潘又安拜具。
信中“再所赐香袋二个，今已查收，外特寄香珠一串，略表我心”云云，程甲本和程乙本俱书作“再所赐香珠二串，今已查收，外特寄香袋一个，略表我心”，核对梦稿本，知这一变化正出于高鹗修改。
杨藏梦稿本《红楼梦》
在这里，高鹗是调换了“香袋”和“香珠”的位置，由司棋送给表弟两个香袋，变成了潘又安送给了表姐一个香袋，显然是缘于他认为傻大姐捡到的绣春囊就是司棋丢弃的，由于在司棋这里并没有搜到第二个香袋，故高鹗以为司棋遗失而为傻大姐捡到这个绣春囊就应该是潘又安送给司棋的。按照这样的认识，潘又安信中所说司棋送给表弟两个香袋就不对了，所以他便把信里的话改成了潘又安送给了表姐一个香袋。
高鹗这一想法，有其充分的合理性。这是因为就在傻大姐捡到绣春囊之前，司棋同他的表弟潘又安有过一次幽会，事见《红楼梦》第七十一回《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当时，是鸳鸯在夜色中想在大观园内一处湖山石后边的大桂树下小解，撞见司棋正与潘又安在一起缠绵，并且两人已经解开衣衫，有些难解难分。因鸳鸯在朦胧中只认出了司棋一个人，便“只当他和别的女孩也在此方便”（案此前在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那一回里，司棋就曾“从山洞里出来，站着系裙子”，这是大白天里司棋在园中随地“如厕”的实例），于是就出现了“鸳鸯女无意遇鸳鸯”的尴尬场景。而在这过后，就发生了傻大姐在山石背后拾得绣春囊的事情。
把这两件事儿联系到一起，作者曹雪芹的设计，怎么看怎么都像傻大姐捡到的绣春囊就是司棋这次慌乱中丢下的。在后边的第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矢孤介杜绝宁国府》那一回里，凤姐看到潘又安的信就乐了：因为她完美地达到了抄检大观园的核心目的，顺利地找到了绣春囊的主人——司棋，而且司棋还老老实实地认了，就连清楚知道此番查抄缘由的司棋的姥姥王善保家的也俯首帖耳地认栽了。
然而，若是依照《红楼梦》的原始文本，书作由司棋送给表弟潘又安两个绣春香袋，这事儿也并不是就说不通。
这两个香袋实际上应该是一对。司棋送给潘又安一对香袋，并且绣上“春意”画，这看起来似乎有些怪异，但也符合这两个人的情况。
首先从年龄上看，司棋大，是表姐；潘又安小，是表弟。其次从身体状况来看，司棋有着“高大丰壮身材”（第七十一回《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显然已经发育得比较成熟，自然对男女之事有着较强的需求。
再从性格上来看，司棋在情书等情爱证据被查获后，竟果决地一言不发，静默对抗，自始至终没有做一句辩解，“并无畏惧惭愧之意”（第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矢孤介杜绝宁国府》），在其母不允许她嫁给表弟潘又安时又奋而撞墙自杀（第九十二回《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附案在这一回里又把潘又安的身份写成了司棋的“表兄”，这也是曹雪芹修改定稿前的瑕疵，高鹗未加详审，竟把前面很多地方都依照这处疏谬改是 为非，殊谬），这些都显示出她相当刚烈；而潘又安在两人的好事被鸳鸯撞破之后，吓得马上就逃离大观园（第七十二回《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显得畏葸懦弱。
两相比较，司棋主动向表弟潘又安示爱，自有其合乎情理之处。此外，司棋还有一项普通婢女所不具有的特点，这就是她有些文化认识字儿。文化会让她增长见识，也会更有勇气争取美好的情爱。按照书中的叙述，贾府中不仅绝大多数丫鬟是根本不识字的，如袭人等（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像贾珍续娶的尤氏也是“不识几个字”，甚至宁国府二奶奶王熙凤乃“因当家理事，每每看开帖并账目”，方才“颇识得几个字”（第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矢孤介杜绝宁国府》），所以像司棋这样的丫鬟能够认字儿看得懂情书，在同侪之中是很难得的（贾母死后，鸳鸯走得也很决绝，须知鸳鸯不仅同样识字儿，还能动笔写字，事见第八十八回《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又潘又安在情书里说“若得在园内一见，倒比来家得说话”，其实不仅说话方便，偷偷试试“妖精打架”，尝尝苹果的滋味，也会更加方便。司棋偷着绣出这个春意香囊并大胆地把它送给表弟，表示的就是这个意思。既然少奶奶王熙凤都会在“内工”制作的香囊上自行绣出“妖精打架”的画面，丫鬟司棋出于自己真心的爱意做同样的事儿，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了。
这对绣春香囊本该两人各持一个，才能更好体现以身相许的爱意，无奈大观园里对下人的要求太严（在这次抄检大观园的过程中，惜春的丫鬟入画仅仅是替哥哥私下收存一些完全合规的赏赐，就被驱赶出去，从这一事例中就可以对其严厉的规矩略知一二），不得已，只好同时把这对绣春囊都送到了情郎潘又安的手上。那次应约潜入大观园与司棋幽会时，潘又安身上带了一只绣春囊，可没想到被鸳鸯撞上，慌乱中整束衣衫，就把这个春意香袋遗落在了山石后面。
难怪凤姐在读到潘又安写给表姐司棋的情书后“不怒而反乐”，这是因为她抓到了司棋送给表弟绣春囊的直接证据，从而也就清清楚楚地查明了这件本来颇显扑朔迷离的案子。需要稍加说明的是，红学专家刘世德先生尝谓“香袋与‘绣春囊’是否同一物品，其事尚在两可之间”（说见刘世德《〈红楼梦〉版本探微》卷下《读红脞录》第六十六节《香袋与香珠》），今案王熙凤讲“这香袋是外头雇工仿着内工绣的”，所说“香袋”明显是指傻大姐捡到的那只“绣春囊”，故刘氏此语殊无谓也。
以上就是我对这次事件经过的推论，关键是司棋送给表弟潘又安的“香袋二个”、也就是那两只绣春囊，本来是相互匹配成双成对的，它和贾母当年送给贾府张姓仆人、也就是后来清虚观张道士的那只金麒麟一样，都是一个女性主动传递美好情爱的信物，只不过在社会地位上，贾母作为荣国府的少奶奶是高高在上的，而司棋只是个卑微的丫鬟而已。男欢女爱是要脱了衣服去做的，没有了那层外包装，每一个人都会显露出共同的内在品性。
最后，再附带说明一下前人对“绣春囊”一案的其他解释。这类指向司棋、潘又安以外的解说，出现过很多，其中比较著名的学者，比如萨孟武先生，他以为绣春囊或为宝玉指使小厮买来（萨孟武《〈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三《贾府弟子的堕落》）。这种说法全然不顾《红楼梦》前后相关的叙述，纯属想当然，不足辨。
在这当中，有一种说法，乃谓用这绣春囊寻欢作乐的人是薛宝钗，其说未免骇人听闻，可又看似别有依据，因而不得不略加辨析。
较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清末人徐臻寿，相关看法批注在他钞录的一部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上——相关学者把这部钞本称作“补拙斋钞本”（见夏薇《〈红楼梦〉一百二十回钞本初探》。案此补拙斋钞本今藏辽宁省图书馆，下引徐氏说法，俱转据夏氏此书）。
徐氏提出此说的依据，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在第六十二回《憨湘云醉眠芍药裀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这一回里，这天宝玉、平儿还有薛宝琴、邢岫烟四人同日过生日，因为薛蝌给宝玉送来寿礼，宝玉便到薛姨妈家陪他吃面。
离开薛宅时，宝玉和宝钗同入大观园，“一进角门，宝钗便命婆子将门锁上，把钥匙自己拿着”。贾宝玉以为多此一举，薛宝钗笑道：
小心没过逾的。你瞧你们那边，这几日七事八事，竟没有我们这边的人，可知是这门关的有功效了。若是开着，保不住那起人图顺脚，抄近路从这里走，拦谁的是？不如锁了，连妈和我也禁着些，大家别走。纵有了事，就赖不着这边的人了。
宝玉以为这话是针对前几天王夫人那里丢失了的玫瑰露和大观园厨娘柳五儿有些不易说清的茯苓霜而发，孰料宝钗又笑道：
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两件，乃因人而及物。若非因人，你连这两件还不知道呢。殊不知还有几件比这两件大的呢。若以后叨登不出来，是大家的造化；若叨注销来，不知里头连累多少人呢。你也是不管事的人，我才告诉你。平儿是个明白人，我前儿也告诉了他，皆因他奶奶不在外头，所以使他明白了。若不出来，大家乐得丢开手；若犯出来，他心里已有稿子，自有头绪，就冤屈不着平人了。你只听我说，以后留神小心就是了，这话也不可对第二个人讲。
针对这段话，徐氏批云：
此物已后竟无下落，吾谓实为第七十三回伏案，盖明写则太难为情也。告诉平儿，故凤姐领人抄检不到蘅芜院。不曰旁人而曰平儿，可见与司棋无涉。
在这一回篇末，徐氏又批云：
“殊不知还有几件比这两件大的呢”，此数语未说明何人之物，然又云“我才告诉平儿”。夫遗失如此重大对象，平儿且不知，他人亦不知，必待宝钗之告，岂非大奇？乃文又曰“这话亦不可告诉第二人”，一若惟宝钗一人知之者，然则此物为宝钗之物，万无可疑矣。此皆作者留隙示人处，惜读者略而不觉，转为眩惑耳。
这两段批语，是徐臻寿指认薛宝钗为傻大姐所拾绣春囊所有者最基本的依据。
第二，蓄此先入之见以后，他在《红楼梦》就又看到了更多佐证己说的文字，就如同亡鈇之人意其邻子一般，视其行步言语、作动态度无为而不窃鈇也，简直怎么看怎么都像是那么回事儿、越看越是那么回事儿了。接下来，徐氏就在第七十四回、亦即《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矢孤介杜绝宁国府》这一回里，看到了更多相关的描述。
如书中记述惜春的丫鬟入画替哥哥私下收存的物品系由他人传递进园，徐氏批云：
读者看清“哥哥传递”，谓非蟠、钗写照而何？此香袋之来踪也。故下文又曰“想那些东西亦是传递进来的”。
即谓绣春囊是由薛蟠传递给宝钗的。
又如凤姐率众查检过怡红院之后，有这样一番场景：
（凤姐）说着，一径出来，因向王善保家的道：“我有一句话，不知是不是。要抄检只抄检咱们家的人，薛大姑娘屋里，断乎抄检不得的。”王善保家的笑道：“这个自然，岂有抄起亲戚家来的。”凤姐点头道：“我也这样说呢。”
徐氏就此批注如下两个字：
点眼。
意即点明事在薛家而凤姐为其刻意躲避抄检。
接下来有一条批语，所针对的内容，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冯其庸点校本里没有，当然也不见于其用作底本的庚辰本，而是别见于程甲、程乙两本。当入画被查出私存有哥哥的物品之后，其主子惜春云入画得以如此，应是后门上的张妈为之传递。继此之后，我们在程高本中便看到了如下一段内容：
谁知那老张妈原和王善保家有亲，近因王善保家的在邢夫人跟前作了心腹人，便把亲戚和伴儿们都看不到眼里了。后来张家的气不平，斗了两次口，彼此都不说话了。如今王家的听见是他传递，碰在他心坎儿上，更兼刚才挨了探春的打，受了侍书的气，没处发泄，听见张家的这事，因掇撺凤姐道：“这传东西的事关系更大。想来那些东西自然也是传递进来的。奶奶倒不可不问！”凤姐儿道：“我知道，不用你说。”
核对一下杨藏梦稿本，可以看出，这段话很可能是程、高二公在整理曹书过程中增补的内容。姑且对此置而不论，我们可以看到，上面那条徐氏批语云“故下文又曰‘想那些东西亦是传递进来的’”，指的就是这里“想来那些东西自然也是传递进来的”这句话。徐臻寿针对凤姐在这里讲的“我知道，不用你说”这句话，又批道：
“我知道，不用你说”，可见不搜蘅芜之故。
“蘅芜”是指住在蘅芜馆里的薛宝钗，这也是说徐氏以为王熙凤内心十分清楚，绣春囊的隐情本在薛宝钗身上。
在这第七十四回的卷末，徐氏又有如下一篇批语：
抄检大观园，一则曰去疑儿，再则曰洗净他们。冠冕极矣！何以宝钗一处独不需此？既然未搜，则钗之可疑及并未洗净，已在言外。参观第六十二回告诉平儿一语，自可得其踪迹。
与此衔接的是，在这下一回、亦即第七十五回《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里，曹雪芹写薛宝钗以陪伴生病的薛姨妈为由，要搬出大观园住一段时间，徐氏就此批注云：
不能安身了，忙忙如丧家之狗。一笑。
综合上述批语，可见这位徐臻寿先生通过纵横罗织，摆出了坐实此案的架势，也就是把薛宝钗判定为在大观园里丢失绣春囊的人，真的好像其“作动态度无为而不窃鈇也”。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么？实际上这位徐臻寿先生的推论，全是建立在对薛宝钗谨守门钥的举止和她对宝玉讲的那段话的基础之上，然而分析绣春囊的来由首先需要紧密结合书中相关的叙事，而这相关叙事自然是指向了被鸳鸯撞破幽会场面的司棋。
在此基础上来看宝钗的言行，并没有什么难解的神秘之处——即贾府中窃用物品的事儿绝不止宝玉所知的玫瑰露和茯苓霜而已，薛宝钗还知晓比这更为重大的窃用行为。只是贾府上上下下矛盾重重，一旦捅破，不知道会牵涉出多大麻烦。
譬如上面述及的所谓茯苓霜一事，本来并不是有人偷用，而是粤东外官给贾家送来两小篓子茯苓霜作礼物，顺便也打点门房一篓，值班的门房正好是柳五儿的舅舅，所以就分给了柳五儿一包（第六十回《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不过门房私受来客礼品，分明是因其职守而索人财物。这种事儿虽然早已成为普遍的“陋规”，可要是主子追究起来，自宜加以惩处。所以宝玉为保护柳五儿，只好说谎作假，对付着将此事敷衍过去（第六十一回《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这种复杂的局面和贾府上下复杂的人事关系，都不是客居于此的薛家人所宜过多介入的，心机深邃的薛宝钗更不会乱趟浑水，她谨守门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自求躲避瓜田李下的嫌疑。宝钗把相关情况讲给宝玉听，因为宝玉“是不管事的人”，不会多事儿跟别人讲，而听了她的话，自宜“以后留神小心”；讲给平儿，是因为平儿的“奶奶”也就是王熙凤“不在外头”，也就是凤姐不是能够躲得开的“局外人”，一旦事发，总是要参与处理（这个“外头”和“里头”的关系，看看第五十五回《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中凤姐所说“宝玉他又不是这里头的货”那句话，就会理解得更清楚），平儿和她说了，到时候就能“心里已有稿子”，亦即心中有数，处理起来便“自有头绪”。
至于宝钗把这话只讲给平儿而不同凤姐直接讲，同时还叮嘱宝玉“这话也不可对第二个人讲”，更是体现出她的精明和世故。平儿是贾府上下心肠最好的大好人，但要是她心傻好对宝钗也没什么用，关键是平儿还聪明绝顶，有眼神，会处事，能把四面八方的利益都照顾得十分周全。因此，平儿在听到宝钗讲述的情况后，自然会把这话得当地透露给王熙凤，特别是让凤姐知悉宝钗小心谨慎地洁身自处的态度，同时平儿又不会把她搁在里边。这样万一出事儿，跟她薛家大姑娘也毫无关系，她并没有惹是生非，谁也不会得罪。
关于这一点，我们看第四十八回《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那一回里，宝钗想让香菱趁薛蟠外出之时搬进大观园里与自己同住，为防止他人见怪，告诉香菱说：“我劝你今儿头一日进来，先出园东角门，从老太太起，各处各人你都瞧瞧，问候一声儿，也不必特意告诉他们说搬进园来。若有提起因由，你只带口说我带了你进来作伴儿就完了。回来进了园，再到各姑娘房里走走。”这样的安排，本已甚是细致周全，孰知正巧赶上“平儿忙忙的走来”，于是宝钗因向平儿笑道：
我今儿带了他来作伴儿，正要去回你奶奶一声儿。
平儿笑道：“姑娘说的是那里话？我竟没话答言了。”宝钗道：
这才是正理。店房也有个主人，庙里也有个住持。虽不是大事，到底告诉一声，便是园里坐更上夜的人知道添了他两个，也好关门候户的了。你回去告诉一声罢，我不打发人去了。
善解人意而又深明事理的平儿随口向香菱说道：“你既来了，也不拜一拜街坊邻舍去？”把这几个人的对话连起来看，就更容易理解宝钗所说“平儿是个明白人，我前儿也告诉了他”这句话内在的含义。
宝钗有自己精明的盘算，凤姐的脑袋更一清二楚。薛姨妈家的人，已经吓成这样了，明知道宝钗如此小心行事，不会有事儿，还多此一举去查人家干啥？而且人家还好心知会了你相关的情况，投桃报李，也不应该再让人家经受这种难堪。还有“金玉良缘”在那儿明摆着呢，日后宝钗一上位就成了跟自己一样的“二奶奶”了，早早铺垫一下，预留下将来周旋的地步，又何乐而不为呢？
上面那些被那位徐臻寿先生想得玄机重重的叙事，在我看来，内涵的“机关”不过如此而已。窃以为这样的解释，不仅与绣春囊一案的整体情节无碍，而且完全符合曹雪芹设定的人物性格。
昔乾嘉学者中相当一部分人在考述史事时往往会脱离整体背景而孤立地看待局部的细节，通过只言词组求取全新的大发现，结果大多不可信据，在这方面留给我们很多教训。今天我们赏析、品味像《红楼梦》这样的小说，也需要注意从头到尾通着看，要不然就会失于“想当然”了。
2023年4月18日晨草记
2023年4月27日上午改定
(责任编辑：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