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通名“弄”的弄时空演变

■作者简介

胡云晚

湖南洞口人，文学博士，晚邬浙江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立帆研究方向为方言、地名新媒体语言、通名汉语国际教育。空演

邬立帆

湖南衡阳人，弄浙江科技学院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晚邬研究方向为地理语言学、立帆词汇史。地名

■提要

地名通名“弄”主要有三种演变路径。通名小巷义的空演“弄”源于汉语，为吴语特征词，弄集中分布于浙江、晚邬苏南、立帆上海。宋以前，“巷”的吴语方音读如“弄”，吴语与官话同形异音。至迟于南宋，“衖”“衕”开始记录“弄”，吴语官话分流，“弄”“巷”异形异音。“弄”在浙赣移民迁徙的路线上留下痕迹，散见于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福建等地，是现代南方方言区形成的缩影。山谷义的“弄”为“巄”之讹变。还有部分“弄”传承于百越语或其他语言。“弄”的分布与演变映射着语言的不同历史层次与接触关系，有助于理解区域文化变迁，为地名规范、地名考证工作提供了一定参考。

■关键词

地名通名“弄”；语言演变；语言竞争；地理语言学

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3年第2辑，第96-107页，注释从略。

据《中国地名通名集解》记载：“巷：街里中的道路。胡同。直者、大者为街，曲者、小者为巷”；“弄：〈方〉小巷、胡同。（1）用作巷名，主要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2）用作自然村落名称，分布同（1）”。语义上，“胡同”“巷”“弄”构成同义词。《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与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采录展示平台收录了各地方言对普通话“胡同”的叫法。“弄”（包含“弄堂”“弄子”等）主要分布于吴语、闽语、赣语、湘语、江淮官话等区域。那么，“弄”分布的历史动因是什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又反映出怎样的地名演变规律呢？

关于“弄”的起源，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是源于“巷”之音转说。顾炎武指出：“‘弄’者盖‘衖’字之转音耳，今江南人犹谓之‘弄’。”陆宗达、王宁认为，吴语区称里中小巷为“弄”，其称甚早。《南史》“萧湛接郁林王出，至延德西弄弑之。”“弄”即“巷”，字本作“衖”，本读喉音，后变为舌音，才写作“弄”，北方的“胡同”原写作“衚衕”，是“弄”的缓读。任继昉通过汉藏语系亲属语言对比等方式，将“巷”的上古音拟写为带复辅音的glong，由此演变出gong“巷（衖）”、long“弄（衖）”、ga tong“胡同”。王越认为，“巷”“衖”古字通，读如“虹”，有相连畅通的意思，“弄堂”与“胡同”系古“巷（衖）”音转后的南北两音。张翼认为，唐以前，“衖”为“巷”的异体或古字，宋元之际，“衖”开始记录“弄”，应当是一种训读。

二是源于百越底层词说。胡续发认为，壮语中的luengq（语音变体为rungh）是个基本词，指沟道、巷道，在地名中指土山之间或山岭半腰处于群山（峰）环抱中的大块平地（连同村庄），与吴语、闽语中的“弄”都是百越底层词。周宏伟认为，两道山体间较宽且低平的长形谷地，在湖南用“垅”“崙”“弄”等字记音，与广西“龙”“弄”等字同源，均源于古百越语的地名通名。

上述两种观点各有一定道理，后者即“弄”源于百越底层词的几率更低一些。李锦芳认为，判断一个地名是否为百越地名有三条标准：一是这些地名出现在百越居住区；二是通名冠首的齐头式；三是汉语难解而与壮侗语言、壮侗语地名相通。据此推断，湖南“隆回”、广东“龙川”等政区地名的确有源于百越语的可能，然而，如果立足于语言学语音语义演变角度进行考察，大部分街巷义、山谷义的“弄”作为基层地名，并不完全符合这些标准。本文将充分利用方言与地名调查数据，结合历史文献，考察“弄”地名的分布、形成与释义，揭示地名背后的语言传播路径和演变规律。

一“弄”的空间分布

“地名通名”是“地名中用于说明地名类别的通用名称”。方言区内常见的特定语词，是组成通名的一部分，如“厝”“坞”“岙”等。地名数据制图可以得到相关地名的空间分布范围，揭示区域通名的高频词汇特征，为方言研究提供支撑。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共采集地名1320多万条，民政部据此建成国家地名信息库。地名是记录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以该信息库数据为基础，获取地名通名“弄”的分布密度与范围，可用于考察其时空演变规律。

我们以“弄”的本义为样本提取标准：即“弄”表街巷（小巷）且后置于地名，同时，将少数民族语言区音译地名排除在外。基于此标准，街巷义“弄”的地理分布数量可展示如图1，该图以地级行政区和直辖市为单位呈现统计结果，图例表地名数量。可以发现，“弄”的分布与《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及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所调查的情况基本一致，主要分布于南方，浙北、苏南数量最多，浙南、赣东北、闽北次之，皖南、鄂东南、湖南等地最少。

图1 街巷义“弄”地名的地理分布数量示意图

说明：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5218号）绘制。

地域特征是同义语词混用的重要动因。从语言使用角度看，“弄”和“巷”容易发生混用。因此，一座城市“弄”与“巷”的地名数，一定程度反映出二者的语言竞争关系。我们以分布“弄”的城市为样本，统计其“巷”的数量，并计算“弄”与“巷”的比值，结果呈现如图2。

图２ “弄”“巷”表街巷地名数量比值示意图

说明：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5218号）绘制。

图2表明，在街巷使用“弄”还是“巷”的问题上，吴语太湖片的城市均倾向于“弄”。特别是上海、嘉兴、舟山，“弄”的数量分别为“巷”的35.75倍、30.14倍、19.82倍，优势明显。杭州、苏州、宁波、湖州、绍兴等城市，“弄”的数量均在“巷”的2倍以上。吴语区外，仅景德镇一地“弄”呈优势。可见，“弄”在吴语区具有更为明显的竞争优势。吴语区内部，太湖片的优势又明显强于其他片区。在“弄”处于劣势的地区，福建南平、宁德、福州，江西上饶、鹰潭，较之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弄”又具相对优势。

结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三点结论：（1）“弄”的地名分布与方言使用基本一致；（2）表街巷义的“弄”在吴语区分布最多，绝对使用频次远高于其他方言区；（3）同义竞争上，吴语区的“弄”比“巷”更具优势，且优势明显。“内部大体一致、区外未见或少见的核心词和基本词可称为方言特征词”，我们认为“弄”是典型的吴语特征词，且以吴语太湖片为最。

二“弄”的历史演变

那么，“弄”在吴语区的空间分布优势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将通过考察其历史演变过程来寻找答案。

街巷义的“弄”无论产生于何时，受地名命名机制的影响，宋以前，都只有存于口语的机会，难以作为地名出现。因为宋以前，城市实行里坊制，街区地名多以“坊”命名，直到宋代，里坊制变为街巷制，“巷”的地位空前提升，街中小巷得以用文字形式记录下来。下面，我们将结合“弄”是吴语特征词的论断，进一步考证“衖”“衕”记录“弄”始于南宋时的吴语区。

（一）杭州：南宋“衖”“衕”并记“弄”映射官话强势入吴

南宋淳祐《临安志》和《澉水志》等地方志中，存有用字形“衖”“衕”记录方音“弄”的现象，部分摘录如表1。

表1 南宋地方志记载的部分地名

可见，至南宋中期，苏州的地名尚未收录“衖”。按照“弄”是吴音的说法，这些地名中的“巷”在当地方言的读音可拟写为loŋ。南宋后期，杭州、海盐的地名，“巷”之外，还出现了“衖”，说明“衖”与“巷”不同音。由此，我们推断，此时“衖”读如吴语方音loŋ；“巷”则保留官话读音，据《广韵》“巷”为“胡绛切”，高本汉、王力、董同龢均拟之为ɣɔŋ。此变化应与宋室南迁带来的语言接触相关。南宋临安城内，北方移民人口数倍于原住吴语居民，他们带来的北方话与当地吴语交融，形成日后的杭州话方言岛。由此可知，北方移民称“巷”使用官话，吴语原居民称“巷”使用吴音。语音的分化，使得人们着手使用另一字形来记录吴音。“衖”作为“巷”的异体字，用于记录“巷”的吴音，符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同时，受语言精确表达机制规约，“衖”“巷”混用时，为避语义重复，“衖”多倾向于“小巷”义。该关系可据诸地名探知，如咸淳《临安志》：“临安今为天府，有坊以天井名，旧矣，土名亦谓天井巷。窃意衖中有井，从古而然，望宝月山黑龙潭不远，最承天雨，异于诸井，故以天井名之。”可见“衖”应为“天井巷”中的小巷。

值得注意的是，淳祐、咸淳二志部分地名使用了“衕”而非“衖”，我们认为“衕”是“弄”的又一方言用字。《说文·行部》：“衕，通街也，从行，同声。”《山海经》有“食之已腹痛，可以止衕”和“食之已痔衕”的记载，此处“衕”的语义为“下”，分别指“腹泻”和“痔漏”。此二例外，宋代以前的文献，“衕”只见于字书，无更多语言生活用例。南宋起，“衕”见于多部浙江方志，如嘉定《赤城志》的麻车衕、开庆《四明续志》的朱家衕。咸淳《临安志》在“山川”下单列“衕”，其地名多位于临安城郊的山间，如东山衕。又如淳祐《临安志》对凤凰山的描述：“第二峰有白塔，塔西有小径，青石崔嵬，夹道皆峭壁，中穿一衕，通人往来，名曰石衕。”可见，此“衕”应指山石间的通道，与“衖”的“小巷”义接近。语音上，“衕”为《广韵》定母字。在今吴语（安徽泾县）、赣语（江西都昌）、湘语（湖南洞口、涟源、桃江、沅陵、汨罗）、闽语（福建建阳、武夷山）中，均有定母字读如边声母的现象。由此推断，中古时期的“衕”在南方有读如“弄”的可能。语义、语音及字形的相近，使“衕”和“衖”逐渐发生混用，“衕”亦被用于记录“弄”之读音。淳祐《临安志》指东山衕“内有仙姑山”，而在关于仙姑山的描述中，指其“在钱塘门外东山衖”，可见东山衕、东山衖实为一地，即今杭州东山弄。咸淳《临安志》盛家衖、盛家衕亦实为一地，即今杭州盛家弄。后世“衕”记录“弄”的案例更多，清代《景德镇陶录》载有景德镇地图，图中可见火烧衕、监生衕、斗富衕，今存斗富弄。景德镇今陈家弄，存有光绪年间“陈家衕”石坊。现存地名中，亦有少量“衕”表“小巷”，如：罗源县鼓亭衕、建宁县汤家衕。同时，今北方所称“胡同”由“衚衕”简化而来，与南方的“衕”语义相同，当非巧合。

综上，杭州地区，“衖”“衕”记录“弄”指称“小巷”始于南宋，轨迹清晰可循。

（二）苏州：明清“巷”“衖”竞用实为官吴竞争

明清地方志对“弄”（“衖”）的使用有更多解释，详见表2。《横溪录》中“城曰巷，乡曰衖”，进一步印证了“巷”“衖”之别包括使用地域或使用主体的不同。如此区分的原因，应与城内官话使用所占比重更高有关。《沙头里志》《直隶太仓州志》《桐桥倚棹录》说明“衖”是俗称，义为分巷、小径。《昆新两县志》所提“凌志”指南宋凌万顷主纂的《玉峰志》，说明南宋尚“有巷无衖”，清代则“巷皆称衖”。

表2 明清地方志关于“弄”（“衖”）的记载

明清以降，吴语区“衖”替换“巷”趋势明显。《直隶太仓州志》记载：“坊以聚民，巷以通道，义各有取也。近人以交衢为街、僻径为衖，莫问坊巷之名矣。兹仍旧名，使无忘旧章也。”可见，尽管方志仍记录“坊”“巷”等旧名，但“衖”已成为语言生活的主流。苏州的地名变迁情况，也反映了“衖”的普及，部分地名变迁摘录如表3。

表3 苏州部分地名变迁情况

依表3，明代的地名通名“巷”，清代有少量改作“衖”；至民国，“衖”普遍成为“巷”的俗称；发展至今，这些地名如若沿袭旧名，则均作“弄”。这说明，清代后期，苏州将“巷”称为“衖”的人越来越多，最终导致地名用字的更改。该变化受官话吴语间长期竞争的影响，直接动因则是苏州人口的重建。明清时代，苏州为全国经济中心，天下商贾云集。太平天国战争使苏州经济遭受重创，人口流散。曹树基的研究表明：1865年苏州府人口较1851年锐减65%，此后的人口增长无移民介入。由此推测，太平天国战争后，苏州外地人口的流失与本地人口的增长，导致官话使用比重下降，吴语使用比重上升，“衖”的使用频率因而超越“巷”。

（三）舟山：“弄”的独用实为吴语独大

今浙江舟山市定海区和岱山县，表街巷的“弄”分别为91条、302条，无“巷”。据舟山本地人所述，定海话（吴语太湖片甬江小片）无“巷”音，“巷”一律称“弄”[loŋ13]。然而，苏州、杭州等地，“巷”“弄”有别。南宋乾道《四明图经》是关于舟山最早的志书，记载有：“石弄山，在县东北九百五十里，山石玲珑，东西相悬，人可出入。”该描述表明，“石弄”即“山石间的通道”。《四明图经》成书于1169年，比使用“衖”“衕”的淳祐《临安志》早81年，“石弄山”之“弄”应为人们知其音义而不知字形，采用俗字记录方音的结果。元代大德《昌国州图志》，同一地名已被记载为：“石衕山，在海之东北，有石玲珑，故名。”从而说明，当杭州这类地区政治经济中心开始使用“衕”后，受其语言地位影响，字形上，临近的舟山也开始用“衕”代替其他俗字。舟山地处浙东海岛，交通闭塞，山川阻隔，受其他方言的影响相对较小，未能如苏杭那般受到官话“巷”的明显冲击。长期以来，舟山人知“衕”而不知“巷”，因而造成“衕”（新中国成立后统一规范为“弄”）在舟山地名使用比重极高的语言事实。

综上，吴语区“弄”的演变轨迹，可梳理展示如图3。

图３ “弄”的历时演变示意图

图3表明：南宋以前，吴语区“巷”音“弄”，字形“巷”。由于移民造成的语言分化，“巷”在杭州等城市出现了官话和吴语两种读音。至迟于南宋，“衖”开始记录“弄”的读音，并分化了“巷”的语义，“衖”指“小巷”。此外，原指“山石间通道”的“衕”，开始与“衖”混用。在受官话冲击较小的地区，如苏州，该变化显得不太剧烈。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接触不断发生，至明代，苏州已形成“城称‘巷’、乡称‘衖’”的局面。清代后期，随着吴语使用比重的提升，“衖”的语音优势导致地名“巷”更名，形成了当今苏州的“巷-弄”地名格局。在官话影响微弱的地区，如舟山，“弄”（“衕”）的读音长期占据优势，导致从方言到地名，都难觅“巷”的痕迹。这些现象的本质是官话与吴语在不同地域所占优势的区别。

三“弄”的扩散路径

街巷地名的产生，与街区建筑的修建关系密切。建筑边界一旦确定，街巷格局自然形成。因此，以语言接触为媒介，移民活动带来城镇、村镇的发展，促进了“弄”地名的扩散。“弄”集中分布于吴语太湖片，散见于赣语、湘语、江淮官话、闽语等方言区，应与移民视域下的方言接触史密切相关。

（一）逐次式西进江西、湖南

“弄”作为吴语的底层，保留在赣语中。在江西省，“弄”呈现东多西少、北多南少的格局，以东北部景德镇市、上饶市数量最多。

上饶市“弄”集中于广丰区、玉山县、铅山县、余干县，这些县市或直属吴语区，或地处赣吴交界，受吴语影响大，方言基本上称“胡同”为“弄”。广丰区现存50余条“弄”，其中五都镇六甲弄以“属叶姓开族第六房”得名。经查，五都叶氏始迁祖季植，宋端平间自歙县东门叶村迁永丰（今广丰）五都。说明该地名产生于南宋晚期及其后时期。铅山县河口镇，地处赣、浙、闽三省交界处，明代以降发展为商贸重镇。当地有“九弄十三街”的说法，地名信息库可查的“弄”有24条。万历年间，当地文人费元禄记载，“河口，余家始迁居时仅二三家，今阅世七十[余年]，而百而千，当成邑成都矣。”可见，这些街弄地名的产生应在明中叶。上饶境内还有如徐家弄、郑宅弄、施家弄、洪家弄，均以明代居于此地的家族姓氏命名。

景德镇市“弄”集中于珠山区，即景德镇老城区，密集分布有200多条“弄”。景德镇属于赣语区厚弋片，方言把“胡同”称为“弄里”[luŋ42li0]。景德镇得名于北宋景德年间，北宋之前，景德镇街市尚未形成。南宋制瓷业进一步发展，景德镇城镇化进程明显，形成一定规模的街区。彭家弄形成于宋代，陈家弄、沈家弄形成于明代。这些冠以姓氏的地名折射出地名与移民的关系，景德镇的大量“弄”字地名，应为迁徙而来的陶工建立市镇时产生。景德镇移民主要来自周边的都昌、南昌、抚州、九江，未见来自浙江的记载。这说明，吴音性质的“弄”曾普遍流行于江西北部和东部。从语言发展史看，历史上江西东部应为吴方言区，由于之后北方移民迁入江西中部、北部，吴方言不断向东萎缩。方言接触研究表明：根据当今赣语在赣东北某些区域中影响吴语的一些现象，可以推测在相关区域发生过赣语对吴语的更替。通名“弄”的分布，犹如吴语深埋在江西的一颗化石，为这一结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景德镇再往西、往南，江西省内“弄”仅在南昌、九江、鹰潭有零星分布。据《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南昌、九江、新余等地称“胡同”为“巷”，但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采录展示平台中，这些城市也有收录“弄”的说法，如九江“弄儿”[loŋ21ŋar0]、南昌“弄堂”[luŋ21thɔŋ0]、新余“巷弄”[xɔŋ13luŋ33]。该现象说明，官话特征明显的“巷”和吴语特征明显的“弄”，在江西上述地区发生过激烈竞争，目前看来，“巷”已获全胜。因为一旦“巷”在地名格局中定型，“弄”的使用频次自然降低。但可以证明的是，历史上，该区域作为“吴头楚尾”，也曾广泛使用“弄”，只是随着官话的影响与赣语的发展，“巷”逐渐替换了“弄”，仅在紧邻吴语的赣东北，“弄”保住了一定优势。

“弄”跟随江西移民，西进至湖南。地名和方言使用上，“弄”多见于湘东、湘中、湘西片区。

地名信息库中，湖南省浏阳市有12条“弄”，分布在城区（原城关镇）和普迹镇。浏阳地处湘语与赣语过渡地带，东部山区还存有客家方言。方言调查表明，当今浏阳城区称“胡同”为“巷崽哩”[xoŋ21tsai24li0]，可能是因为紧邻省会城市，受其强势方言长沙话侵蚀的结果。临近浏阳的醴陵和上栗属赣语区，均称“弄子”（[ləŋ33tsɿ0]、[ləŋ31tsɿ5]）。南宋德祐二年（1276），“元兵破潭，浏遭歼屠殆尽。奉诏招邻县民实其地，则浏受害酷矣。”当时的移民大多来自江西。由于县城被破坏，元代曾迁治所于居陵镇，但因交通不便，明初又迁回原址。城镇的重建与人口的重构，浏阳方言被赣语深刻影响，地名中的“弄”当为江西移民带来，时代不早于明初。普迹镇地处浏阳城区、醴陵、上栗三地的中间地带，是江西商民西进路上的商贸重镇，曾建有祭祀江西地方保护神许真君的万寿宫。地名信息库记载，这里有一条“李家弄”自建集镇之初便已存在。普迹庙会“八月会”约始于明代万历年间，可以推测，普迹的集镇与“李家弄”的产生时间不晚于明中叶。

湘乡市老城区有“三街三巷十八弄”之说，地名信息库可查的“弄”有7条。湘乡方言属湘语娄邵片，称“胡同”为“弄子”[nɐn45ʦɿ0]。与浏阳类似，湘乡也在元明时期经历了人口的重构。“湘邑罹元末残寇杀掠之苦，村市多墟。三十年来，犹人不满土，而江右之徙家于湘（乡）者踵相接”。洪武年间，潭市易姓、鉴湖贺姓、托上刘姓，军山朱姓、横洲涧丁姓、学门前潘姓、城北张姓、龙潭王姓、华厦周姓、龙洞林姓、坪地冲胡姓、北门彭姓等均自江西迁入（或重新迁入）。明中叶，湘乡街区初具规模。万历四十五年（1617），“大水毁河街屋宇。案旧志自昆仑桥至县署后，合面街道房屋具倾中。”可见此时湘乡的街区建设已十分繁荣。同治年间的县志记载：“水衖子，即谭家巷。”“兆甲衖，即赵家巷。”此中地名有“巷”“衖（弄）”两说，当源于两种不同方言。湘乡今为典型的老湘语区，有学者认为是后期湘语从西南部侵蚀的结果。根据言语适应理论，移民言语适应可以是相互的，也可以是单方的。江西移民虽未改变湘乡方言的整体性质，但一定会有或多或少的影响，特别是词语借用，在语言接触中时常发生。因此，从移民史、城建史、方言演变三方面综合来看，湘乡的“弄”为明初江西移民带来。整个湘中地区，与湘乡同属湘语娄邵片的韶山、双峰、娄底，以及属湘语与赣语接触区的洞口、隆回，方言中也有“弄子”“巷弄”等说法，其方言形成与明初以来江西向这些地方大规模移民关系重大。

湘西、湘西南多属西南官话区，地名信息库中可查凤凰县、麻阳苗族自治县分别有5条、6条“弄”。方言调查结果表明，沅水及其支流两岸多地仍有把“胡同”称为“弄”或“弄子”的说法，如：常德[laŋ35tsɿ0]、桃源[naŋ33nər0]、泸溪[loŋ213]、怀化[loŋ35tsɿ0]、麻阳[loŋ35loŋ0tsɿ0]、凤凰[loŋ214tsɿ0]。洪武三十年（1397），“常德府武陵县民言：武陵等十县，自丙申兵兴，人民逃散，虽或复业，而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邻近江西州县多有无田失业之人，乞敕江西量迁贫民开种，庶农尽其力，地尽其利。上悦其言，命户部遣官于江西，分丁多人民及无产业者，于其地耕种。”明初，大量江西人移民常德，使该区域方言带上了赣语的色彩。那么，“弄”是这一时期进入常德方言的吗？湖北鹤峰等地与常德同属西南官话常鹤片，却并无“弄”的说法，与之对应的是江西迁入该地的移民较少。从而可以推测，常德方言“弄”可能是明初江西移民影响的结果。沅水是明清开发西南地区的重要通路，沅水流域先后接受了以祖籍东部省份为主的军事移民、以祖籍江西为主的屯垦移民、以江右商帮为主的贸易移民，根本上改变了当地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如锦和镇，为麻阳老县城，现存有茶巷弄、会馆弄、杨家弄、滕家弄、唐园弄等（地名信息库未收录）。“县城自明洪武初筑土为垣，景泰六年毁于苗，成化八年······因旧基筑之。”可见，麻阳老县城的街巷格局形成于明代。对麻阳县140个移民氏族的调查表明，明代迁入者占59%，清代占20%；迁出地为江西的占45%，湖南省内的占38%。由此推断，麻阳的“巷”“弄”地名主要由明代的江西移民创制而成。凤凰与麻阳情况类似，街巷格局在明代形成。从方言研究角度，有学者主张将麻阳高村、中方泸阳、中方新路河称为“带有西南官话色彩的赣语”或者“带有赣语底层的西南官话”，将凤凰方言划为赣语洞绥片，进一步验证了该片区“弄”来源于赣语的可能。

对湖南上述地区的调查表明，使用“弄”的区域均在明代以及之后接受了以江西人为主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尽管湘南接受了大量江西移民，却只见“巷”，未见“弄”，这应与迁入方式和人口比例不同有关。湘南属补充式人口迁移，人口一代一代渐次迁入，语言容易被迁入地方言同化。因此，“弄”更为密集地分布于经历了人口重建的湘东、湘中、湘西一带。

（二）阶梯式北上湖北、安徽、河南

与湖南类似，移民浪潮使得“弄”向北扩散至湖北、安徽、河南等地。明初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移民，使得鄱阳湖东侧的人口持续移民至安庆、庐州、黄州三府。河南东南部也在明初接受了大量江西移民。

地名信息库可查湖北蕲春县有3条、通山县有2条“弄”。蕲春袁家弄释名为：明代，江西袁氏一支来此地落籍，逐步发展，繁衍成一条街弄。湖北东南部普遍将“胡同”称“弄”，如：黄冈[loŋ35tsɿ0]、黄石[loŋ25tsɿ0]、黄梅[noŋ35]、蕲春[loŋ25ŋər0]、通城[nəŋ214]，这些地方属赣语大通片或江淮官话黄孝片。方言研究证实，明初饶州府赣语是明初赣语怀岳片的直接祖语，江淮官话黄孝片是赣语怀岳片官话化的结果。如前文所述，上饶（古饶州府）为吴语强势影响的区域，可以证明“弄”由吴语进入赣语、继而进入江淮官话的扩散路径。

在安徽地名中，安庆市有7条“弄”，集中在岳西县；黄山市黟县有5条“弄”；池州市青阳县有2条“弄”。方言中，安徽西南部和沿江一些地方称“弄”，如东至[loŋ412]、宿松[loŋ21]、岳西[loŋ53]、池州[noŋ53than24]、铜陵[lom35tsɿ0]；东南部称“巷弄”，如屯溪[xa5lan213]、绩溪[xo41nɑ～322]、休宁[xau55lan33]。皖西南大部属于赣语怀岳片，由明代江西北部赣语区人口大量迁入造成。这也说明皖西南的“弄”当来自江西移民。安徽沿江地带存有赣语、江淮官话、吴语的混杂现象，“弄”是明代江西移民带入还是吴语更早期的底层遗存，目前尚无法明证。安徽东南部黄山市为徽语区，普遍说“巷弄”，应与徽语区的“官-乡”双语现象有关。首先，江西移民很少进入徽州，而徽语与吴语又关系密切，说明“弄”当为徽语本土词。其次，随着宋明以来徽商兴起与徽州文风蔚然，徽州人同时掌握官话和方言，官话特征的“巷”与“弄”融为一体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河南东南部，信阳方言称“胡同”为“弄弄儿”[lɔu53lɔur0]，光山县有熊衕、曹衕、李衕等20个带“衕”的地名，其中18处分布在平原地带或城镇之中，这些“衕”应由小巷义的“弄”发展而来，当为明初江西移民建立村镇时产生。

（三）融入式南下福建

浙赣移民南下，将“弄”携带至福建。“弄”在福州市、南平市、宁德市、三明市、莆田市分别计有97、87、37、7、1条。此外，福州市罗源县、三明市建宁县分别有25条和2条“衕”。方言中，福州[noyŋ242]、霞浦[lɛiŋ44nau21]、南平[loŋ55loŋ35]、三明[la～33]、莆田[laŋ11nɔu11]等20个方言点有如“弄”的说法，涉及闽语闽东、闽北、闽中、莆仙各片以及吴语区。地名和方言分布均体现出一个特点，即闽南地区没有“弄”也不说“弄”。从移民史看，唐末至南宋，浙江、江西的原住民持续迁入福建，既有军事式移民也有分散式移民。南宋起，福建便以人口外迁为主。据此推测，“弄”在福建的大规模扩张，始于五代十国时期。当时，闽国被灭后，闽东的宁德、福州属吴越国，与浙江属同一政权管辖，吴音强势；闽南属清源节度使政权，人口多为唐代中原迁入，言语为中原音。该政治形势是闽方言分化的一大动因，闽南语的河洛古语特征更为明显。今日“弄”多见于闽东、罕见于闽南，是该语言分化事实的缩影。此外，明清时期，闽北的延、建、邵三府和闽东北的福宁府因饥疫和战乱，浙赣移民纷纷迁入。浦城县作为福建的北大门，是浙江移民入闽的必经之路。今浦城县、政和县地名均有“弄”无“巷”，说明受吴语影响强烈。综上所述，“弄”在福建的扩散主要有两个历史层次：一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控制闽东；二是明清时期，浙江移民迁徙至闽北。历次移民入闽后，吴闽方言日渐融合，“弄”随之融入闽语。

四“弄”的引申、讹变与混用

通过方言和地名结合的方式，我们基本厘清了小巷义“弄”的传播途径。但是，地名通名“弄”还可表居民点或其他语义，这又是怎么发展而来的呢？我们认为尚有下述三种情况需要关注。

（一）由小巷义引申而来

词义的演变有词义扩大、缩小、转移三种结果，我们认为，“弄”由小巷义发展出居民点意义，属于词义扩大类型，为引申演变方式。因为“由一事一义推延而及他事他义”的引申，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词音借用现象。古代移民到达新地点生息繁衍，随着聚居规模的扩大，出于交际需要，必然得为居民点命名。此时，人们可以有多种选择，如山、湾、岭、街、市等地理实体，其词与音均可用于表达居民点意义。然而，具体采用哪种通名，则与客观事物与心理认知的距离远近相关。巷弄产生于建筑间，建筑越多，巷弄越多。因此，语言中说“弄”、身旁有“弄”的人，用“弄”给居民点命名，符合语言的命名逻辑。古代村落多以家族为单位，因而，诸“弄”才多以姓氏为专名。如武汉左家弄，地名信息库释名为：明朝洪武四年（1371），左氏始祖左必贵从江西迁入三店柳子港，后迁居至左家大湾，再迁至此，房屋排列有序，形成诸多胡同，以早前左姓居民点多胡同得名；鄱阳童家弄：清中期，童姓从彭泽迁此建村，因房屋南北走向呈巷弄状，故名；九江计家弄：始名计家，后人多村大，村中有弄，故改为计家弄；浏阳邓家弄：此地有一条弄直通邓家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处命名为邓家弄居民点。

（二）由山谷义的“豅”讹变而来

《说文·谷部》：“豅，大长谷也。从谷，龙声。”南宋韩㴲（今上饶人）有诗《八月二十五日过南豅》《南豅步入北豅》，包伯驺（今泾县人）有诗《岩豅洞留题》，宋元之际方回（今歙县人）有诗《夜发长山豅》。可见“巄”在宋代南方文人中比较常用。方回晚年主要活动于浙江建德，今金华市有长山垅水库，与建德相距不远，且同属新安江水系，应当就是长山豅。《大清一统志》记载：“岩豅洞，在泾县北二十五里，与琴高山隔溪相对。”琴高山就是一座高耸的岩山，“岩豅”应当指山下溪谷地带，该地今存地名“岩龙寺洞”。上述古已有之的“豅”，在现今地名中完全消失，只有一种可能，即“豅”为其他字形所代替。

湖南、江西、浙江等地，多有山谷义的地名以“垅”“弄”为通名，当为“豅”之讹变。

“垅”是“垄”的异体字，指田埂。《说文·土部》：“垄，丘垄也。从土，龙声。”现今继承该语义的地名仍不在少数，如湖南衡山县双河口村，方圆2公里内，有三斗垅、七斗垅、八斗垅；平江县蒋山村有半斗垄、五斗垄、六斗垄，均是以田地产量所做的命名。洞庭湖平原的地名亦有不少“垅”字，自然不是指山谷。类似的地名在湖南其他地区、江西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西南部、河南东南部等地均可找到。“垅”表田地，“弄”（“衖”“衕”）表小巷，本来各司其职，语义稳定，目前上述地名所出现的表山谷的“垅”“弄”，只能是“豅”的讹变。

下面，我们再从语音的角度做进一步说明。表4展示了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福建部分地区“山谷”“胡同”的音近之说及“龙”“弄”的读音。可见，“山谷”与“胡同”中的核心成分“long”虽然声、韵接近，声调却基本不同，进一步关注其双音节或多音节的变调规律，发现二者难为同一字词。另一方面，各地“山谷”之说与“龙”的声、韵、调具有较强的一致性，而“豅”从龙声，说明其“山谷”之说本字有为“豅”的可能。

表4 “山谷”和“胡同”的说法与“龙”“弄”的读音对比

资料来源：表中读音取自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采录展示平台（http://zhongguoyuyan.cn）。

“豅”“垅”繁体字字形近似，容易误用；所指概念“山谷”和“田地”，在南方山区也经常同现。但“垅”与农业时代人们的生活关系更加密切，且湖南等地尚有“豅”的同义词“坳”存在。这种不平衡的语言使用条件，进一步决定了“豅”向“垅”讹变的可能。另一方面，山谷义的“豅”与小巷义的“弄”空间形态上也有相似性，加之语音接近，本身使用“弄”而不识“豅”的人，听到某山谷被称作“long”时，感观转化条件下，听感与观感均易使其联想到“弄”字。可以进而推断，部分“豅”字讹变为“弄”字。这种地名上的讹变较为普遍，如杭州满觉陇，曾经又叫满家弄，其地形符合“大长谷”的特征，起初似应以“豅”称之。如今定名为“陇”，可能取其“山丘”之意，但是，这也从侧面说明该地跟小巷义的“弄”没有关系。

（三）由其他语言的地名音译而来

广西、云南、贵州、湘西等地有大量带“弄”的地名，为当地少数民族语言音译而来。如壮语地名弄屯、弄林、百弄等，“弄”为壮语luengq(rungh），指石山间的平地；苗语地名弄王、大别弄，“弄”指高山；傣语地名贺弄、弄相、弄杏，“弄”指水塘。

上述三种情况，基本囊括了当今地名通名“弄”除小巷义外的语义来源。当然，由“豅”讹变而来的“弄”、由其他语言的地名音译而来的“弄”，也存在继续引申至其他语义的情况。

由此，我们应该再次回到最初的问题上来。要探讨“弄”的起源，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应一分为三，条分缕析。首先，壮语“弄”的音译地名承传于百越语，这个基本无争议。其次，山谷义的“弄”本字为“巄”，当为地道的汉语词。就造字法而言，汉语中一系列包含细长义的字以“龙”为声旁，如“咙”指喉咙、“笼”指竹编的容器、“蠪”指古书中的一种蚂蚁，其构词理据，均源自“龙”之细长形态。龙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符号，人们将某方面与龙相似的事物在概念上称之为“龙”，符合语言的相似性原则。由此，“巄”亦当源于“龙”，而不太可能源于百越语。再者，小巷义的“弄”与“巷”为同源关系，前人论述已十分清晰。根据我们对其传播路径的追踪考察，小巷义地名“弄”的“身世”已然清晰，基本排除了源于百越语的可能。

五结语

地名通名“弄”主要有三种演变路径。（1）小巷义的“弄”源于汉语，为吴语特征词，由吴语扩散至赣语、湘语、闽语、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宋以前，“巷”的吴语方音读如“弄”，吴语与官话同形异音。至迟于南宋，“衖”“衕”开始记录“弄”，吴语官话分流，“弄”“巷”异形异音。随着官话的渐次浸染以及赣语的逐步发展，在江西，“巷”成为主流，“弄”留存于东北部。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福建大部，“巷”优势明显，“弄”仅在浙赣移民迁徙的路线上留下痕迹。1955年公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根据从简从俗原则，将“弄”定为“衖”“同”定为“衕”的规范字。此后，地名中的“衖”普遍改为“弄”；南方方言的“衕”多读如“弄”，也因之改为“弄”。“弄”与“巷”的竞争，本质上是移民史视域中吴语与官话的竞争，是现代南方方言区形成的缩影。（2）湖南、江西、浙江等地，一部分山谷义的“弄”源于汉语，本字为“巄”，在地名流传过程中产生讹变。现仍采用同音字记录本字，属规范不完全的类型。（3）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弄”语义丰富，多为少数民族语言音译而来，承传于百越语或其他语言。

“地名是嘴里要说，笔下要写，当地人就要想办法写出合适的字。至于写出来的字是什么，本字、俗字、同音字等等皆有可能。”“弄”的分布与扩张，不但体现着地名用字的演变规律，更映射着语言的不同历史层次及语音和词汇的接触关系。同时，面对纷繁复杂的地名，历史地理学与语言学相结合的方法，有助于我们抽丝剥茧，推动区域文化变迁的深入研究，也为地名规范、地名考证工作提供了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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