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金融评论》10日报道称，矿石在过去五年中，等纳单专美国、入关日本、韩国和欧盟扩大了他们认为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关键矿产清单，以应对“中国可能利用其在矿产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作为胁迫工具”的担忧。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资源部长玛德琳金对澳媒表示，矿产的稀缺性不再是澳大利亚将之列入关键矿产清单的先决条件，在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才是基础条件。
玛德琳金进一步透露，在今年晚些时候更新关键矿产清单时，澳大利亚政府将对“关键矿产”采用新的定义，稀缺性不再是被列入清单的先决条件。她说，“我们的关键矿产清单与其它国家不同。它们根据其拥有资源、稀缺资源及无法获得的资源来创建，而我们已经拥有了大部分资源产品。因此，我们的关键矿产清单应在另一基础上进行制定，即优先考虑对我们和我们邻国具有地缘战略重要性的矿产资源。” 玛德琳金虽未明确指出哪些矿产资源会被添加到新的关键矿产清单中，但她提到，铝土矿、铁矿石、焦煤、铜和镍是对澳大利亚贸易伙伴至关重要的大宗商品。
玛德琳金还特意提到了中国。她表示，今年中国对镓和锗进行了出口管制，这两种稀有金属对于半导体制造、国防工业和新能源基础建设至关重要，因此澳大利亚政府关键矿产清单不再单纯考虑稀缺性是必要的。
玛德琳金认为，矿产被列入名单将意味着更有力的监管、更快捷的审批和资金来源。澳华财经在报道中认为，如果焦煤和铁矿石等在澳大利亚国内具有丰富资源基础的矿产真的被纳入关键矿产清单，则意味着相关资产并购将或面临更大门槛。
近年来玛德琳金不止一次谈及西方国家在一些关键矿产领域对中国的依赖，以及在推进新能源发展中除了锂、稀土、钴等，铁铝矿产以及天然气等传统资源同样重要。她此次暗示将澳大利亚储量丰富的焦煤、铁矿和铝土矿等纳入关键矿产资源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管也并非临时起意。
2022年3月16日，澳大利亚发布《2022年关键矿产战略》，将锂、镓、钛、铬、锰、钒等26种稀缺的矿产列入关键矿产清单，但铁矿石等并不在列。2023年6月20日澳大利亚又发布了《2023-2030关键矿产战略》，鼓励投资和国际合作，但同时也强调将会“追踪和监控关键矿产项目中的外国投资，并确保其不违背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金杜律师事务所国际合伙人熊进在一篇报告中表示，这也意味着对于涉及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相关的关键矿产领域的外国投资，澳大利亚政府倾向于采取更为严格监管态度。
2020年以来，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强，已有若干中资企业计划投资澳境内及境外的“关键矿产”被否决。今年2月，一家中企增持澳稀土公司股份的申请被拒。7月，澳政府又否决了一家（被认为）与中国有关联的美国公司收购一家澳大利亚矿业公司的申请。熊进认为，从《2023关键矿产战略》及目前澳大利亚国际合作的趋势来看，相较于中国投资者，来自“五眼联盟”国家（包括新西兰、美国、加拿大和英国），以及其他战略伙伴的投资者可能更容易获得审批“绿灯”。
此次澳大利亚或将铁矿石等大宗商品列入关键矿产清单，对中澳经贸又意味着什么呢？
中国是全球最大铁矿石进口国，自2014年以来中国来自澳大利亚与巴西的铁矿占比达到近80%，其中从澳大利亚进口量超过了60%。工信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3月在《中澳铁矿石贸易现状及发展建议》中指出，自阿博特政府以来，特恩布尔和莫里森政府均追随美国，打压、限制和围堵中国，不断制造政治和经贸摩擦。澳政府曾频频放言，鼓吹以中国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依赖作为其对华外交决策上的“末日武器”，即通过控制铁矿石出口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限制手段。
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弘12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澳大利亚关键矿产清单制定不断参考西方盟友的行动，并与美国在战略上保持高度契合，是“战略性”而非战术性的安排，以服务于其地缘政治的需要。陈弘认为，澳打破关键矿产的传统定义，纳入地缘政治内容，意味着先将铁矿石等纳入法律体系，以在需要时进行出口管控。陈弘认为，中澳在矿产领域的合作空间非常广泛，双方应该积极拓展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若澳方一味在经贸上采取不恰当做法，最终会影响中澳两国企业和民众的利益。
（文章来源：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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