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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很多地区加大了对基层的躺平补贴，比如制度上规定给在偏远乡镇工作的允许干部较高的补贴。但在执行过程中，部分很多地方财力有限，基层有些乡镇得自筹资金解决干部待遇的干部问题，政策上允许的种隐种无激励措施根本就没办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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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地区，形福基层存在“科级天花板”现象，利也大多数干部在晋升到科级以后，躺平仕途会受到极大限制。允许这些年，部分随着职级并行改革，基层很多没办法晋升职务的干部干部，享受了相应的种隐种无职级待遇，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天花板”效应。形福但从整体上看，这一缓解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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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一方面要合理调整政治和经济激励，尽量发挥制度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要把基层干部的理想情怀调动起来，让其事业感、责任心发挥作用，同时要减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基层工作返璞归真。

吕德文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笔者在这些年的基层调查过程中，深切感受到基层的“二八定律”比较普遍。很多基层领导直言，干活的只有少数，不干活的是多数。

在不少乡镇，干活比较多的基本上是班子成员，以及个别新入职的年轻干部，而相当一部分有经验也有精力的干部反而没有积极性。尽管有关部门采取了很多措施来调动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但效果也未必如意。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一是相当部分的基层待遇无法保障。尽管很多地区加大了对基层的补贴，比如制度上规定给在偏远乡镇工作的干部较高的补贴。但在执行过程中，很多地方财力有限，有些乡镇得自筹资金解决干部待遇的问题，政策上允许的激励措施根本就没办法实现。

反倒是在机关部门，尤其是重要的部门，年终的津贴待遇能够得到有效保障。这就导致在上级工作，不仅工作条件比较好，待遇也比较好，基层干部没办法在基层安心工作。

不少乡镇干部，工作了一定年限后，就希望“进城”；如果待遇无法兑现，积极性就很是受损。

这两年，一些中西部地区出现了地方财政困难，干部的经济待遇更加难以保障，干部积极性也就更难激活。

二是基层干部普遍受制于晋升“天花板”规律。在一般地区，基层存在“科级天花板”现象，大多数干部在晋升到科级以后，仕途会受到极大限制。

这些年，随着职级并行改革，很多没办法晋升职务的干部，享受了相应的职级待遇，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天花板”效应。

但从整体上看，这一缓解非常有限。一是真正能够享受职级待遇的干部，还是少数；二是科级“天花板”导致很多干部年纪轻轻就面临“一眼望到底”的职业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基层领导在激励干部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三是基层治理生态的复杂性，也使得干部积极性很难发挥。基层工作具有特殊性，往往具有灵活性和开放性，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并不遵循严格的科层制。

很多中心工作，需要全体干部通力合作、共同完成。大多数工作，同事之间也只能有定性评价，很难定量测算。

因此，在基层，长期形成了相对平均的奖惩机制。

这一奖惩机制有深厚的基础，乃至于哪怕是基层领导想改变“吃大锅饭”的现状，实际也很难做到。

这容易导致一个问题，那些资历老或是曾经做出过贡献，但又没有太多晋升机会的干部，就有机会从事不那么复杂、任务比较轻的工作。

某种意义上，允许部分基层干部“躺平”，是一种“隐形福利”，也是一种无奈。

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绝大多数基层干部是能够完成本职工作的。只不过，基层真正比较耗时耗力的工作，其实是额外的中心工作。

但如今，很多中心工作都已经变味，越来越多的中心工作是务虚的工作，尤其是这些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基层有增加的迹象，基层负担比较重。

有些有经验也有资历的基层干部，可能可以说是通过“躺平”来反抗不切实际的工作。

现如今，基层干部在经历更新换代，一批通过选调、考试等方式进入体制的年轻干部，正极大地改变着基层治理的生态。这些年轻干部有比较强的规则意识，也在无形中改造着基层工作作风。

过去那种依靠“讲感情”来推动工作的方式，已经不再是主导方式。

但是，基层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是依靠群众工作来实现基层治理，无论是面对群众，还是面对普通干部，讲政治、讲大局以及讲情怀，都是基础。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基层干部尽管到了所谓可以“躺平”的阶段，但他们在群众工作中获得了意义感，心甘情愿、积极主动地到群众中去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有些基层领导通过一定的机制设计，为这些干部提供了发挥热情和才干的平台，如让其主抓一项重点工作，极大地调动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

很多基层领导在面对急难险重工作的时候，往往一马当先，带头攻坚克难。其他干部有困难的时候，领导也愿意担当，这也使得基层工作氛围焕然一新，推动了大多数干部的积极性。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调动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一方面要合理调整政治和经济激励，尽量发挥制度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要把基层干部的理想情怀调动起来，让其事业感、责任心发挥作用，同时要减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基层工作返璞归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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