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倏忽温风至，小暑因循小暑来。温风万物物候”夏日苦闷，至蟋志炎热难耐，蟀寻当耳畔的凉憩微风都夹杂着热气吹过，最热的小暑三伏天也近在眼前了。7月7日，温风万物物候夏天的至蟋志第五个节气——小暑，就在愈发升高的蟀寻气温中来临了。

小暑至，凉憩盛夏始。小暑民间流传着“小暑大暑，温风万物物候上蒸下煮”的至蟋志说法，但此时，蟀寻一年中最热的凉憩日子还未到来。据《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记载：“六月节……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犹小也。”其中写到，暑为炎热的意思，小暑为小热，还不十分热。小暑虽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但紧接而来的大暑，就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了。

澄泥蟋蟀罐 明宣德 故宫博物院藏

“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宇；三候鹰始鸷。”在古人记载的小暑三候中，该时节大地上不再有一丝凉风，而是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由于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下以避暑热；老鹰因地面气温太高，而在清凉的高空中活动。

细看关于小暑的物候，能够发现一种并不陌生的动物——蟋蟀。在盛夏的夜晚，声声虫鸣伴随着人们进入梦乡，其中就有来自蟋蟀的声音。蟋蟀，又名“促织”，俗称“蛐蛐”。翻阅历代文人骚客的诗词歌赋，会发现在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中，蟋蟀早已被古人记录在文学作品中。

上至皇室下至民间

颇受古人喜爱的民间博戏“斗蛐蛐儿”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早在先秦时期，于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记录下了夏日时节的蟋蟀。可见，在鸣虫文化中，蟋蟀可谓重中之重，有着极为长远的历史足迹。

创作于唐五代时期的小说《开元天宝遗事》中，讲述了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逸闻轶事，其中就写到：“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 可见，当时的人们之所以抓捕蟋蟀，是为了“夜听其声”，在漫漫长夜中听着虫鸣入睡。

不光声音引人注意，因雄性蟋蟀会争斗的动物本性，古人们利用雄性蟋蟀这一好斗特性，从而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民间搏戏——斗蟀，也称为斗蛐蛐儿。相传，斗蟋蟀始于唐代，通常是在陶制的或瓷制的蛐蛐罐中进行。直至南宋，斗蟋已经蔚然成风，无论是京师贵族，还是市井乡民，都极爱这项民俗活动。

说到南宋时期的斗蟋文化，自然不得不提到有着“蟋蟀宰相”之称的权臣贾似道。据古籍记载，南宋末期当时蒙古人进攻中原，形势十分危急，但作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的贾似道，却置国事于不顾，仍然还在陪着群妾斗蟋蟀玩乐。正因于此，贾似道背上了千古骂名，后人戏称之为“蟋蟀宰相”。但同时，贾似道花数年时间完成了一部名为《促织经》的蟋蟀学专著。《促织经》共二卷，分论赋、论形、论色、决胜、论养、论斗、论病等，对蟋蟀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红地粉彩松竹梅诗句盖罐 故宫博物院藏此为蟋蟀罐，养贮、斗玩蟋蟀所用。

到了明朝，宣德皇帝朱瞻基也颇爱斗蛐蛐儿，于是有“太平天子，促织皇帝”之名。清人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促织》中有一句：“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其中写的，就是明朝因为给明宣宗上供蟋蟀，而发生在民间的悲剧故事。

此外，明人袁宏道还在《瓶花斋集》中写到：“京师人至七八月， 家家皆养促织， ……瑕盆泥罐， 遍市井皆是， 不分老幼男女， 皆引斗以为乐。”可见当时人们对于斗蟋的热爱。再至清朝，斗蟋蟀的热度依旧不减。清人所著的《燕京岁时记》中有载：“七月中旬则有蛐蛐儿，贵者可值数金。有白麻头、黄麻头、蟹胲青、琵琶翅、梅花翅、竹节须之别，以其能战斗也。”

平添愁思的蟋蟀虫鸣

古典诗词中“悲秋”的代表

别看蟋蟀好斗，在传统的古典诗词中，蟋蟀还有着一种独特的意象，那就是——悲秋。翻看不少文人墨客的文学作品，蟋蟀在其中代表了一种凄凉与悲伤。

在《诗经·唐风·蟋蟀》中，曾写下“蟋蟀在堂，岁聿其莫。……蟋蟀在堂，岁聿其逝。……蟋蟀在堂，役车其休。”诗中以蟋蟀起兴，感叹岁月飞逝。在先秦时期宋玉的《九辩》中，也有“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更将蟋蟀与秋天萧瑟的情景结合在一起，充满着悲伤的基调。

南宋 《茸坡促织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随后，无论是白居易的“野秋鸣蟋蟀，沙冷聚鸬鹚”，还是杜甫的“促织甚微细，哀音何动人”，以及王安石《西风》中的“老大多感伤，畏此蟠蟀鸣”，岳飞的“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都以蟋蟀的鸣叫，感叹秋意萧瑟。

此外，蟋蟀的叫声中还寄托着诗人的思乡之情，是游子对于故土的怀念。唐代诗人贾岛的《客思》中，就写到了“促织声尖尖似针，更深刺著旅人心”，蟋蟀的虫鸣如同针尖一般，刺痛着远行者的心，长路漫漫的旅途该如何捱过？

“小暑过，一日热三分。”眼见盛夏开启，秋日还未到来，先别陷入“悲秋”的感伤中。在万物繁茂的夏日，感受自然如火的热情，和喧闹的虫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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