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舌头伸出来，岁仍左右晃一下我看看。医生」医生高琪仔细端详着村民的总求嘴巴。

「啪嗒」一声，看病一颗药从村民舌侧掉出来。岁仍村民慌张用手接住，医生在高琪目光的总求注视下，只能讪讪地再把药咽下去。看病

这是岁仍高琪的「嘴巴检查」环节——「送药上门、看服下肚、医生张嘴喊啊、总求不服不走」。看病每天清晨，岁仍高琪在村头蹲守患病的医生村民；中午，他蹚在猪粪里，总求去检查猪圈蚊子数量；晚上裸露四肢一夜，引诱蚊子来咬自己......这些也是高琪「最重要的工作」。

回顾以往的工作，布满艰辛。「有时患者远远看到我们穿白大褂来了，就赶紧关门，装作家里没人。」高琪说，「这是我们和临床医生最大的不同，患者求临床医生给自己看病，我们是求着患者看病。」

高琪的单位坐落在太湖北侧的山上。从湿润的山脚下，从到布满树木的山顶办公室，这条路高琪走了 40 年，他也从小医生变成所长、WHO 疟疾顾问，再从所长的位置退休。

高琪在工作 图源：作者拍摄

现在，70 岁的高琪仍在工作。以下是高琪的自述。

当医生的第一步：捕蚊、进猪圈

从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医学院）毕业时，我是全班唯一一个寄生虫考满分的学生，被分配到了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又被分到疟疾组。进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上一线，也就是去农村。

对不少年轻医生来说，疟疾倒不怕，怕的是农村的吃住条件。我对跳蚤过敏，到了农村，发现遍地都是跳蚤，我每天从清晨四五点开始走访，到深夜结束时双腿已经肿如大象，基本走不了路，浑身的跳蚤还会被我带到屋里、床上。

后来我找到办法：在门口把衣服都脱了、泡在水里，跳蚤就跳不起来了，我再倒一盆开水把跳蚤浇死，这样每天晚上起码能睡一个好觉。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那几年我们每天做的事，并不是标准的「公卫人」：我花了很长时间捕蚊、研究房子该喷多少药、劝说患者接受治疗。尽管当时疟疾的特效药已经研制出来了，但很多村民即使患病也不吃，我去给他送药，他反而教我「怎么治」——「不如去村口大树下面绕三圈，第二天就退烧了，我奶奶说的。」村民说。

路过村口，会看到不少人正在树下绕圈。次日退烧，其实是间日疟 48 小时内 2 次发烧的缘故，但体内的疟原虫并没有消失，也因此他们全家会多年来反复发病。当时村民文盲率非常高，信神不信医生，为了能说通他们，我一直强调「你不吃药，就是对家人不负责」，他们才愿意吃。

除了当「心理咨询师」，我还和不少动物打交道。为了捉到当地的蚊子，大家学习蚊子的习性，轮着在山间静坐一夜，趁着蚊子来咬时赶紧抓住，现在所里的蚊子就是它们的后代，已经培养了 800 多代。后来，只要蚊子在我眼前飞过，我一眼就能分清是雄还是雌，是什么品种。

现在的「人饵帐诱」有两层，保护疾控人员的安全 图源：2021 年 7 月于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拍摄

为了做流行病学调查，我们还常要跑猪圈捉蚊子。猪圈里满满都是猪粪，棚子又矮，我们只能躬着腰、蹚着猪粪踱步。夏天猪粪臭气熏天，有时都快晕倒，但精神上又不敢松懈，否则就会昏在粪水里。

虽然做了许多事，但我们也可能不被理解。有次苏北一个村庄报告疟疾，我们赶过去喷药被村民强烈反对，差点不能进村。我去问村干部才知道，当地村民养蚕为生，之前疾控人员在墙面喷的药溅到蚕宝宝，蚕宝宝都死了。我就想了个办法——不喷药了，改药浸蚊帐，才算安全解决。

几年的基层历练，让我变成一个基本合格的医生、所里的青年骨干，1988 年我被 WHO 选中，外派到澳大利亚学习。在那里，我看到不同的防治传染病的思路。

从小医生，到 WHO 疟疾专家

刚开始工作的几年，听到报告「XX 地发生疟疾了！」我们就往那边跑，并没仔细思考过防控机制。但在 WHO 这里，我发现分得很细：抗原、分子、媒介等等，大家都会找垂直方向深入。我也在这里找到了我的方向——分子寄生虫学。

当时 WHO 给我们每人 1000 美元/月的生活费，为了能省点钱带回家，我和来自国内的其他留学人员挤在一个房子里住。很快，大多数人留下来继续攻读博士，但我的专业是疟疾研究和防控，西方发达国家已没有疟疾，而我国疟疾流行还比较严重，我想，还是回国更有发展前景。

我用节省出的 2000 多美元购买了急需的试剂带回国，转机时由于行李超重，我不得不把自己的衣服都扔了。回国后，我的确遇到了不少临床症状特殊的患者。

例如，我曾遇到一个女性患者，她疟原虫密度不高、却持续性昏迷，医院请我来会诊。我意识到，她的主要病因是疟原虫堵塞了靠近脑干中枢的毛细血管，导致了脑水肿，如果不及时抢救有生命危险。我指导临床医生采取青蒿素抗疟治疗加高渗条件下的血液过滤方法，果然患者很快苏醒了。

我还曾遇到过主诉在非洲食用海鲜，表现以发热伴拉肚子、下消化道出血的疟疾患者；临床表现为血小板减少、或持续性溶血的疟疾患者，等等。

最初，工作就是任务，谈不上热爱。但用知识不断探索更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既救治了患者、也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我感受到快乐，慢慢才真的对疟疾感兴趣起来。这一过程中，我也从小医生升至所长，又被 WHO 聘为疟疾顾问、成为国家消除疟疾专家组组长。我的团队总结的「1-3-7」策略于 2015 年成为国家消除疟疾策略，也被 WHO 纳入指南，向全球推广。

WHO 总干事谭德塞与疟疾政策咨询委员会合影，高琪为上排左 6 图源：高琪

这么多年，我只遇到 2 例未能挽救的重症疟疾。一例是我赶到时已脑死亡的患者，另一例则是让我最难过的一个患者。

我还记得那天大雾，晚上 8 点时我接到电话，「某地出现一例恶性疟」，需要我去会诊。半夜 11 点司机来接我，雾中原本 2 小时的路程，我们开了足足 6 小时，司机盯着前面、我盯着看侧面的白线，边说「走、走、走」他才敢一点点往前开。到了医院后，我看到患者已经插管上呼吸机，水肿也很严重。

我说，必须马上透析！当地医生很无奈地告诉我，这个病房没有透析设备，要转移只能拔管。一旦拔管，患者即刻死亡；而不透析，患者也会死亡。焦灼了几小时后，患者死亡了。

这一天我的心情跌入谷底——冒着大雾连夜赶来，明明可以救活的人，却因为救治设施没能救回来。后来我给医生们上课，都强调「要在有血液透析条件的 ICU 病房内救治危重症疟疾患者」。

给国外医生讲课后，他们给高琪寄来的感谢礼物 图源：作者拍摄

70 岁，我仍奋斗一线

我今年 70 岁了，按道理我 10 年前就应该退休。

当时是 2013 年，我们正在开展国家消除疟疾行动，我继续延聘了 5 年；2018 年退休以后，我又带队参与国家对疟疾流行省消除疟疾技术评估，并准备接受 WHO 对中国消除疟疾论证。2018 年以后的工作，我都是不拿工资的。

去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卫健委评选出 10 位「最美医生」，我是其中之一，也是唯一一位公卫医生。我想这是国家对全国几十万公卫医生，特别是几十年从事疟疾防治一线人员工作成绩的肯定，我仅是其中代表之一。

63 岁时，高琪前往非洲治疗疟疾 图源：高琪

我知道在年轻医生中，流行着一种「躺平学」：「做得好或坏，反正都拿这些工资，为什么要多做？」从某些角度上我也理解这个想法，尤其公卫医生的待遇本来就更少一些。我曾遇到过让学生做某项工作，学生委婉地和我表示，这项工作对职称没有好处，不想做。

但从我的经验，希望学生们能将眼光放长远，做对自己发展有利的事，不要急功近利，尽快找到自己的热爱，这样工作也不会负于你。

除了单纯的热爱，我仍在工作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看到我们正面临的青蒿素危机。

说起青蒿素，大家仍停留在屠呦呦、诺贝尔奖，但其实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青蒿素正面临内忧外患。举个例子，我国生产的疟疾特效药-双氢青蒿素哌喹，研究时有治疗效果相似的 3 种配伍：最高剂量的双氢+最低剂量的哌喹，中等剂量的双氢和哌喹，以及最低剂量的双氢+最高剂量的哌喹。

出于生产成本考虑，厂家选择了最低剂量双氢的配伍，但随着疟原虫对青蒿素敏感性的下降，出现了复方药物的抗性。但由于调整药物剂量要按新药审批、费用也大，厂家没什么积极性。

WHO 对「部分耐药」的解释 图源：WHO

目前，虽然全球 85% 的青蒿素原料由我国生产，但全球青蒿素复方药物市场几乎由跨国大药厂占据，我国研发的另一种新型抗疟药-磷酸洛萘啶已转让给韩国，已由韩国先行生产出新型青蒿素复方（青蒿素-磷酸洛萘啶），并得到 WHO 认证。国际上，我们青蒿素的话语权在逐步削弱。

岁月不饶人。我的办公室在小山坡顶，以前上山不需要什么力气，现在有点累了。我想按我的身体，明年该彻底休息了。

不过，想到怎么防止输入再传播，等等事情，我仍有些放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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