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05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走过了辉煌而又曲折的历程，取得了来之不易的丰硕成就。概括说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旧史学的交替，思想解放带来的拨乱反正和“五朵金花”向多样化实证的嬗变，还有21世纪伊始“融通古史”等一系列有益的新探索。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从理论层面予以总结和再认识，借此推进新时代中古史研究的繁荣发展。为此，笔者拟以“从‘五朵金花’到‘皇权’‘封建’之争”为题，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1949-1966年间“五朵金花”探讨的成绩与失误
1949-1966年间，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主流，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多半聚焦于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和汉民族形成等五大问题。所谓“五朵金花”，曾经是中国古代史刊发论文数量最多和议论最热烈的主流话题。尽管迄今“五朵金花”已被长期搁置冷落，甚至不乏“教条”“泛意识形态”及“假问题”之类的批评或质疑，但据王学典、陈峰、蒋海升、罗志田、张越等研究，①“五朵金花”的讨论，乃是20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旧史学的交替过程中特定或较难避免的现象，对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此类宏观探索或努力，还是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我们注意到，1949-1966年间“五朵金花”的讨论，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关注中国历史实际，“点出”并探讨了一系列“史学界大家都在思考”的“基本问题和宏观问题”。②其中，古史分期的讨论，能够打破王朝界限，注重经济因素的效能，“运用经济形态变动学说来划分中国古代史发展阶段”，“实际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学以整体、宏观看待历史为特征的研究范式的全面实践”。③土地所有制的讨论，“注意到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国家重要的经济职能，抓住了中国历史的特点”。④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虽然有“简单比附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痕迹”，可“还是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界对社会经济史，特别是区域经济史的研究”。⑤农民战争的讨论，尽管存在人为强调阶级分析和拔高农民战争作用以及某些看法上的严重偏差，但毕竟增添了新视角，深化了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动因的理解与认识。⑥汉民族形成的讨论，表现出范文澜等史学前辈对“事关国家民族的原则性问题”的敏感与前瞻，进而为近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等热点理论探索，率先拓荒开路。⑦
不可否认，“五朵金花”也存在较严重的理论缺陷或失误。譬如，机械地比附或照搬西方，议题简单化，排斥多元方法和观点，缺乏或排斥与断代实证的有机结合，致使实证性、基础性的断代史等研究遭到严重冲击而处于半停顿状态，等等。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古史多样性实证研究的迅猛发展
如果说1949-1966年间“五朵金花”是“基本问题和宏观问题”的理论探索有余而实证不足，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古史研究则大抵表现为多样性实证研究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上似乎是对前者的一种“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迅猛发展主要表现为：走向多样化、以实证为主、重视考古新材料和国际交流趋于自觉。
第一，走向多样化。40多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所推出的论文著作非常丰富，数量及质量不断提升，彻底扭转了1949-1966年间“五朵金花”一枝独秀的偏向，迎来了百花齐放和繁花似锦的局面。仅以清史研究的相关统计为例，40年间出版了17种以上的清朝通史著作，发表的论文也多达3.2万篇以上。⑧在研究领域与课题选择等方面，挣脱了简单化的桎梏，向多样化、多维度和多层面迈进。不仅在原有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领域内的探讨更为具体、专门和细致深入，而且进一步拓展为政治制度、军事、法律、民族、边疆、中外关系、产业经济、城乡经济、区域经济、财政、金融、思想、宗教、史学、艺术、历史地理等诸多子领域。尤其是社会史的重建与转热最为醒目，且在社会组织与结构、宗族、家庭、人口、婚姻、社会生活、秘密结社、社会问题、风俗信仰等方面均有一批较高质量的论著问世。还有生态环境史、灾害史、医疗卫生史、性别史等新兴研究的应运而生和异军突起。⑨
第二，以实证为主。改革开放以来，断代史和专门史的论著，大多是重证据，基本能够做到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纠正了之前以论带(代)史或理论与史料脱节的错误倾向。尽管依然部分存在“炒冷饭”等不符合学术规范的现象，但多数论著(包括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已在征引史料，尤其重视第一手资料方面有了显著进步。由于时代比较久远和还原历史真实的困难性，郑天挺先生所强调“求真求新”及搜集史料“竭泽而渔”，严耕望先生所说的古代史研究中的“述证”和“辩证”两种功夫，⑩等等，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服膺和接受。这是一种崇尚科学与严谨治学的回归，也是我们取得丰硕成果的制胜“法宝”。
第三，重视运用考古等新材料。改革开放以来，甲骨文、金文已经成为商周史研究中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一批运用甲骨文、金文的商周史研究的精品力作相继问世。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上博简、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长沙走马楼吴简等发掘整理与利用，则是战国秦汉魏晋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来源和研究前沿，由此还形成“简帛学”的国际性新兴学术分支。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利用，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跃居国际领先地位，进而成为世纪之交隋唐史研究繁荣发展的重要亮点。还有徽州文书、黑水城文书、满文老档、碑刻金石等的整理与利用，也在唐宋元明清史研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11)毋庸置疑，考古等新材料的发掘运用，为多样化实证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杠杆和新的文献保障，也显著提高了中古史研究的质量水准。
第四，国际交流趋于自觉。乘改革开放的春风，以1980年郑天挺先生主持的首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为先导，古代史国际交流拉开序幕，各种形式的交流活动越来越频繁，国际学术交流趋于自觉。迄今在大陆举办的各断代国际学术会议累计均达到20场以上，甚至更多。国内外学者互访、联合考察，博士、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等，更是不胜枚举。域外史料的翻译出版，国外论著的翻译与介绍，以及互联网数据库的相关便利检索，琳琅满目，层出不穷，极大地丰富了古代史研究的域外信息量，拓宽了国际学术视野。古代史同仁还越来越重视全球视野下与各个时期欧亚其他国家历史的比较研究，越来越重视国外先进史学理论及方法的引入。诸如法国年鉴学派、计量经济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等，还有“唐宋变革”“白银资本”及“征服王朝”等论说，都曾较多影响史学理论及方法论的更新建构和古代史研究不断提升发展。国际交流趋于自觉，既是古代史研究多样化的重要侧面，也是中国话语走向世界必不可少的机制平台。
三、近十年融通古史和多维度诠释的良好尝试
如前述，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断代史和专门史的多样性实证研究迅速恢复和“井喷式”发展，研究成果的规模数量亦或前沿质量，都已经赶上或超过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然而，事情的发展又有着另一面，各断代史之间壁垒森严、以邻为壑、交流沟通偏少等现象也相当突出。结果是断代往往成为不恰当的藩篱，人为地限制了古代史研究的视野和进展。又兼，在处理实证研究与理论升华的关系时，我们似乎陷入左右摇摆，或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与1949-1966年间的“五朵金花”相比，近40年的古代史研究有些许“矫枉过正”，出现了实证微观有余而理论宏观不足的现象。就是说，在近40年断代史和专门史等多样性实证研究取得显著成绩和融会贯通偏少之际，融通古史和多维度诠释就是至关重要和势在必行的了。所谓融通古代和多维度诠释，就是以断代史、专门史的实证研究作为基础，同时又致力于超越断代，融通古史，实证功底与宏观视野的互动结合，相得益彰，进而将多样性提升为多维度，开展“长时段”的宏观会通。这似乎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古代史研究“正”(单调理论)—“反”(实证)—“合”(融通)发展轨迹的使命所在，也应当是新时代中国古代史研究继续繁荣昌盛的大趋势。
近年来，林文勋关于“富民社会”，葛金芳、赵轶峰关于宋代江南“农商社会”和“明清帝制农商社会”，李华瑞、刘志伟和笔者关于赋役等临民理政方式、南北整合等探索，(12)不失为“融通古史”和多维度诠释的良好尝试。之所以称其为良好尝试，是因为至少有如下可取之处。
他们都是突破传统的王朝史体系的融会贯通，着眼于宏大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关怀，兼取“五朵金花”和“多样性实证”之长，不约而同地挣脱了“碎片化”的桎梏，努力开展“长时段”和总体史的描述。
他们敏锐地分别抓住了“富民”“农商”、赋役临民理政、南北整合等关乎国计民生、社会走向等主干课题，进而触及帝制国家社会经济结构、国家与民众的关系、区域差异及整合等，既积极吸收“唐宋变革”说的有益成果，又不拘泥于该说的思维定式或理论窠臼，在诸多重要问题上做出了各自的建树，努力推动中国古代史的科学探索与理性认识。从而在国外“唐宋变革”说及“宋元明过渡”说之后，为中国学者积极赢得了一定的创新话语权。
他们都是改革开放以来亲炙老一代史家的精心培育和教诲，学有所本，业有专攻，且在宋元明史和经济史等领域小有成绩，具备了实证与宏观相结合的较好基础，因而便于吸取运用近40年多样性实证研究的丰硕成果，以担当融通古史和多维度诠释的拓荒者。
融通古史和多维度诠释，具有相当的难度，往往伴随着一定的学术风险，容易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热切希望学界同仁对此类尝试予以宽容和支持，允许暂时的认识偏差和前进中犯错误。这或许能裨益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不断进步发展。
四、“皇权”“封建”之争与“帝制地主形态”新表述
融通古史和多维度诠释，还有一项任务尚未完成，那就是战国至清的社会性质。曾经是“五朵金花”分支的“封建制”的争论，至今悬而未决且波澜再起，成为古史研究中绕不过的一大困扰和障碍。之所以绕不过，是因为它关乎中古史的整体面貌及本质把握，也会影响断代史、专门史等具体研究，乃至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再认识。此项难题迟迟得不到解决，遑论融通古史。
21世纪初相关争论的波澜再起，主要是在“皇权时代”与“封建地主制”二说之间展开。
“皇权时代”或“皇权专制社会”说，以冯天瑜、叶文宪、李振宏为代表。冯天瑜撰《“封建”考论》，用“制名以指实”“循旧而创新”“中外义通约”“形与义切合”四标准，全面质疑批判“秦以下两千年”“封建社会”说“名实错置、形义脱节”，主张用“皇权时代”或“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取而代之。(13)叶文宪和李振宏则将秦至清称为“专制集权的帝国时代”或“皇权专制社会”。(14)此外，黄敏兰、孟祥才、张金光、李若晖、何怀宏、黎虎等也相继表达了“帝国农民社会”“国家体制式社会形态”“郡县制时代”“选举社会”“皇权‘吏民’社会”等类似的看法。(15)
“封建地主制”说，以林甘泉、李根蟠、李文治为代表。林甘泉发表《“封建”与“封建社会”的历史考察》等文，条分缕析地反驳冯天瑜《“封建”考论》，继续坚持以往战国“封建社会”的主流看法，还强调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最能反映社会的本质，不能因为现在使用的“封建”概念与古文献中的“封建”不同而否定它。(16)李根蟠撰《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与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等文，深入论述古今“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前辈史家对秦以后社会性质从现实到历史的逆向认识过程，认为“封建地主制”理论是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丰硕成果。(17)李文治、江太新合著《中国地主经济论》，则对地主经济形态的特点展开深入系统的论述。(18)
“皇权时代”与“封建地主制”二说，各执一词，都具有较周密的论据和理由，各自为中国“封建制”的探索做出了努力与贡献，又各有其优长及不足。“皇权时代”说，淋漓尽致地阐发了秦至清皇帝专制中央集权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内的主导与支配，切中要害。其强项为政治文化层次的深刻揭示，较大程度上继承发展了20世纪社会史论战中王礼锡、胡秋原的观点。不足之处是对社会经济及其与帝制间关系的发掘认识，尽管冯天瑜也曾提及“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的转化”。“封建地主制”说，紧扣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并部分占有劳动者这一封建主义的内核，雄辩地论述了两千年来地主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还弘扬吕振羽、王亚南的见解，将原先笼统的“封建制”改进为“封建地主制”。这是值得肯定的与时俱进，也是坚持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体现。其薄弱点又在于对帝制及其与地主经济间关系的把握。
综合吸收“皇权时代”说与“封建地主制”说的优长，又扬弃弥补二说的欠缺，笔者拟用“帝制地主形态”(简称“帝制”)的新表述，尝试概括战国至清的社会属性。(19)此表述大量吸收改革开放以来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立足于“商鞅变法”以降地权与治权相对分离、地主经济与郡县官僚制各司其职、或构建基石、或居上支配等历史真实，进而认为：多重性地主经济与小生产的结合充任中古社会经济基础，商业、手工业大抵为多重性地主经济兼容又被抑作帝制国家的附庸。唯有“地主”，能够较好地将封建主义占有生产资料且部分占有劳动者的本质、多重土地所有、兼蓄工商业以及“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20)等基本内容概括进去。皇帝专制集权因缔造地主经济秩序的变法改革，赢得其与生俱来对社会的全方位支配。郡县制和官僚士大夫是兑现这种支配须臾不可少的工具。编民耕战与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又是帝制国家对地主经济形态交替使用的两种管控支配模式。(21)唯有“帝制”，能够简要涵盖囊括亲民直辖、“官无常贵”(22)和帝有天下等行政支配定律及“变异性”宗法因素。(23)两千年间“帝制国家”与“地主经济”始终是一而二、二而一，不可偏废，始终是管制与支撑的因应互动。帝制支配彰显而置于前，地主经济充当基础而坐镇于后。我们观察考量秦至清社会属性之际自然需要将“帝制地主形态”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鉴于秦汉“帝制”取代西周“封建”的划时代嬗变及中外学者的习惯性称谓，笔者拟使用“帝制”作为“帝制地主形态”的简称。但其正式的和完整的理论表述，依然应当是“帝制地主形态”。
笔者之所以把帝制与地主组合为一体来表述，主要是因为在东方，在中国传统社会，始终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经济，政治与经济浑然一体，密不可分。专制国家从来就是以支配者和主宰者自居，而不认同是公共权力。尽管两千多年前业已发生“封建领主形态”向“帝制地主形态”的让渡，但此种基本特质仍然在治权、地权相对分离的新条件下得以长期延续。于是，秦汉以降因授田制等而拥有天下土地财富的最高所有权及褫夺权的专制皇帝，实乃国家层面的最大的地主。笔者的表述正是依照古代东方“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和“全部土地的绝对所有者是君主”等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结合而作出的抉择。这也是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早已明确阐述过的。(24)
需要附带说明的是，“皇权时代”说并未否认地主经济的基础地位，“封建地主制”说也赞同君主专制的居上主宰。他们的共同“软肋”却是过分强调各自关注的“皇权”或“地主制”的一面，却不自觉地忽视了“帝制地主形态”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帝制地主形态”的表述，不算是什么标新立异，确实是继承吸收了“皇权”“封建”二说大量的精华成果或理论营养且加以融汇。但这种继承吸收和融汇，并非不偏不倚的“骑墙”折中，也不是简单照搬和机械拼凑，而是在二说优长“肩头”上的升华，重在阐发地主经济的“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常主”与帝制国家的亲民直辖、“官无常贵”和“官无定守”等特定组合机制，融会贯通地究明它们的依存互补和支撑互动，尽可能还原其历史本来面目，以探究揭示“帝制地主形态”的内核本质。“帝制地主形态”的表述，基本符合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封建主义学说，更符合包括富与贫、官与民两对矛盾和土地兼并、王朝盛衰两种周期性危机在内的中国两千年历史实际。与吕振羽“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及王亚南“官僚主义封建社会”等论或有相通。(25)“帝制地主形态”的新表述，还旨在纠正或避免如下两种偏向：一是仅注重经济阶级分析层面的“地主”而掩盖“帝制”，另一是仅注重政治体制层面的“帝制”而掩盖“地主”。这两种偏向在需要把握两千年社会属性真谛和继承历史遗产的场合，又都是消极有害，需要引起理性的警觉。
至于“封建”之措辞使用与否，笔者主张名称服从史实，概念为内容服务。汉语“封建”与汉译封建主义，应有所区分。用汉语词汇“封建”去描绘战国秦以降之“帝制”，的确有些风马牛不相及。当年的前辈学者之所以称战国以降为“封建制”，看重的肯定是封建主义的内涵而非汉语译文“封建”二字，如今只要我们把封建主义的内涵精髓包含在“地主”之内，还是淡化或不提“封建”为好。
注释：
①王学典：《“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文史知识》2002年第1期；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蒋海升：《“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张越：《浅论“五朵金花”的理论成就和学术意义》，《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3期。
②罗志田：《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段反思》，《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③张越：《浅论“五朵金花”的理论成就和学术意义》，《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3期。
④林甘泉：《关于史学理论建设的几点意见》，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13页。
⑤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⑥张越：《浅论“五朵金花”的理论成就和学术意义》，《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3期。
⑦张越：《浅论“五朵金花”的理论成就和学术意义》，《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3期。
⑧李治亭：《改革开放中的清史研究40年》，《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8期。
⑨卜宪群：《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8年第4期；常建华：《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2期。
⑩严耕望：《治史三书(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6页。
(11)卜宪群：《新出材料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河北学刊》2008年第6期。
(12)林文勋：《唐宋社会变革》，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社会：宋元明清富民社会的整体性》，“宋元明国家与社会高端学术论坛会议”论文，天津，2013年；葛金芳：《“农商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宋以降(11-20世纪)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论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84-400页；葛金芳：《从“农商社会”看南宋经济的时代特征》，《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2009年第3期；赵轶峰：《明代中国历史趋势：帝制农商社会》，《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赵轶峰：《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论纲》，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第475-480页；李华瑞：《宋、明政府与社会关系管窥》，“宋元明国家与社会高端学术论坛”论文，天津，2013年；李华瑞：《大政府与小政府：宋、明税源与财政供养人员规模比较》，“中国帝制时代社会结构与历史趋势暨农商社会/富民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吉林长春，2015年；刘志伟：《从“纳粮当差”到“完纳钱粮”——明清王朝国家转型之一大关键》，《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李治安：《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史哲》2009年第6期；李治安：《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李治安：《秦汉以降编民耕战政策模式初探》，《文史哲》2018年第6期；李治安：《中近古“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探研》，《文史哲》2019年第1期。
(13)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0-518页。
(14)叶文宪：《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的转型》，《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叶文宪：《论“封建”的内涵》，《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第5期；李振宏：《秦至清皇权专制社会说的思想史论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李振宏：《从政治体制角度看秦至清社会的皇权专制属性》，《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李振宏：《秦至清皇权专制社会说的法制史论证》，《古代文明》2016年第3期；李振宏：《秦至清皇权专制社会说的经济史论证》，《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15)黄敏兰：《近年来学术界对“封建”及“封建社会”问题的反思》，《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文史哲〉杂志举办“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高端学术论坛》，《文史哲》2010年第4期；张金光：《关于中国古代(周至清)社会形态问题的新思维》，《文史哲》2010年第5期；张金光、韩仲秋：《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张金光教授访谈》，《史学月刊》2012年第7期；何怀宏：《选举社会：秦汉至晚清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李若晖：《郡县制时代：由权力建构与社会控制论秦至清的社会性质》，《文史哲》2011年第1期；黎虎：《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文史哲》2020年第1期。
(16)林甘泉：《“封建”与“封建社会”的历史考察——评冯天瑜的〈“封建”考论〉》，《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林甘泉：《世纪之交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17)李根蟠：《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李根蟠：《“封建”名实析议——评冯天瑜〈“封建”考论〉》，《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
(18)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地主制经济论：封建土地关系发展与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19)李治安：《试论中古帝制地主形态》，“中古帝制与地主经济形态高端论坛”论文，天津，2019年。
(20)袁采：《世范》卷3《治家》，知不足斋丛书本，第17页B。另参见浙江余姚出土东汉光和四年(181)残砖。全砖铭文“富无常豪无世造冢以后寿万岁”及“光和四年五月四日冯氏造作此法”。
(21)参见李治安《秦汉以降编民耕战政策模式初探》，《文史哲》2018年第6期；李治安《中近古“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探研》，《文史哲》2019年第1期。
(22)《墨子》卷2《尚贤上》，涵芬楼本，第3页A。另，顾炎武《郡县论四》：“且今之州县，官无定守，民无定奉，是以常有盗贼戎翟之祸。”参见刘永翔校点《顾炎武全集》第21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0页。
(23)冯尔康：《秦汉以降古代中国“变异性宗法社会”试说——以两汉、两宋宗族建设为例》，《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冯尔康文集·古代宗族与社会结构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27页。
(2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91页；《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6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71-273页。
(25)吕振羽：《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文史》(北平)1934年第1期；王亚南：《中国社会经济史纲》，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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