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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首次提出内地与港澳“融合发展”意义重大，双循环应赋予大湾区作为港澳同胞“第一家园”的格局港融功能定位。 |
中评社╱题：“双循环”格局下深化粤港融合发展 作者：束沐（香港），下深
中评智库研究员、化粤合中评社研究部主任 香港与大湾区融合发展要紧抓“畅通”这个主题，双循环各界要正视两地合作面临的格局港融“通而不畅”问题，“深港同城化”需尽快提上日程，下深公共服务与城市功能规划对接等问题是化粤合亟待解决的难点。应善用大湾区坚持和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双循环政策创新空间，调整优化两地公共资源空间布局，格局港融以医疗和教育融合发展、下深双向普惠为试点，化粤合让大湾区成为港人赴内地发展的双循环“第一家园”。深港两地还应加强治理与政策协调机制的格局港融顶层设计，探索税制通、下深数据通和保障通的“新三通”体制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大会上指出，促进内地与香港、澳门融合发展、相互促进①，其中“融合发展”系首次提出。在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中，中央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高品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政策措施②。近期，
特区政府与广东省就实施《粤港合作框架协议》2020年重点工作列出57条具体措施③，促进两地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正在不断完善。 深化两地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但长期以来，由于体制机制障碍，以及思想观念的束缚和局限，粤港两地尤其是香港社会，对融合发展存在认识偏差、执行不力、成效不明显等矛盾和问题，两地虽然在硬件上已经形成“一日生活圈”的基础，但在经济民生、公共福利、社会保障等领域尚未完全对接，仍然面临不少难点和痛点。 本文将围绕如何坚持和善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以“畅通双循环”为牛鼻子，以“深港同城化”为突破口，通过统筹优化两地公共资源布局，进一步推动粤港两地融合发展，提出一些观察、思考与建议。 一、两地融合发展需摆脱思想观念束缚，香港社会应全面准确把握“双循环”本质要求，调整“惠港”片面心态，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制约 近一段时间，香港社会各界对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的涉港段落、“十四五规划”建议的对港政策部分展开热烈讨论，还有的结合国家刚刚下发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谈了香港的角色。总体来看，大部分的解读都是积极的、建设性的，但还是存在泛泛而谈、找不到重点的问题。香港社会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深入思考： 第一，“畅通”是“双循环”的牛鼻子，“通而不畅”是香港与内地融合发展面临的最突出问题。2020年以来，“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成为当仁不让的舆论热词。党和国家之所以提出“双循环”，并不仅仅是为了应对疫情、中美贸易战、逆全球化等风险，而是基于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环境与目标的科学研判。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新八字方针”，其中在“畅通”方面，中央首次提到“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④。这是中央在建国之后第二次提出“八字方针”，上一次是在1959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归根溯源，我们理解和把握“双循环”，就一定要抓住“畅通”二字，这是主要矛盾所在，也是牛鼻子。 中医有句名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暂时排除疫情“封关”影响，两地间现有7个客运关口、5个公路货运关口、2个水运关口、1个高铁关口、2条城市轨道交通对接，还有水、电、气以及蔬果副食品的24小时供应链。“通”看起来不是问题，但香港社会对两地合作的“痛点”数不胜数，这说明现有的“通”还属于低层次、低水平的“基本款”，距离“畅”以及“融合发展”的客观形势和主观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不久前，全国港澳研究会徐泽会长做了《着眼全局、因应变局，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主旨发言，列举了两地人员跨境流动、货物流动、信息流、车辆往来的障碍，以及大湾区缺乏常态化的协调机制、三地规则不对接、政策“最后一公里”等问题⑤。可见，几乎大湾区所有现存的问题总结成一个词，那就是“通而不畅”的问题。 第二，中央首次提出内地与港澳“融合发展”意义重大，应赋予大湾区作为港澳同胞“第一家园”的功能定位。习总书记在深圳重要讲话中指出促进两地融合发展，是在特区建设“十条经验”中的重要论述，具有纲领性和理论性。相较于一直以来常讲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融合”是在两岸关系上的官方表述⑥，所以此次中央首次定调港澳与内地“融合发展”意义非凡。和“融入”相比，“融合”有三大涵义：一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二是有共同目标的，这在宏观上是“一国”与“两制”的辩证统一，在微观上是深圳与香港之间“社会主义示范区”与“资本主义管辖区”的共同发展、优势互补；三是与“畅通双循环”构成了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关系。 “畅通”是“融合”的前提，而“民心相通”是“畅通”的根本宗旨。目前，两地间人流、物流的硬件交通设施齐全，近年来香港电讯企业推出“大湾区套餐”、香港银行推出“大湾区开户”等便利措施，资金流、信息流愈加畅通无阻，两地生活愈加便捷。但为何近年来两地民众心理距离越来越远？不仅港人对内地的亲近感、认同感更趋冷漠，内地民众对香港的好感度也不断下降？我们应该正视两地民心隔阂的严峻现实，坚持不懈地推动两地民心相通。但是，民心相通不是靠简单的“民心工程”，而是靠和风细雨的深耕细作，需要有政治定力和历史耐心，不求眼前或短期的成效。香港与大湾区（或深港）合作，不能只着眼于基础建设、产业政策，更关键在于人居环境。借鉴福建在两岸交流中台胞“第一家园”定位⑦，我们应该把以深圳为首的大湾区九市作为港人“第一家园”。换言之，港人到大湾区要有“家”的感觉、“家”的便利、“家”的认同。 第三，香港要尽快调整“求惠港礼包”的惯有心态，打破思维定势与既得利益格局制约。习总书记这次明确指出，特区是干出来、闯出来、创出来的。此次中央以清单批量授权方式赋予深圳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一揽子推出27条改革举措和40条首批授权事项，这恰恰说明新时代建设好经济特区，“放权赋权”才是中央最大的支持，并不是靠什么“优惠政策大礼包”。这对香港而言是一个警醒。长期以来，无论是港区代表委员在两会上的议案提案，还是部分人士对特区政府向中央“寻求政策支持”的片面期待，都凸显出当前香港社会普遍存在“等靠要”心态。 不仅如此，目前两地融合发展还受到既得利益格局的制约，利益固化带来了思维僵化。以香港部分团体人士倡议的“内地港人社区”或模仿“横琴模式”建设“香港城”为例，这些建议都为了争取内地支持香港开发商，以填海或在内地“圈地”方式获得土地资源进行开发、兴建住宅。事实上，近几十年来港资地产在广东建设了大量所谓“港式”楼盘社区，也吸引不少港人入住，但由于当地缺乏配套规划，周边公共资源难以符合“港式”标准，“香港城”基本上有形无实，当地人居环境、优质公共服务和资源供给也没有明显提升。可见，“内地港人社区”的建议本末倒置，照搬“横琴模式”更是行不通，既得利益集团先入为主的思考，往往把两地融合发展带向歧途。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关键在于顶层设计，善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通过自上而下的战略布局，打破固有资源和利益格局的限制，打通长期困扰两地融合的“肠梗阻”，令基层民众更有幸福感、获得感，真正将大湾区视为“第一家园”与“共同家园”。决不能变为少数既得利益集团争取资源、谋取私利的工具，炒作或透支大湾区概念，以至于延缓甚至阻碍两地融合发展进程。 二、调整优化两地公共资源空间布局，以医疗和教育融合发展、双向普惠为试点，让大湾区成为港人赴内地发展的“第一家园” 正如前文所述，“内地港人社区”存在本末倒置的问题，如果真正要为港人在内地发展创造更加便捷有利的条件，并非是先起楼、再量身定做一套符合港人生活方式的社区服务。问题的关键在于调整和优化粤港两地公共资源的空间布局。 香港目前的医疗、教育、养老等基本民生服务资源，总体品质虽然在全球排名前列，但存在资源短缺、过于集中、受众结构失衡等突出矛盾：一方面，由于内地高水平现代服务业供给不足，以内地旅客为主的非香港居民为了追求高品质服务涌入香港，加剧了两地社会矛盾；另一方面，正因为内地缺乏与香港品质相当的民生服务，港人赴大湾区长期居住发展的诱因不足，再加上两地社会保障制度差异，即便长居内地的港人也优先习惯于回港享受相关服务，增加了两地融合成本。 因此，调整和优化粤港两地公共资源的空间布局，需要发挥中央政府在大湾区建设全局中的统筹作用，通过科学规划、制度创新、政策对接，协调香港本地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在大湾区落地，并以公共资源带动周边配套现代服务业精准投放，进而形成群聚效应，吸引更多港人在大湾区就业创业、置业兴业，真正产生对大湾区“家”的认同感。
