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实的生活世界里，围墙两边的筑师人并不会因为围墙而停止交流。”

撰文 | 李心怡

编辑 | 曹颖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读博士时，心中想围何志森的名建工作常常是坐在电脑前画图，因为实在不喜欢，筑师他休学半年回到了中国。心中想围

2010年，名建在国内，筑师他去拜访一位老师，心中想围华侨大学建筑学院院长龙元。名建龙元说：“你应该去看看我们校园的筑师围墙。”

何志森被带到华侨大学围墙前，心中想围眼前的名建场面让他震惊——

华侨大学和村庄连在一起，高高低低的筑师围墙将校内的学生和校外的村民隔开。那时正值中午12点，心中想围墙外的村民用各种方式把盒饭传到墙内的学生手里：用不同长度的晾衣杆挑着或是爬上高高的梯子直接递过去。

整道围墙呈现出一种特别奇怪的连接：围墙原本的作用是把校园和村庄分隔开，但是在这个场景中，它变成了一块神奇的磁铁，吸引着两边的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互动和交流。

在一些建筑师眼中，落成的围墙是永恒不变的障碍物，此处不会有人经过，也不再发生活动。然而何志森在华侨大学的围墙边看到，这些没有读过建筑学的人，却利用了自己的智慧翻越建筑师设定的那道坎。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扉美术馆馆长、Mapping工作坊发起人何志森。（受访者 供图）

何志森也由此产生了新的研究兴趣。实际上，在今天的中国，很多大学校园都是和村庄连在一起的，它们以围墙为边界。经过调查，他将集美大学诚毅学院的围墙选做博士论文研究对象。

在华侨大学，何志森看到交易只在边界发生，没有人试图跨越边界。但在集美大学诚毅学院，墙外的摊主会翻越围墙进入校园给学生送盒饭，盒饭买卖成了城中村的一条巨大的产业链。除了盒饭生意外，在围墙两边还进行着各种各样的交易，例如有一家绵绵冰店直接架在了围墙上面。

在与集美大学一墙之隔的孙厝村，何志森找到一位村民D，和他一起送了三年盒饭，观察他是如何越过围墙与校园内部产生互动，将盒饭送进学校给学生的——通过梯子翻越围墙，用盒饭“贿赂”围墙边上的校园保安，雇用需要勤工俭学的学生来帮助把盒饭送进宿舍等等。

“尽管围墙的存在在地理上分开了两者，但为了生存的需求与寻得更好生活的愿望却引领他们互惠互利，共同创造了这一社会经济体系，并在悄无声息中穿透了这条看似坚不可摧的围墙。”何志森发现，高高耸立的围墙无法隔断墙里墙外的交流。

如今何志森是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扉美术馆馆长、Mapping工作坊发起人——在这个工作坊里，他和学生经常会用参与式观察和跟踪的方式挖掘普通人真实的诉求，从而真正地理解城市生活空间。博士毕业后，他始终在思考和探索城市边界的各种可能性。

“好的大学，没有围墙。”这句网络课程的广告语，反映了大众对于理想大学的期待：自由，开放，包容。如今大学校园的围墙处处都是，它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而社会又该如何突破这道物理边界、抵达理想的校园生态？

以下为《看天下》与何志森的对话

不要极端化地界定围墙

●《看天下》：你如何看待围墙与校园开放的关系？

● 何志森：我妈妈是知青，1950年代，她在福建客家的一个山区支教，那里的学校也有围墙，但是围墙只是一种形式，谁都可以进去，周边的农民都可以去听课。

在我看来，围墙的作用更多是一种领土上的视觉宣示，告诉外面的人这个地方是学生读书的地方。没有围墙不等于开放，有围墙也不等于封闭。我一直认为，围墙只是一种形式，开放不开放跟围墙没有关系。更重要的是建筑师、校园管理者、学校师生、周边居民怎么重新看待“围墙”，它可不可以不以一种僵硬绝缘的形式存在，而是一种既能提供安全，又能触发两边日常活动的“空间”存在？

围墙两边无处不在的交易。（受访者 供图）

围墙两边的人应该不断对话，找到一个共治的管理模式，当然建筑师的创造力这时候就很重要了。如果没有“open”（开放）和“close”（封闭）之间的“in between”（两者之间），没有讨论与对话，就永远解决不了我们想要看到的校园公共性的问题，它只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看天下》：有一种想法会误以为校园和教育资源只属于校园里的老师、学生，而非公共的，因此并不支持校园开放，这也形成了一种心理上的边界。你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何志森：有这个想法是很正常的，但是校园管理者和普通大众需要知道公立学校的资源是全民共享的，不是私人财产。既要维护校园秩序，又要提供一种公共性，这时候怎么设计围墙就非常重要了，可惜很多建筑师对围墙的认知是非常狭隘的。

我觉得建筑师应该多对城市边界做一些观察和研究。我知道设计一个围墙不太赚钱，但是设计得好非常有意义。比如当两个学校挨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建两个一模一样的图书馆？为什么要浪费这么多资源和空间？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边界上盖一个图书馆？为什么图书馆不可以是一个加厚的边界，同时又是一个共享的空间？

既然在真实的生活世界里，围墙两边的人并不会因为围墙而停止交流，那么为什么我们建筑师不在当初就预先考虑为围墙两边的人设计，以及他们是如何使用围墙的。而通过了解他们如何使用围墙，建筑师无疑可以创造条件，或提供微型基础设施，以便人们对围墙的非正式使用。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做规划，要好过对未来视而不见。

当然，建筑师和校园管理者都需要意识到，物理边界存在的方式有千万种，不只是混凝土围墙这个古老僵硬的形式。

●《看天下》：我们讨论时会更多关注校外的人无法进入封闭的校园，但反过来，封闭的校园环境会不会使得校内的学生也丧失和外部交流的意识？

● 何志森：我认为这和围墙没有直接关系，在今天这个网络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线下交流互动都不那么重要了，我们的全部生活都被一个巴掌大的手机控制着。特别在三年疫情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割裂了，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孤岛，都围着一个无形的围墙。

我们对高科技无底线的接纳正在快速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之前做过一个菜市场改造项目，叫《菜市场美术馆》，疫情期间它被拆了。之后很多记者一直问我传统的菜市场跟盒马鲜生有什么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去菜市场是要跟不同的人打交道的，而盒马鲜生，只需要你待在家里，用一个App，就能让人把东西送到家门口，你完全不用出门，不用与人交流。在我看来，像菜市场这样的日常空间才能够真正连接起不同阶层的人，并创造一种社会黏性。

大学校园里的学生随时可以出来。但是今天学生有太多课程和作业了，导致他们可能被迫只待在校园里。

我想校园有一天要是真的没有围墙了，学生估计依然还是待在教室里，待在图书馆里，待在宿舍里，不会想要出来。现在的学生很卷，我的一些学生经常同时身兼好几个项目——竞赛、工作坊、夏令营、公益活动等等，同时参加，因为这些东西对他们未来找工作、考研、出国很重要。

因此我想问，如果没有围墙，学生真的会出来吗？会主动地和真实的社会连接吗？外面的人会想进来学校图书馆看书吗？我们还有阅读的欲望和能力吗？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当个体渴望与真实社会产生连接的时候，无论身困何方，都一定能找到出来的方法。

当围墙不再是一道墙

●《看天下》：围墙内外可以有什么样的形式来产生交流？

● 何志森：设计专业者、校园管理者、学生老师群体、周边居民应该一起去讨论围墙如何设计，围墙应该是什么样的形式，它可不可以是一个菜园，一个动物园，一个图书馆，一个风雨操场？

以集美大学诚毅学院为例，针对中国大学校园的规划方式，我在研究里提出了三种模糊、转移与消除边界的策略：加厚、植入与重组。

集美大学集美大学校园与孙厝村只有一墙之隔。（受访者 供图）

比如加厚边界的策略是将一定数量的大学设施与服务机构安置在边界上，从而实现“区域共享”和“资源共享”。设想一下，可不可以把操场变成一个“围墙”，学生村民可以自由进出。操场作为一个开放的空间，可以踢足球，可以打羽毛球，可以跑步，可以遛娃散步。操场面向村庄的这部分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形式，但进入校园，学生需要通过刷脸等方式。我觉得这就保证了这种边界它不是一个僵硬的围墙，而是一个多功能的日常公共空间，同时校园安全也被考虑到了。

植入策略是指在建设校园时，保留原有村民的农田、果园等景观，村民和学生可以共同管理这些景观，村庄的生产方式得以保留和延续（注：集美大学诚毅学院用地之前是孙厝村的农田和果园）。

重组策略是指对校园和村庄的部分建筑进行重组和置换，从而创造出不同环境之间的融合，展示“乡村中有大学，大学中有乡村”这一景象。

不管是哪一种策略，我们都必须意识到，当围墙不再是一道墙的时候，还有什么样的空间形式，能够让它连接两边的不同人群，同时又能给他们带来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

●《看天下》：你有没有见过理想中的“围墙”？

● 何志森：我工作的广州扉美术馆和它旁边的农林肉菜市场之间有一道墙，叫《无界的墙》，是艺术家宋冬的作品。扉美术馆和农林肉菜市场相连，宋冬将曾经的混凝土墙改造成了“无界的墙”，由不同的门窗组成，这些门窗都是北京被拆迁的胡同房屋的门窗，都是由宋冬收集的。（注：东山口农林肉菜市场因何志森发起的《菜市场美术馆》艺术项目而被大众所知，最终于2020年因违章建筑被拆除。）

无界的墙建成后，我们会在围墙里面或边上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有些是社区居民、菜市场摊主自发发起的，有些是美术馆组织的。比如在橱窗内跳舞唱歌、表演戏剧、沿着围墙和周边居民、菜市场摊主一起吃饭、看电影、摆摊等等。无界的墙变成了社区不同社会群体交流互动创造的平台，一个吸引人触发活动的磁铁，而不是一个绝缘体。

所以问题不在于校园开放还是封闭，不在于要围墙还是不要围墙，而是把围墙放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能不能让两边的人产生互动，产生连接，产生对话，然后让墙延伸出一种新的意义，建构一种新的社会价值。

(责任编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